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的為何比遊牧富有？種地比放牛糧食多，人口集中促進商業繁榮

無論是三五不時地偷幾隻雞、搶一口鐵鍋，還是隔幾十年就劫掠連片的村莊、乃至長驅直入入侵中原，自古以來，北方遊牧部落或政權都一直致力於憑借自身彪悍的騎兵優勢從中原地區謀求財富。匈奴單於曾向漢帝明確表示：只要給他們足夠的糧食、酒水和布帛，他就保證匈奴不再冒犯漢朝邊境。為什麽遊牧民族擁有先進的軍事力量卻沒有足夠的財富呢？

種地比放牛糧食多

礙於所處的地理環境，活躍在廣袤的西北和東北地區的民族幾乎都是遊牧部落，即使後來成功進入中原地區建立統一政權的元（蒙古）和清（女真）向農耕傾斜了，但是生活在老家的舊部還是保留著遊牧的生活方式。

與遊牧生活方式比起來，農耕生活方式能保證穩定的糧食來源，並且還可以通過改良農作物品種和興修水利來增加糧食收成，種地的農民還可以通過圈養牲畜來獲取肉食、蛋類和奶製品以及皮毛製品。而遊牧是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每年按照既定路線在幾塊牧場來回遷徙，水草豐美就意味著牛羊肥壯，一旦遇到旱澇災害或者雪災，牛羊就有被餓死凍死的可能性，而牧民們對這些自然災害基本上時束手無策，無法像農民們那樣通過興修水利來趨利避害。

另外，肉製品和奶製品也沒有糧食那樣易於保存而不變質。在中原地區，假設洛陽受災糧食歉收，朝廷可以從江浙一帶運糧賑災，一路北上雖然會花費銀兩，但是終歸能保證有足夠的食物可以讓洛陽一帶的百姓渡過難關；如果換了牧區，西邊的牛羊餓死，東邊的部落趕著羊群趕往救濟，一路上如果找不到足夠的水草，羊群還來不及到西邊就相繼餓瘦餓死了。

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愛琴海文明、尼羅河流域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國黃河流域文明，都分布在北回歸線到北緯35度左右的狹長地帶上，而這一狹長地帶農耕文明發達的地區。在這條狹長地帶的南面，多為荒蕪的沙漠和廣闊的海洋；而在其北面的歐亞大草原上，則生活著眾多逐水草而生的遊牧民族。尤其是在中國，形成了南農北牧、南富北窮的兩個迥異的世界，也造成了農、牧長期對壘的局面，這也是匈奴、突厥、契丹、蒙古部落不斷南下侵擾的根本原因。

房屋比帳篷財富多

現而今，在北上廣以及其他一線城市中，外鄉來的漂泊者們面對頂破天的房價只有望而興歎的身份，於是這個每年都成幾何遞增的人群只能租住在各種房屋中。和有房一族比起來，租房者們就有了很多顧慮，因為是租來的房子，所以他們不能放心大膽地裝修裝飾，也不能隨心所欲地購置非生活必需的、增添生活情趣的東西，害怕租約到期的時候搬家麻煩。

租房者對於房間的苦惱，遊牧民族深有體會。他們的房子都是易於拆建的帳篷，不僅居住條件差而且空間有限，對於隨時都有可能遷徙的民族而言，輕便簡潔才是最佳選擇，裝飾品在這時候就成了絕對的奢侈品，就連生活必需的器物也盡量採用便於搬遷的品種，獸皮縫製的各種用途的口袋，樺樹皮製作的水桶、煙盒等器皿；精美華麗卻易碎的瓷器、堅固耐用卻笨重的鐵器以及華美鮮豔卻不耐穿的絲綢衣物，這些都不適合出現在部落平民生活中，更不要說各種擺在房屋中的成套的家具和擺件、院子中常見的魚缸、花盆了。

而農耕生活依靠的是肥沃的土地，一旦人們開墾出了耕地就不願意放棄和離開，於是為了能夠世代耕種這塊土地，人們就在附近居住，建造房屋的定居生活就開始了。穩固的房屋讓百姓們擺脫了穴居野處、風吹雨淋的惡劣生活狀態，進而可以做更多事了。

定居促進商業繁榮

在農耕地區，充足的糧食供應不僅能保證人們的正常生活，也讓一部分人從農事勞作中解放出來了，他們轉而去從事冶煉、建築、商業貿易、社會管理、宗教祭祀以及其他各種文化活動，成了各個領域裡專門的從業者，從而使社會分工更細，生產力得以不斷發展。

同時，房屋的建造讓定居的人口也集中起來，帶動了集市貿易的繁榮，這又進一步促進了城鎮的產生。南宋時期的都城臨安城（杭州）“城南西北三處，各數十裡，人煙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南宋灌圃耐所著《都城紀盛》），其總戶數約在30萬以上，共有城市人口約150萬。臨安城的商業極為繁榮，從事商業的人口多達幾十萬。商業的繁榮促進了文化、宗教和政治的發展。農耕生活因為定居而逐漸發展出的其他方面的繁榮，正是遊牧生活所不能比的。

農耕定居生活固然比遊牧生活更富足，對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發展更有利，但是不能否認，遊牧文化所具有的特點正是農耕定居文化所欠缺的，例如：因為故土難離，人們逐漸形成狹隘的視界，難以打破地域的限制，導致思想也趨向自閉，歷代中原統治者無一例外的都不鼓勵自己的臣民外出經商，當歐洲國家紛紛開辟新航路尋求新財源的時候，明朝的鄭和下西洋卻是為了宣揚大明國威，做著賠本的買賣，以至於後來國庫空虛，聲勢浩大的下西洋也就不了了之了。

當貿易需要在更廣闊的範圍內進行時，農耕文明就有點跟不上步伐了，結果近代商業化大潮的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