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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圈|電影《奪冠》中的這些情節,在中國女排歷史上都真實發生過

文 |郝琪

編輯 |向榮

9月25日,電影《奪冠》上映,比原定的上映日期整整晚了8個月。

儘管片尾寫明“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但影評網站上,觀眾對《奪冠》的認可,很大程度上來自它紀錄片般的真實質感。

電影講述了中國女排30余年的沉浮,涉及的故事早已被無數文字、影視作品反覆呈現過。鞏俐出演郎平時甚至表達過擔憂:郎平家喻戶曉,表演只要“有一絲跑神,就可能造成失誤”。

導演陳可辛的壓力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讓觀眾在已知劇情的情況下,還能把電影看下去,他選擇“在每一個細節上都盡量去還原”。因此,《奪冠》帶來這樣一種獨特的觀影體驗:你知悉一切,卻仍會被緊張氛圍感染,仿佛置身比賽現場,為每一次得分歡呼。

這部影片的命運與女排奪冠的過程形成了奇妙的對照。2020年1月21日,《奪冠》超前觀影會後,陳可辛感慨:“拍之前,只知道什麽叫女排精神。拍完之後,感受到了女排精神在推著我們去做一件事情”——最初“沒有把握”,但是“一分一分咬牙”扛下來。

兩天后,新冠疫情蔓延,《奪冠》不得不臨時取消春節檔的上映計劃。8個月後,疫情帶來的低迷逐漸散去,而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不確定性卻越來越強。人們此時正需要振奮和鼓舞,把那些看上去沒有把握的事情,一件一件扛下去。

這部用“女排精神”貫穿全片的電影,恰逢其時地和觀眾見面了。

1

陳可辛期待通過電影的細節和故事,來體現冠軍背後的真實生活。

電影開拍一年前,劇組就在全國範圍內尋找演員。最初找的是專業演員,教她們排球,效果不佳。陳可辛就轉換思路,在全國上萬名排球運動員中海選,歷經為期半年的淘汰和表演訓練,定下12名運動員飾演老女排隊員。

陳可辛說,這12名演員“帶著熱愛排球的夢來這個戲”,“基本上不用調她們的戲”,只要給她們機會去表現自己。新女排的部分,朱婷、丁霞、張常寧、惠若琪等人自己演自己,編劇寫的台詞,若有人提出異議,那就改,改成她們平時說話的樣子。

《奪冠》中,郎平是主角。出演年輕郎平的是她的女兒白浪。白浪也是一名運動員,身高、體型與年輕時的母親如出一轍。中年郎平由鞏俐飾演,白浪第一次在片場看到化完妝的鞏俐,嚇了一跳,“太像我媽媽了!”

開拍前,鞏俐採訪了郎平及目前女排國家隊的所有運動員。她去寧波北侖排球基地看女排集訓。10多天裡,鞏俐每天上午8點看訓練,中午休息一小時,下午繼續看。

她站得離郎平很近,隨時用筆寫下郎導說的話。郎平也在盡力成全鞏俐。平常訓練她總是坐著,因為全身上下做過不下10次手術。鞏俐在北侖的十多天裡,郎平始終站著——因為電影中的郎平是站著的,她要讓鞏俐看到執教時的聲音與狀態。

鞏俐抓到了郎平的精髓。短發、細框眼鏡、站姿微駝。不光是外表,她走路慢,身體向後仰,肩膀比較端,得分時高高舉起的大拇指、臉上常帶的肅殺神情、說話的口吻,都與郎平如出一轍。惠若琪回憶,鞏俐第一天走進片場,女排姑娘們驚呼太像了,從此喊她“郎導”。

陳可辛在媒體觀影會上說,拍攝時,他時常覺得是在拍紀錄片。“我只要給她們很大的自由度,鏡頭盡量不要鎖定她們怎麽做怎麽走,盡量跟著拍,就能拍出她們的風采。”

陳可辛說,《奪冠》不是模仿秀,更重要的是達到那個氛圍。氛圍要靠情緒營造、情感帶動,情感無法偽裝。拍攝現場,導演與表演指導幾乎不講技巧,而是不斷引導女排選手們進入情境,激發她們的自然反應。

有一場戲是,裡約奧運會上對戰巴西隊比賽前夜,女排隊員們有一次深談。為了讓向來克制內斂的朱婷爆發,表演指導李雅菂問她,如果沒有郎導,你在哪,如果不是排球,你現在會做什麽?朱婷被戳中,忍不住坐在牆角失聲痛哭,李雅菂也跟著哭。

電影點映時,許多觀眾看著那場深談,也留下了眼淚。

2

有女排情結的人,可以把《奪冠》作為一次考據,在無數細節中搜尋關於女排的記憶,獲得情感共鳴。

故事從上世紀80年代講起,中國女排在那時開啟風起雲湧的五連冠。以人物經歷為線索,穿插起歷史脈絡,這正是陳可辛最擅長的。

當時,中國剛剛邁出與世界接軌的第一步,學術、文藝、實業迎來發展機遇,人們在興奮之餘也感受著落差,急需精神鼓舞。電影中,吳剛飾演的主教練對隊員們說:“我們要證明給他們所有人看,中國人,行的。”

1978年,未滿18歲的郎平第一次出國打國際比賽,以絕對主力的身份亮相曼谷亞運會。當時16歲的陳可辛在泰國讀中學,他站在球場邊,看著白衣白褲的中國女排選手在賽場上大放異彩,深感震撼:“那一幕遠遠超越了排球,是全民跟體育本身的互動,也是中國人跟國際的接軌。”

但16歲的陳可辛不知道,為了取得勝利,女排隊員們經受了怎樣的魔鬼訓練。影片中展現的訓練場景都在還原歷史:訓練館的模樣、凝固的血漬與訓練服、扣好150個球才能去吃飯……《奪冠》中,青年郎平因為訓練太辛苦,打算放棄,又被教練說回來。現實中,這件事發生在王麗娜身上。她1996年進入國家隊,當時郎平是國家隊主教練。王麗娜身體不適,訓練不使勁,郎平批評她:“如果碰到打比賽你怎麽辦,你能跟裁判說過兩天再打嗎?”王麗娜認為教練不近情理,賭氣往門外跑。郎平對她說:“你出了這個門,就不要再進來了。”王麗娜轉身回來訓練。

電影裡,第一次出國比賽前在候機廳喝咖啡的段落也真實發生過。現實中,與郎平喝咖啡的是隊長張蓉芳,一杯速溶咖啡五毛錢,用簡易的杯子裝著。那次比賽,中國女排贏球了,從此,兩人便覺得“咖啡”與“贏球”有某種聯繫,每回出戰,都要在機場喝上一杯。

1986年,“五連冠”時期的女排隊員幾乎全部退役。她們當中,一些走上仕途,比如孫晉芳、張蓉芳和朱玲。一些進入商界,像是梁豔、楊希、曹慧英。陳亞瓊成了新華社駐港記者。周曉蘭隨丈夫赴冰島執教。侯玉珠進入對外經貿大學讀書。

郎平退役後,進入北京師范大學外語系學習英語。1987年,她以公派自費的方式到美國新墨西哥大學留學,攻讀體育管理專業碩士學位。

對於郎平的“出走”,很多人覺得意外。郎平在自傳中寫道:“我的名字,即使從女排的隊伍中撤下來,也不應該從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中消失,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應該加入這股‘出國潮’。”

她感到自己被“誤解”了。“我不是怕‘虧待’”,恰恰相反,郎平覺得“國家和人民待我太好”,她不能躺在冠軍的榮譽上吃一輩子老本。她想拋掉過去,從頭開始。她將獎杯、獎狀統統鎖在北京的小屋裡,毅然決然去了美國。

很快,中國女排青黃不接,陷入低谷。“女排精神”成為人們燦爛卻難以重現的過往回憶。

1995年,郎平回國執教。帶領中國女排獲得1995年世錦賽季軍、1996年奧運會亞軍、1998年世錦賽亞軍。1999年,郎平卸任國家隊主教練,再次出國。2005年,在思考了3個月後,郎平接受了美國女排主教練的工作。這件事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不少球迷感到憤怒。

衝突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中美大戰”上達到頂峰。這屆在北京舉行的奧運會,本來就凝聚著中國人超乎尋常的民族自豪感。郎平帶領美國隊戰勝中國隊,許多人在情感上都難以接受。頒獎典禮上,中國女排隊員淚灑現場。

2012年,倫敦奧運會女排比賽時,郎平以央視現場解說嘉賓的身份親臨現場,四分之一決賽中,中國隊不敵日本隊,郎平在演播室後台哭了。

奧運會結束後,中國排協給郎平打電話,力邀她再次出山。

排協競聘會的前一天晚上,郎平還在猶豫。但在競聘現場,她很快成為當之無愧的主角,被任命為女排國家隊主教練。她為自己設定了“弘揚女排精神,走出低谷再創輝煌”的競聘題目,球迷們亦對她寄予厚望。但是也有人懷疑,基座不穩的女排想重現往日輝煌並不容易。

郎平一上任,就開始推動組建“大國家隊”。影片中,擬定四年計劃,進行全國大海選,將張常寧、惠若琪等人從不同的隊伍中選取出來,聯繫美國的體能師、康復師、運動創傷醫生、大戰前夕的聊天……這些真實發生過的細節,在電影中一一重現,展現了中國女排重回世界巔峰的艱難過程。

即使沒有女排情結的人,也可以把《奪冠》當作一部扣人心弦的體育電影。豆瓣評論中,不少觀眾認為,三場比賽是整部影片拍得最好的部分。

一些出現在賽場外的細節,也是從現實還原而來。比如,2016年裡約奧運會上,興奮的巴西球迷用英語衝著中國隊高喊:“Go home!”觀眾席上,一個小男孩在哭泣——當中國隊勝局已定時,全世界人民都通過轉播信號,看到了巴西女排主教練吉馬良斯的外孫淚流滿面。

中國女排載譽歸國,機場被球迷堵得水泄不通。媒體開始重新長篇累牘地報導女排精神,追憶過往:中國女排精神回來了。

3

有影評指出,《奪冠》存在“技術硬傷”:“我相信上映後,不少觀眾仍會被這部電影感動到落淚,但這只是單場戲生理性催淚的效果,不再具有前後文貫穿而成的、由內而外的飽滿情感力量。”這些眼淚,“本質上與我們看公益廣告和賽事轉播無異。”

不過,多數觀眾仍然為《奪冠》展現出的女排精神感動。

尤其是作為影片大背景的80年代,充滿了啟蒙時代強烈的饑餓感,造就了滋生精神偶像的土壤。獲得五連冠的女排極大激勵了人們的信心,經歷過的人都難以忘懷。再加上自上而下的宣傳和推動,女排很快成為全民偶像,不自覺地演化為某種時代符號。

1981年11月17日,女排首次奪冠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史無前例地用整個頭版進行詳細報導。

當日刊登於報上的全國婦聯賀電中,出現了“女排精神”一詞:“你們是祖國的驕傲,婦女的光榮。向你們學習,向你們致敬,讓‘女排精神’在我國四化建設的道路上永放光輝!”

郎平在自傳中回憶,“學習女排精神”的口號喊出去之後,“打球已經完全不是我們自己個人的事情、個人的行為,而是國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屬於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幟。”

那是精神至上的年代,精神與集體緊密相關,精神足以締造奇跡。在女排精神的鼓勵下,工人超額完成生產任務,義務加班。女排精神長期、全面地進入人們的生活,有網友在社交網絡上回憶,1982年前後,寫作文要是不提女排精神,都得不了高分。

不少影視作品表達過女排精神,比如《中國姑娘》《排球之花》《沙鷗》等。在1981年的電影《沙鷗》中,女排運動員沙鷗經歷傷病、失敗、愛人罹難的種種打擊之後,依然堅強地重振精神,為排球事業奉獻全部生命。

影片中有個細節。亞運會上,中國隊以兩分之差輸給日本隊,沙鷗無比痛苦,在返回祖國的輪船上,將銀牌丟入大海。她說:“我要的是金牌,不是銀牌。”

《奪冠》想展現的女排精神顯然已經和40年前不同。陳可辛希望可以借此機會探討精神的變遷。他坦誠自己是個懷舊的人,但也“非常非常相信世界是不停地往前走的”,要相信年輕人,而不是“永遠用一套我覺得對的東西去跟他們溝通。”

他在電影中做了這樣的嘗試。比如,郎平問朱婷:“為什麽打球?”朱婷回答:“為我爸媽。”

“那你永遠也打不出來。再想。”

“成為你。”

“那你就搞錯了。”

“我們這代人是苦過來的,你們應該打出你們自己的排球,放開了打,豁出去打。”電影中,郎平對朱婷說,“你不用成為我,你只要成為你自己。”

此刻,精神有了新的含義,成為一種更加個性、釋放的表達。有親歷過80年代,被女排精神鼓舞過的中年人對媒體回憶,女排精神其實是一種不限於女排甚至不限於體育的精神,是人類共有的最高境界的向上精神,在英文裡,叫“do your best”。這種精神之所以被附加在女排身上,其實是歷史的偶然選擇,女排因此背負了某種包袱,但“幸與不幸是它趕上了”。

還有人說,說起女排精神,就會想到向上的、單純的、陽光的80年代。經歷了8個月的漫長等待,經歷了疫情對包括影視行業內的各行各業的重創之後,正在面對這個世界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強、市場重新洗牌的觀眾、電影行業乃至全社會,都需要一些陽光、一些希望、一些信念感。也許,遲到的《奪冠》,恰好出現在最需要它的時刻。

*部分圖片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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