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綽
這是一座塞外小城，其城市歷史僅300余年，卻有著豐富的多民族歷史文化內涵。在滿清時期還一度迅速崛起，成為第二政治中心，是滿清控制蒙藏的政治中心。如今承德已發展為著名的旅遊城市和避暑聖地。城市雖小，但其歷史經歷可謂跌宕起伏，值得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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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位於河北省東北部燕山腹地。其地理位置南鄰京津，北接赤峰市，東西與朝陽、秦皇島、唐山、張家口市相鄰，是連接京、津、冀、遼、蒙的重要節點。
承德建城歷史至今為止僅有300余年，但並不妨礙其成為聞名中外的歷史文化名城。雖然承德城興起很晚，但就整個承德地區來講，歷史卻十分悠久。
清以前：名不見經傳的邊荒棄地
根據出土文物考證，承德一帶早在中原龍山文化時期就有原始人活動和居住。說明早在新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即勞動、生息在這塊土地上，在這裡曾發現的石斧、網墜、陶鬲等豐富的歷史文物，就是有人類在這裡繁衍生息的痕跡。
殷周時期，這裡是山戎、東胡等少數民族活動的區域，是燕侯的勢力範圍。戰國時期，承德一帶隸屬於燕國設定的漁陽、右北平、遼西三郡。據《史記·匈奴傳》記載，燕國曾在這一帶修築長城，現在長城遺址仍然依稀可見。秦始皇滅燕後，沿燕製不變。
西漢時期，漢武帝設幽州刺史部。歷兩漢、三國至魏晉，承德一代始終為幽州屬地。在此期間，匈奴、烏桓、鮮卑等少數民族曾先後在此遊牧雜居，但中央政權始終在幽州設立專門機構控制這些民族。
隨著漢王朝的日薄西山，中央政府逐漸無暇北顧，這些少數民族也不斷借機壯大自身實力，成為漢族政權的重要威脅，東西漢時，承德地區先屬烏桓，後為鮮卑族管轄。
漁陽、北平及遼西部分區域即為今天的承德地區
東漢末年，漢室宗親劉虞先後任幽州刺史、幽州牧，在任期間施行寬政，精簡部隊，平定烏桓叛亂，在鮮卑、烏桓、夫余、濊（huì）貊（mò）等外族間有崇高威望，各族隨時朝貢，不敢侵擾。
《後漢書》記載：
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余，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
由此可見，幽州地處邊塞，本為窮州，且因戰亂交通斷絕，難以調度金錢。由於劉虞的寬政，使得這一地區得以自給自足，遠近原本作風奢侈的豪族，都被他感化而改變風氣。在這一時期，承德地區的經濟得到了初步發展。
兩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更加強盛，他們往往以承德地區為切入點進入幽州，並向中原發展。
《晉書》記載，晉武帝太康元年，增置郡國二十三後，幽州轄境日漸縮小。
五胡亂華後，承德地區主要被鮮卑族佔據。其中，慕容鮮卑兼並宇文鮮卑和段氏鮮卑，先後建立前燕、後燕政權。在後燕極盛時期，“南至琅琊，東訖遼海，西屆河汾，北暨燕代”，包括河北、山東、山西和河南、遼寧的一部分。此階段，承德地區皆歸慕容部統治。
公元398年，在擊敗勁敵後燕後，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權，此時幽州僅領燕、范陽、漁陽三郡，承德地區又成為北魏之地。自東晉至南北朝時期，各少數民族大量遷居幽州，各族人民在這一地域進一步融合。
隋朝時期，行政區劃經歷了兩次重大變化。鑒於從東漢末年開始的州郡縣三級製已經混亂不堪，隋文帝楊堅廢除天下郡置，改為州縣二級製，以州直接統縣。隋煬帝即位後，又罷州置郡，實行郡縣二級製，改幽州為涿郡，治所為薊縣，位於今北京市境內。
此時居住在承德地區的主要是奚族、靄族及契丹人。唐武德元年（618年），佔據涿郡的軍閥羅藝歸降唐朝，這一戰略要地為唐所得後，複改涿郡為幽州，更薊城為幽州城，並為幽州治所。
這一時期，承德及周邊地區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每當國勢強大時，必以此區域為經略基地，用以開拓疆土；國勢衰微之時，則成為軍事防守的要地；國勢穩定之時，成為北方的一個貿易中心，促進漢族與北部遊牧民族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
隋朝行政區劃
五代、遼、金時期，北方少數民族相繼建立強大的政權，並不斷入主中原，歷南宋、北宋兩朝，承德地區完全成為少數民族統治的地區，並成為他們南進的後方基地。
遼代設“五京”，根據《遼史》中相關記載，承德地區大部分地域屬於“中京”（位於今內蒙古赤峰市內）大定府，包括今豐寧、圍場，隆化、灤平、興隆及承德市、承德縣部分地域。遼亡後，金改稱其為“北京路大定府”。至元代蒙古人統一全國，承德地區的古代少數民族與漢族融合進一步加深。
承德地區見證了遼中京的興衰
明代，承德大部地域屬於京師北平府，只有南部部分地域屬於永平府。據《熱河志》記載，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放棄對承德地區的直接管轄，將其賜予蒙古部落，所轄州縣百姓紛紛南遷，承德一代變為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隔離帶，成為喀喇沁、察哈爾等蒙古族的遊牧地。
直到清朝初年，該地區改稱熱河上營（現承德市區），也沒有設立正式的管理機構，是一個“名號不掌於職方”的小村落。由於明代與北方少數民族關係一直十分緊張，承德地區成為守衛京師，防止蒙古人向南騷擾的前沿之一。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承德地區在經濟上呈現出農、牧、狩獵、手工業並舉的多種經營方式，文化上也表現為典型的多民族混合形態。
秦漢以後漫長的帝國歷史中，這裡的漢、匈奴、烏桓、鮮卑、庫莫奚、契丹、突厥、蒙古等各民族的經濟文化得到進一步發展。
清以後：控制蒙藏的政治分中心
清朝時期，承德地區迅速興起，並逐漸成為了朝廷政治分中心，特別是成為了清朝處理民族事務，加強民族控制的特殊地點。為了能夠更清晰地體現發展歷程，我們先對清朝統治時期承德地區的大事記進行梳理：
康熙初，該地區只有兩個小居民點，分別為熱河上營和熱河下營；
康熙十六年（1677），在河北北部圍場縣一帶設定“木蘭圍場”，用於以圍獵方式進行的軍事演習；
康熙四十二年（1703），開始修建熱河行宮，周邊人口與日俱增；
康熙五十年（1711），熱河行宮初具規模，更名為避暑山莊；
雍正元年（1723），設立熱河廳，第二年設熱河總管，統理東蒙民政事務；
雍正十一年（1733），取承受先祖德澤之義，罷熱河廳設承德直隸州，此為“承德”名稱的由來；
乾隆七年（1742），廢州，仍設熱河廳；
乾隆四十三年（1778），改設承德府。統領一州五縣。即平泉州、灤平縣、豐寧縣、赤峰縣、建昌縣、朝陽縣；
嘉慶七年（1809）建立熱河督統署。
下令建造熱河行宮（避暑山莊）的康熙帝
可以看出，承德的發展是在建立皇家行宮的基礎上，逐漸實現城鎮化，其發展歷程可謂獨樹一幟。
在古代，新城市往往自然興起於經濟發達或交通樞紐之地，而純粹為軍事、政治目的而設的城市也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而承德完成這個過程僅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就於塞外山間突然興起。
表面上，承德只是為皇帝提供巡狩駐蹕、消夏解暑之便，實際上有清一朝，尤其是“康、乾、嘉”三代，皇帝每年幾乎有半年時間來此避暑和處理朝政，接見少數民族王公及外國使節，儼然起到了政治分中心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甚至具有了“陪都”的性質。這是刺激承德這座城市勃然興起的根本原因。
至於為何選擇承德而不是其他城市，其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承德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為皇室提供了便利。
今天看來，承德的地理位置毗鄰京、津，西鄰張家口，東接遼寧，北靠內蒙、南倚秦皇島、唐山，是燕山腹地、渤海之濱重要的區域性城市。而在當時，承德地區是“左通遼沈，右引回回，北控蒙古，南製天下”之地，具有重要的地理戰略意義。
由於這裡的山川、氣候、物產等自然條件得天獨厚，既可消夏避暑，又可聯絡蒙古，鞏固邊防，因此幾位清帝才致力於興建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並奠定了城市之基，成為清王朝的夏都。因此，承德是一個先有皇家園林和皇家寺廟群，而後有人口聚集的城市。
其次，承德的興起與清朝民族間關係和北方形勢密切相關。
蒙古問題始終是清初民族關係的主要問題，生存於白山黑水的滿族，在民族統一和建立國家的過程中，與蒙古各部有著複雜的關係。
清初，康熙皇帝曾成功擊退準噶爾汗國的進攻，但其勢仍大，隱患始終未曾消除，為加強對蒙古的控制，同時遏製沙俄侵略，康熙以武力平叛的同時對蒙古各部采取懷柔政策，代替歷代用長城進行民族隔離的辦法。
因此，在承德開辟行宮，作為專門處理民族的事務的場所，能夠體現出對蒙古各部的恩典，而蒙古各部大多信仰喇嘛教，因此又在周圍興建了許多大型藏傳佛教寺廟，大面積的宗教建築放在首都顯然多有不便。另外相較於關內，承德的氣候更接近蒙古各部居住區域的氣候。多種因素相加，最終才選擇了承德這一特殊地點。
因此，承德絕不僅僅是用於消夏避暑的休閑之地，作為各民族的結合部，承德還具備了兩項特殊職能：處理民族事務和開展宗教活動。正因如此，承德這座城市在滿清控制蒙藏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民國時期的歷史，在此不做贅述。1955年12月，熱河省撤銷，承德市歸入河北省。1993年7月1日，地、市合並，實行市管縣的管理體制，承德市共轄八縣三區，即為目前的行政區劃。
文化遺產：避暑山莊與外八廟
前文提及，承德歷來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各民族相互之間關係複雜，在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過程之中，也留存下了輝煌的文化遺產。其中，又以避暑山莊和外八廟為典型代表。
承德避暑山莊，舊稱熱河行宮，承德人又叫它離宮，佔地面積達 564萬平方米，約佔市區面積的一半，因其恢弘大氣的建築風格、風景秀麗的景色為人們所稱奇。
避暑山莊始建於 1703年，歷經三代皇帝才建成，集南北園林建築藝術之精華，兼具南秀北雄之韻美，園中有園，勝景薈萃，被康熙譽為“自有山川開北極，天然風景勝西湖”，是我國著名的旅遊和避暑勝地。
除卻雅致的風景、獨特的建築因素外，其自身的歷史內涵也是一大吸引力。自康熙起，歷代清朝皇帝便在此處避暑，處理政事，造就了承德避暑山莊今天的歷史文化價值，也是我國多民族帝國形成的一個重要的見證。
避暑山莊修建以後，歷代皇帝在此積極接見各地的使節，促進與各個民族的溝通和交流。從康熙到乾隆，先後接見了藏族、哈薩克族以及高山族等等少數民族的高層人物，從而實現了多民族帝國的大一統。同時，清朝皇帝們還在此接見了眾多宗教人物。除此之外，避暑山莊還見證了清朝與國外的溝通與交流，皇帝在此接見來自各國的外國使節，將中國的文化傳到世界，也獲得了來自國外的諸多資訊。
在避暑山莊的東北方向，如眾星拱月一般拱衛著山莊的是八座喇嘛廟，因承德地處北京和長城以外，故稱“外八廟”，先後於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間陸續建成，這是當時清政府從事宗教相關政治活動的重要場所。
清朝初年，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勢力強盛，信眾龐大，佛經教義可謂蒙、藏人民的精神支柱。清政府為加強對北疆的統治，對邊疆各少數民族實行懷柔政策。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蒙藏民族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以習俗為治”的方針。
皇帝每年夏秋在此處理軍政要務之時，大批蒙藏等少數民族首領和外國使臣都要到承德謁見皇帝，參加慶典。由此，清廷便在承德大興土木，建造廟宇，為來朝的上層政教人物提供瞻禮和膜拜等佛事活動場所，意圖達到“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的政治目的，功能上與避暑山莊相輔相成，互為補遺。
其中，“普陀宗乘之廟”是外八廟中規模最大的一座廟宇，該寺廟仿西藏布達拉宮修建，在漢族傳統建築的基礎上融合了藏族建築特點，是漢藏建築藝術交融的典範。“普陀宗乘”即藏語“布達拉”的漢譯。在建築風格上，其金碧輝煌的風格，與古樸淡雅為主的避暑山莊形成鮮明對照。
地方方言：標準“國語”的由來
關於標準國語，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河北人說話的口音最接近國語，而承德人又是河北各地中國語最標準的。但在生活中，很多人對這一說法提出了質疑，認為承德人說話也同樣有口音，部分地區反而更加類似東北、內蒙。那麽，其中的歷史究竟是怎樣的呢？
承德，的確曾作為國語標準音采集地。1956年，國家語音工作人員曾先後兩次來到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金溝屯村進行國語標準音采集。
從方言分類譜系上看，承德方言屬官話方言——北京官話——懷（柔）承（德）片，可知，承德方言與國語極為接近。由於承德的衰落始於明末，興起始於清初，因此我們就從明末清初開始，探究承德地區方言的發展。
前文提及，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間，將長城以北的今承德地區全部交由蒙古部族統轄，致使承德成為蒙古遊牧區。明朝後期，漢蒙之間的局部戰爭更加激烈，導致承德地區一度成為“無人區”。
明亡後，承德地區在很長一段時間中都處於人煙稀少的境地，直至清康熙年間才逐漸恢復元氣，導致傳統的方言土語消失殆盡。而清初承德地區的主體民族主要是滿族和蒙古族，沒有其他漢人方言對本地方言的影響，使得這裡的語言環境相對單純，在語言學上被稱為“方言島”。
隨著清朝統治的逐漸穩固，從關外遷來的旗人逐漸構成了承德地區人口的主體。我國著名語言學家愛新覺羅.瀛生指出，在清軍入關直至康熙前期，滿人是不諳漢語的，操的都是滿語，他們所說的“官話”形成於清軍入關後旗人說的東北方言與原北京地區語言的融合。
而所謂國語，即“普遍通用”之意，只有官方認證的語言，才是普遍通用的。在清朝300余年間，最擅長說官話的就是旗人。旗人，是上流階級的代名詞，而旗人的話也逐漸被視為北京官話的楷范。語言一旦被標準化，就成為各地人模仿學習的權威方言。
另外，承德多有京師的商人、小販、腳力等來往，承德也成了北京人的聚居地之一。由於不斷地交流、同化，承德人就有了“標準的國語”。
這種漢語不同於明代以江淮官話為基礎的語言，是一種糅合滿漢口音、愈發、詞匯的方言，類似原北京方言，但減少了吞音、變音等。隨著滿漢融合，漢語逐漸佔據了優勢，直至清末滿語式微，人們就幾乎隻說漢語了。我們今日所提到的國語，便是由此而來。
據灤平縣當地老人稱，從清朝流傳下來的方言的特點就是音準分明，語調稍硬一點，尤其是沒有尾音，顯得直接、清晰、明確，這與我們今日對國語的認知極為接近。
至於今天關於國語的種種爭論，也許已經不再重要。但通過厘清歷史脈絡，探究不同方言形成背後的故事，卻不失為一種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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