蔡凱龍：普惠金融的艱難抉擇 先普還是先惠？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蔡凱龍

　　以年化36%這條線為標誌的先惠後普政策，既不符合市場規律， 也不公平。普惠金融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 普，就是數字1， 惠，就是數字0。沒有1，再多的0也沒有意義。

　　“借我6千元蓋個蔬菜大棚，買種子和肥料，我半年後一定連本帶利還給你們，除了高利貸，我實在找不到其他借錢的地方，幫幫我吧！”

　　這是在2016年2月的一天，向我們懇求的是河北省保定市順平縣一家貧困戶的一位農村婦女。順平縣是當地國家級貧困縣。我作為國內一家著名“三農”互聯網小貸企業的高管，當時跟隨我們當地加盟商的信貸員深入申請人的居住地實地考察。

　　由於“三農”互聯網小貸的借貸申請者都是農村的低收入人群，沒有固定收入，沒有信用，也沒有資產抵押，因此，貸款都是無抵押的高風險信用貸， 信貸員需要深入了解申請人，評估其還款能力和意願後決定是否放款。

　　信貸員詳細分析了這位申請人的家庭收入、財務狀況和家庭背景後，確認該申請人還款意願是夠的，但是對其還款能力表示質疑。 該戶全家老小6口人的唯一收入是申請人丈夫在保定市打工的微薄收入，扣除家庭必要支出後所剩不多，而且大棚蔬菜種植不確定性風險因素較多。信貸員對是否貸款給這位申請人猶豫不決。

　　這位婦人給我們算了一筆账：她們家一畝地建一個普通蔬菜大棚需要4000元， 半年種植的種子肥料等差不多需要2000元。地是自己的地，自己去種可以省人工成本。 他們計劃夏天種草莓，冬天種黃秋葵，中間還可以種一些長得快的蔬菜，按照市場價格保守估算，一年估計能獲利一萬元，半年內就能償還正常的本息甚至還有盈余。

　　農婦的規劃聽起來很有說服力，可是信貸員最後還是忍下心拒絕了這筆貸款， 因為公司資金渠道有限，資金成本較高，加上必要的高壞账撥備和風控成本，公司的加盟模式和推廣運營成本，費用加利息換算成綜合年化利率最低在40%， 沒辦法不超過36%。 而2015年8月27日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乾問題的規定》裡，對民間借貸36%以上不予保護。

　　這樣的案例在我考察過程中屢見不鮮。

　　這個信貸員面臨的難題，恰恰就是中國普惠金融的發展進入深水區的一個縮影。

　　中國普惠金融成績斐然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這一概念由聯合國在2005年提出，指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等弱勢群體是其重點服務對象。

　　發展和推動普惠金融是當今世界的重要趨勢，為各個國家金融發展的重點。 而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高度重視普惠金融發展。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發展普惠金融”確立為國家戰略；2015年底國務院印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上， 普惠金融成為重要議題之一。 在峰會上，中國作為東道主，提出制定《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倡導利用數字技術推動全球普惠金融的發展。

　　在政策大力支持下，以國有4大銀行為代表的傳統金融和以螞蟻金服為代表的金融科技公司，作為兩大主力軍，推動中國的普惠金融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

　　根據銀保監會2018年9月發布的《中國普惠金融發展情況報告》摘編版公布的相關數據：截至 2017 年末，銀行業網點鄉鎮覆蓋率達到 96% ；農業保險服務網點鄉鎮覆蓋率達到 95%， 全國行政村的基礎金融服務覆蓋率超過 96% 。銀行業金融機構為607 萬建檔立卡貧困戶提供 了2497 億元扶貧小額貸款，四分之一的貧困戶獲得扶貧小額貸款。在這個基礎上，中央財政下達2018年普惠金融發展專項資金100億元，引導金融資源流向基礎金融服務薄弱地區。 

　　與銀行主要依靠資金優勢和政策傾斜不同， 金融科技公司主要依托於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信息收集、市場推廣、風險管理、貸後管理上有著成本低、效率高的優勢。尤其在偏遠貧困地區， 金融科技在解決金融服務最後一公里上有巨大的潛力。 以支付為例，中國人民銀行的調查則顯示：2017年全國使用電子支付的成年人比例為77%，其中農村地區為67%。

　　普惠金融在深水區面臨難題

　　然而在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我們還需要看到中國普惠金融已經進入深水區，面臨亟待解決的難題。

　　普惠金融的核心是讓金融既普又惠。 普，指的是擴大金融服務範圍，讓更多的人成為服務對象。 而惠，是指把金融服務成本控制在可負擔範圍內。擴大金融服務範圍和控制金融服務成本，普和惠，兩者有天生的矛盾。一味追求擴大金融服務，金融成本就無法控制， 如果嚴格控制金融成本，就會抑製金融服務的範圍。 

　　英語“low handling fruit“ ， 意思相對比較容易摘取的果實。目前普惠金融的主要成績，來自相對容易的人群。 這部分人群雖然之前無法獲得金融服務，但是他們的基本條件尚可，因此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不管是傳統金融還是金融科技公司，都能在較低的金融成本下，擴大金融服務範圍，做到既普又惠。

　　然而， 低懸的果實總有摘完的一天， 中國普惠金融要取得全面勝利，不得不面對難啃的骨頭， 在普和惠之間做出艱難的選擇。世界銀行2017年發布的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報告指出， 中國還有近2億農村人口沒有享受正規的金融服務。 正如前文提到的信貸員一樣，面對基本條件更差的貧困人群，面對2億人群中的一員，在無法同時兼顧普和惠的情況下，如何抉擇？

　　先普還是先惠？

　　高法劃出年化36%這道利率紅線，不管是否出於監管者本意，注定讓普惠金融在攻堅戰裡，只能選擇先惠後普。先惠後普有一定的存在道理：普惠金融需要考慮接受金融服務對象的承受能力，是一種負責任的金融，而不是隻一味追求市場利潤最終有可能演化成掠奪性金融。 然而。 先惠後普的合理性是有兩個前提條件的：一，符合市場規律， 即政策推行要遵循可持續商業發展的原則；二， 體現公平原則 ，普惠金融的對象和實施者需要公平的環境。

　　然而， 以年化36%這條線為標誌的先惠後普政策，既不符合市場規律， 也不公平。

　　2015年8月7日，最高法《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乾問題的規定》明確指出，民間借貸利率24%以下受法律保護，36%以上不受保護。根據最高法數據，2011-2015年，民間借貸糾紛大幅上升，每年保持20%的平均增速增長，民間借貸糾紛已經成為繼婚姻家庭之後列第二位的民事訴訟類型，最高法為了充分保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並緩解民事審判工作壓力，才發布新規。 最高法的利率規定針對的是普通民間貸款，參照的是央行貸款基準利率。最高法發言人杜萬華在發布規定當天回答記者提問時回答：“我們在制定《司法解釋》的時候就研究過從古到今利率的變化，特別是1990年以來10多年央行利率頒布的整個利率的線索，我們研究以後發現，央行頒布的貸款基準利率變化比較大，最低是百分之二點幾，最高的是百分之十二點幾，中間較多的是5%~8%，最後我們選了中間值6%，又參照傳統四倍的含義，四六二十四，就是這樣來的。”

　　影響力如此巨大的利率管制紅線，居然是由法院這樣一個司法部門頒布的，初衷居然是為了“緩解民事審判工作壓力”， 其“取中間值”“按照傳統四倍”的計算方法也過於草率。 難道不應該由跟經濟和金融直接相關的監管部門， 在經過詳細論證、充分吸取市場和學界意見後，最後找出科學的、符合市場規律的，甚至是一個動態的、因地製宜的利率管制空間嗎？

　　很多人認為年化36%紅線合理， 認定超過年化36%的合法行業不存在，只有暴利的非法行業才能達到這樣的高回報率。 因此，利率管制在36%就是為了防止借錢給暴利非法行業。

　　然而，這種想法過於以偏概全。筆者剛從紐約華爾街投行回國加入“三農”互聯網借貸公司，對公司商業模式最大的疑問就是：農民如何能夠有能力找到36%以上的機會來還清借貸。在筆者熟悉的美國金融市場環境中，年化回報超過10%都已經很可觀，更不用說36%， 畢竟股神巴菲特也只能保持在21%的長期年複合回報率。 當時董事長語重心長地跟我說：中國很大，國情特殊，特別是在農村和偏遠地區。 他建議我要“接地氣”，不要老在北京公司總部，而是脫下西裝，和信貸員深入農村第一線去實地考察。於是就有了前文我和信貸員實地考察的一幕。 

　　事實勝於雄辯，中國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相對閉塞，信息不對稱，金融服務欠缺。因此，在這種特定環境下， 成熟的金融市場中罕見的高利率、高風險和高回報的機會就有生存的土壤。 而這些貧困地區的農民，缺的就是能讓他們實現脫貧致富的機會和資金。 這也是普惠金融最具挑戰的亟待攻克的最後一座堡壘。 然而年化不超過36%這條不符合市場規律的紅線，死死綁住了普惠金融的手腳，同時也剝奪了貧困人民脫貧的機會。信貸員選擇拒絕給貧困農婦放款，不是對她大棚種植蔬菜質疑，而在於合理的市場貸款利率超過36%，違反了現行監管政策， 只能放棄這筆貸款。

　　被36%高壓線影響最大的是金融科技公司。在推進普惠金融的兩大主力中，各有分工：傳統金融在“惠”上面大展拳腳， 金融科技公司在”普“上大顯身手， 兩者互為補充，差異競爭。  然而用不合理的利率高壓線，顯然對傳統金融影響不大，傳統金融的普惠金融的成本較低，客戶群也相對優質，屬於既普又惠的客群。 然而對金融科技公司卻是致命的， 以技術為優勢把金融服務覆蓋到最偏遠的貧困地區，屬於能普卻不惠的客群。因此市場化的利率要求是較高的。尤其是2016年以來對金融科技公司在監管上趨嚴，備案和牌照遲遲無法推出，金融科技公司的資金來源處處受限，資金成本節節高升，運營成本進一步加大。 金融科技公司在推行普惠時經常面臨像前文信貸員那樣的的困境：經過審慎評估，對方也有能力、有意願還，因為碰到利率紅線而被迫放棄。 

　　這種既不符合市場規律、又不公平的先惠後普的政策所產生的後果，就是人為創造出金融服務真空，任由地下金融肆虐。最受傷的就是這群普惠金融幫助對象的貧困低收入人群。 他們的金融需求本該由正規金融按照市場定價去服務， 現在只能轉向高利貸、套路貸，甚至讓人聞風喪膽的超利貸。

　　今年央視315晚會集中報導的眾多“714高炮”超利貸，揭示這一行業的血腥 。所謂714，指的是那些期限為7天或者14天的高利息網絡貸款，而高炮，指的是其綜合年化利率達到1000%的極高的利率，加上高額砍頭息和逾期費用。在對現金貸嚴格監管一年多後，還有如此眾多明目張膽的超利貸， 根源在於，龐大無信用低收入民眾短期借貸需求無法在正規市場得到滿足，不得不尋求非法地下金融。

　　如今，普惠金融已經進入攻堅戰， 要取得普惠金融的全面勝利，需要從先惠後普逐步轉變成先普後惠。 先普，即擴大金融服務範圍，適當調整過於嚴格不符合市場規律的利率管制。 重新組織監管，學界和業界，討論符合市場規律並公平的動態利率管制方法。 後惠，即推動信息共享，提倡傳統金融採用數字金融，支持科技金融公司降低資金成本，讓兩大主力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在各自擅長的領域發揮優勢雙管齊下，讓普惠金融的成本越來越低，最終實現既普又惠的宏偉目標。

　　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稱：“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有融資的機會，遠比融資價格重要。”

　　普惠金融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 普，就是數字1， 惠，就是數字0。沒有1，再多的0也沒有意義。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評論員，金融科技專家，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科技研究所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