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別：別樣的旅途，沉重的人生

蔣林把他的長篇小說《最好的告白》寄給我的時候，正是高原上涼爽的七月。我們曾在魯院西南中青班一起培訓過，後來又一起參加在阿壩州壤塘舉辦的一個文學采風活動，也算是老熟人了。謙遜、低調和寡言是作家蔣林留給我的初步印象。

喜歡夜讀，蔣林的長篇小說《最好的告別》幾乎是在夜裡靜靜地閱讀完的。說實話，讀完後除了帶給我巨大的震撼和思考外，還有一種揪心的疼痛，原因之一是我很怕患絕症，二是談死色變。記得是一個安靜的夜裡，我們在電話兩頭交換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見。蔣林雲淡風輕地給我談起寫這篇小說的初衷：死亡是人必須修煉的課題。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裡，人們談論的都是生，忌諱談及死亡。但是，從生到死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過程。從某種角度講，只有當生命結束時，人的一生才算完整。所以，我寫這部小說，就是想通過文本和故事，讓讀者了解死亡。死亡，應該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最好的告別》的故事梗概是：小說男主人公“我”（凌先生）在醫治患癌症的妻子蘇菲婭過程中，不忍妻子遭受癌症病痛的摧殘折磨，不忍妻子在醫院做無用功式的垂死掙扎，想關掉呼吸機結束妻子的生命，遭到了兒女的強烈反對。六年後，66歲的凌先生被確診為肺癌晚期，與同樣罹患絕症的10歲男孩小可相遇在臨終關懷醫院“懷人居”，小說由此鋪開了關乎生死，關乎尊嚴的死之沉重話題。

所有到懷人居來的人，不是對生抱有幻想，而是尋找死的意義。當絕症患者已無康復的可能，當住進醫院只會更加痛苦地走上死亡之路，不如以增加生命的寬度方式來一次愉快的旅途，以此種方式走完人生最後的路程，我以為更為明智。小說中“懷人居”和“桃源居”等意象的設定，其實包涵著更多的情感成分。如果說人的離開都如走向世外桃源那般美好的話，那麽“死亡”當然就不再是一個恐怖的過程。這裡面深深寄托著作家對生命終極關懷的美好願景。同時也告訴我們這個社會應該具備更多的擔當與社會責任，這也許是一個敏感而沉重的話題。

一、平實的小說語言，溫暖的意象設定，傳達美好的人性期許。

《最好的告別》中的小說語言平實幹練，極具生活化的文字表達讀起來很快意。讀這樣的小說感覺就是在聽蔣林給我們講他鄰居家的故事。當然聽完故事後讀者會覺得內心是沉重的，更多的是對未來暮色之年的各種擔憂與彷徨。

“文學中的意義，即是文學文本中所流露出的情感和思想等一切東西，離開了語言，意義將不存在；文學中的語言，即是按照可以生成某種意義的方式組合起來的符號系統，離開了意義，語言將變得不可知。”（王一川主編《文學概論》P103，北京:中央廣播空中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語言其實就是說話藝術。當我讀到主人公凌先生與小患者小可交流“在通往另一個世界的旅途上，我們到底要走過那些路”的文字描述時，我被善良睿智的凌先生感動。凌先生告訴身患絕症的小可：走過那條很長很長的路跟現實生活中的路沒有什麽區別，只是氣溫和顏色有些不同。路途中要喝孟婆湯，邁過奈何橋，走過高樓林立的城市，來到城市邊緣會看見植物蔥蘢的田野，然後進入一片森林中。穿過森林會來到丘陵地帶，居然有山有水、荒蕪的雜草和野花，甚至偶爾還會有白花花的太陽……小可聽了凌先生的描述，我想他對另一個世界的恐懼感會慢慢消失，離開這個世界時心裡會坦然得多。回過頭一想，凌先生在安慰小可的同時其實也是在安慰他自己。這兩個年齡懸殊巨大的病友，在走向死亡的路線上認知與膽量都是不一樣的，他們相互鼓勵相互關懷，用平靜面對死亡的步步臨近。

說到“溫暖”，談到“言和”，也是該小說中一條明線。凌先生對患病妻子的愛是真情的，對病友小可的愛是溫暖的。當智美（凌先生女兒）帶著三個小家夥和烤火爐去探望凌先生，他也是覺得溫暖的。小可的母親剃了光頭也是為了給小可壯膽，以別樣的方式挽救和愛護著自己可憐的兒子，這種愛既有專心的疼痛也有致愛的溫暖。正如作者說，溫暖與希望才是人生永恆的力量。生活的意義在於明知道前路慢慢艱辛無比，但依然帶著希望風雨前行。

我覺得《最好的告別》是以關注人自身的生存狀態為根基，反映我們這個紛繁的社會形態。它帶給讀者的是無盡的思索與認同。因為時至今天，人類都還沒有真正完全到達那個精神境界，那麽關注生命的尊嚴與安詳這個話題就永遠都是一個話題。

二、小說選題獨特，人物形象個性鮮明，思想意義深邃，直指當前日趨凸顯的羞於直面的重要社會問題。

我讀了那麽多的小說，關於生存內容的不少，關於死亡話題的小說真不多。所以蔣林敢於書寫人們不願意觸及的領域，敢於嘗試與跨越，從選題上看就成功了一半。一篇小說要給讀者具備引人入勝的魅力，除了小說語言的通俗易懂、幽默詼諧外，還有就是塑造的人物形象必須鮮明生動，有著“接地氣般”的樸實無華。讓讀者覺得你講訴的就是我們身邊的真人真事，可信度高。所以，對於人物形象的刻畫，成了作家完成小說的藝術核心目的。

主人公凌先生和他的妻子蘇菲婭都患上絕症，家庭悲催的厄運揭示現代物質文明背景下人類生存環境惡化的結局。蔣林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凌先生、凌先生的兒女們、小可、小可母親等這些人物形象。凌先生是有文化有內涵的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的身份是一名作家。他不光有著豐富的學識，也有著前衛的思想意識。所以，當他面對妻子蘇菲婭在生命的最後旅途作垂死的無為的掙扎的時候，凌先生的意見與兒女們意見的衝突自然而然就呈露出來，人性的本真與複雜就表現出來了。但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場景。要成功塑造這些人物形象、故事發展衝突、情感價值走向等要素，這真實考驗一個小說家的駕馭能力與創作水準。但是，蔣林做到了遊刃有余、輕車熟路的布局謀篇。

人類面臨終極關懷中出現的倫理與道德，法律與情感較量問題。但是仿佛又都不重要，我們終其一生，很多時候都是自己跟自己較勁，人生真正過不去的都是自己那道坎兒。正如蔣林在創作談中談到：無論我們與這個世界有多大的衝突，最終都不得不與人生言和，與自己言和。

主人公凌先生的妻子蘇菲婭成了植物人，凌先生不忍看見妻子受非人的折磨想停止給病人點滴以終結生命，遭到了兒女們的強烈反對。如果能夠更理性更成熟地對待生命，人類就能學會如何死亡：莊嚴地、體面地、自然安詳地走向死亡。而現實是目前根本做不到那一點，因為每一個人都沒有那樣去死的權利。後來，凌先生在懷人居結識了同樣身患絕症來日不多的孩子小可，小可的媽媽不願孩子受盡折磨最終還是要走向死亡，想用安眠藥結束孩子的苦難。這些都是行為和思想衝突，反映的都是人性。當然今天的社會還沒有達到那個文明程度和精神境界，一切與“安樂死”有關的行為和話題都是大逆不道的，但還是有越來越多的讚同聲音出現，有些命題實在社會進程中必須要面對和思考的東西。

讀到小說的最後，作家寫到了小可母親的微笑，而且是在兩個時間節點上寫一個母親面對自己兒子離世後的表情。第一次是小可停止呼吸的瞬間：寂靜，整個世界沒有一點聲音。小可媽媽抬起頭，轉過臉，微笑地看著我。這是我此生見過的最複雜的臉龐。第二次是小可被殯儀車拉走後的瞬間：小可媽媽背著那個藍色的背包，低垂著頭朝汽車走去。她走得很艱難，細碎的步子左右搖晃，好像大地在劇烈地震動。上車之前，小可媽媽停住腳步，回頭看著我。幾分鐘之後，她的臉上綻開一個微笑。這個微笑與昨天晚上的一樣。寫到這書中的尾聲，我相信作者跟小可媽媽一樣臉上露出一個微笑。微笑著與死亡言和，與人生言和，與自己言和。

我認為《最好的告別》的確是一部關於死亡和臨終關懷的小說，讚同作者所說是關於人類生命關懷的小說。每個人總有一天都會走向生命的終點，無需回避，無需恐懼，那只是一種自然現象罷了。活在當下，如何提高生命的品質，增加生命的寬度才是值得思考的話題，那樣我們的人生將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