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 北宋烏台詩案

烏台詩案大約是蘇東坡在朝廷當禮部尚書之時，在他被貶謫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書房烏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見烏齋台桌上擺著一首隻寫得兩句尚未寫完的詩──“明月枝頭叫，黃狗臥花心。”蘇東坡瞧了又瞧，好生質疑，覺得明月怎能在枝頭叫呢?黃狗又怎麽會在花心上臥呢?以為不妥。於是提筆一改，將詩句改為“明月當空照，黃狗臥花蔭。”王安石回來後，對蘇軾改他的詩極為不滿，就將他貶到合浦。蘇東坡到合浦後，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見一群小孩子圍在一堆花叢前猛喊:“黃狗羅羅，黑狗羅羅，快出來呀?羅羅羅，羅羅羅。”蘇東坡出於好奇心，走過去問小孩喊什麽，小孩說,我們叫蟲子快點出來，好捉它。蘇東坡湊近花前一看，見有幾條黃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蟲在花蕊裡蠕動。又問小孩說這是什麽蟲?小孩說：黃狗蟲，黑狗蟲。蘇東坡離開花叢，來到一棵榕樹下，正碰到樹上一陣清脆的鳥叫聲，問旁人，這是什麽鳥叫?旁人答道：這叫明月鳥。此刻蘇東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錯改了王安石的詩。但後人評價說，王安石身為宰相，氣量心胸也太狹小，他雖懂得地方上的風俗人情，也不應該因蘇軾錯改了他的兩句詩，而立“烏台詩案”，置蘇下獄。進而又隨便發配人家，這樣做，與搞“文字獄”何別。其實，從史實上看，王安石罰蘇東坡，錯改兩句詩不過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實質上主要原因，則是政治上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因此之故，蘇軾先後幾次被貶。

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被貶調湖州。貶調的原因是他不讚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調時，蘇軾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謝。本是官樣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黨的禦史們作了手腳，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氣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寫出了略帶牢騷的“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一句。當時朝中政敵章惇、蔡確等人借此指責蘇軾以“謝表”為名行譏諷朝廷之實,妄自尊大,發泄對“新法”的不滿，請求對他加以嚴辦。禦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舉出蘇軾的《杭州紀事詩》作為證據，說他“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更從他的其他詩文中找出個別句子，斷章取義的給予定罪，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本來蘇軾是說自己沒有把書讀通，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聖人,他們卻指他是諷刺皇帝沒能力教導、監督官吏；又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說他是指責興修水利的這項措施不對。其實蘇軾自己在杭州也興修水利工程，怎會認為那是錯的呢？又如“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說他是諷刺禁止人民賣鹽。總之，是認定他膽敢譏諷皇上和宰相,罪大惡極,應該處死刑。於是朝廷便將蘇軾免職逮捕下獄，押送京城交禦史台審訊。此時，沈括還出來告密，說蘇軾詩作有譏諷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蘇軾的詩作為證據(令蘇拭倒霉的詩句是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這兩句詩被人指稱為隱刺皇帝:“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於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於死地。一場牽連蘇軾三十九位親友，一百多首詩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驚朝野。這就是著名的“烏台詩案”。

蘇軾下獄後未卜生死，一日數驚。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於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隻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心裡早做準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託朋友代勞,卻忘記告訴朋友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朋友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熏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其一:“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氣夜淒淒，風動鋃鐺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 詩作完成後,獄吏按照規矩,將詩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賞蘇軾的才華,並沒有將其處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蘇軾的銳氣。讀到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感動之餘,也不禁為如此才華所折服。其為黃州團練副使.轟動一時的“烏台詩案”就此銷結，而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也廣為流傳開來。

烏台詩案對蘇軾詩詞創作影響巨大

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台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閑，以達豁然恬淡之境。以烏台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歎，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其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給孔文仲的詩裡，他流露出對聲勢烜赫的官場的蔑視：“我本麋鹿性，諒非優轅姿。”不僅如此，他還替監獄裡的犯人呻吟，替無衣無食的老人幽咽。他寫農村田園情趣時，他起的題目卻是《吳中田婦歎》：“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明年饑”；他在歌詠“春入深山處處花”時也寫農民的食糧，農民吃的竹筍沒有鹹味，只因“爾來三月食無鹽”，直指朝廷的專賣壟斷；他寫被征調的人民挖通運河以通鹽船，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他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一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問：“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他輕狂：“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台詩案。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在幽林靜山之間，他豁然開朗：“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耐客思家”。他不再執著於“奮力有當時志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所以當蘇軾遨遊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感歎，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隻願做一隻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他渴望在沙場上一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一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於改革，為變法搖旗呐喊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 “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麽“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歎“惆悵東南一隻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當太后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於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遊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霖，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牆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閱聽人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溢清。就詞作而言，縱觀蘇拭的三百餘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佔蘇拭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樽前”鋒芒畢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獵》決不可“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佔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遊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佔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雖然也有“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大悲歎，但更多的卻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惻隱，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苟，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隱牆，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內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他將自然與人化而為一：“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裡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