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論尊碑曰：“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
自康有為“尊魏卑唐”論一出，後人關於碑學帖學優劣之論爭，雖綿延百餘年，然皆有曲解康、包之本意也，以絕對的二元對立思維強分優劣，實際陷入一種階級鬥爭學說的怪圈，終非的論！另，康氏言尊碑，乃因臨六朝碑版可以考隸楷之變，各體皆備，此非唐碑所能及也。考隸楷之變，又體現了康氏典型的變法思想，此深契吾意焉。是故，書法之佳妙處乃在於變，唯以變方可統攝筆法之萬端。以書體的定型化作為藝術成熟的最高標準，是一種僵化的思維，故以余觀之，若以字體論，尚有合契處，若以書體論，當為不妥。
一部書法史，當是一部書體演變史，然若津津於隸變、楷化、草化之概念，則仍陷於書體之糾葛也，去書法本質遠矣。既然隸書，又如何變化？既然言變化，又何必糾纏於隸書之概念？篆隸書概念的產生，源於漢代古文經學，用康有為的話來說，是漢代古文經學家劉歆偽造的概念。當然，若全依康氏之言，則不免極端，但即便言隸，也不必完全將其作為一種定型化的書體。書之成體，則必定型化。書與書體，非可以等同視之矣。
碑學被認為是康有為一大理論貢獻，且康有為尊碑幾已成後世學界一大共識。然後世對康有為誤讀太多，康有為尊碑為實，然言其抑帖則決不屬實。康氏推崇王羲之和帖學不下於尊碑。如《廣藝舟雙楫》本漢篇中曾言“右軍惟善學古人，而變其面目，後世師右軍面目而失其神理，楊少師變右軍面目而神理自得，蓋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
康有為這句話說得十分明確，他之推崇王右軍，乃因其師古法而又變古法，此古法即指漢人法。也就是說，康有為並未貶低帖學，貶低王羲之，但其推崇王羲之，乃在於推崇王羲之之所學所師之跡，而非王羲之本身。這是康有為書論的吊詭之處。康有為本意其實並未言碑學帖學之高下優劣，而真正意圖是本漢！他說儘管王羲之很不錯，但後世學王僅得其院體之貌，唯有楊少師能以漢分作草，實乃高妙！
我們再看看王右軍自己的言說：“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又於從兄處見張昶《華嶽碑》，遂改本師，於眾碑學習焉。”
王羲之所學，絕不是平地起風雷，而恰恰是以漢人為師，李斯、曹喜、蔡邕、張芝、鍾繇、梁鵠等，篆籀、漢隸、分書、真書、章草都是他取法的對象，故王羲之書也絕不僅僅是一個帖學的概念所能囊括的，只不過王羲之書多以帖本墨跡流傳而已。帖學的概念到了宋代《淳化閣帖》的出現才開始濫觴。然強以碑帖之別而分之並強論其高下，實已入二元對立僵化之思維泥淖！
其實，魏晉之際，豈止北碑師法漢人跡，南朝諸碑，皆莫不有漢分筆意！若《谷朗》、《爨寶子》、《爨龍顏》、《吊比乾文》等，皆莫不有分書意，此碑耶？帖耶？故後世強以碑帖分界，並言其用筆之別，實人為割裂二者之有機整體，碑帖用筆非有大別，實碑之筆近於真，帖之筆近於行草，故碑帖本無別，實真書與行草之別也。
然真書與行草果有別乎？曰，有別又無別。若言有別，實書體進化之別，此有別，實又無別也，真書與行草皆由漢分進化而來，故其有體態之別，但其跡則同根，故無用筆本質之別，若強言其別，實強言人類與人類、男人與男人、女人與女人、父子與兄弟人種之別也！體質之別焉能等同於人種之別乎？
所以，康有為也同樣推崇顏真卿，而並不是我們今天所認為的康“尊魏卑唐”，這只是其字面意思，而非其原意。康氏獨尊顏平原，原因就在於，顏平原《裴將軍碑》用筆之妙，即在於於行草之中融入漢分筆意，故得其殊理異態，此顏平原變化之妙造也！
康有為說：“右軍所采之博，所師之古如此。今人未嘗師右軍之所師，豈能步趨右軍也？”誠哉斯言！今之津津於右軍者，豈非康氏所言之書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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