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繪本熱”：我在東京的觀察與體驗

在日本，我們常常能看到家附近的圖書館、公民館、書店乃至一些私人讀書團體會定期或臨時舉辦各類繪本共讀會。所謂“繪本共讀會”，主要是指通過朗讀繪本內容，同時借助現場音樂、連環畫劇等外在表現形式，向孩童及其父母傳遞畫面賞析和閱讀樂趣的一種交流型讀書會。根據對象不同，又可將其分為嬰兒繪本共讀會、幼兒繪本共讀會或中小學生繪本共讀會等。近年，日本社會還出現了一種面向老年人的繪本共讀會。

正如紀實文學家柳田邦男所提倡的那樣——“人生需三讀繪本”，意指幼年讀繪本，從小培養閱讀習慣和對世界萬物的好奇心；青年給下一代讀繪本，體驗親子共讀的樂趣；老年讀繪本，重拾孩童時期的美好回憶。如今，繪本已不再僅是人們傳統印象中的一種兒童讀物，同時也是串聯前後兩個人生階段的記憶紐帶以及維系兩代人親情溝通的文化橋梁。

位於東京高圓寺的一家繪本咖啡館內景，類似的繪本咖啡館如今已遍布日本全國各地。

日本繪本文化的發展歷程

雖然日本的“繪本熱”現象不過是近二十年的產物，但若探究其繪本文化的發展歷程，卻可以追溯至平安時期的“物語繪卷”（故事畫卷）。其中，最為人熟知的便是以日本古典文學高峰《源氏物語》為題材所創作的《源氏物語繪卷》。這件被稱為“日本四大繪卷之一”的國寶級作品如今仍部分保存於名古屋德川美術館和東京五島美術館。翻譯過《阿Q正傳》（岩崎書店“世界文學名著青少版”，1967年）的兒童文學作家西本雞介曾言，繪卷讓“之前僅通過文字來體驗故事世界的人們發現了還存在這麽一種依靠欣賞具體圖畫的方法——也可以說是繪本的絕妙之處”。

隨著時代的變遷，日本又陸續出現了“禦伽草子”（鐮倉時代至江戶時代期間出現的一種帶插圖的短篇大眾文學作品）、“奈良繪本”（室町時代至江戶時代期間出現的一種主要以禦伽草子為題材的帶圖抄本）等走進尋常百姓生活的早期繪本作品。之後，江戶時代木版印刷術的發展更是對這些繪本作品的降價促銷起到了顯而易見的推動作用。彼時，取材自日本傳說故事的兒童讀物“赤本”和以日本古典舞台藝術“人形淨琉璃”“歌舞伎”等為題材的歷史讀物“黑本”大量湧入圖書市場。到了明治時代，繪本基本上已經成為兒童通俗讀物的一個代名詞。

明治時代至大正時代期間，從《少年園》（1888年）、《幼年畫報》（1906年）到《兒童之國》（1922年），日本迎來了繪本雜誌和兒童文學作品接踵面世的一個井噴期。鑒於當時日本政府所推行的美育教育水準停滯落後，不利於少年兒童養成良好的文學藝術鑒賞品味，“日本兒童文化運動之父”鈴木三重吉創辦兒童雜誌《赤鳥》（1918年），號召當時一流的文學家和畫家投身於兒童文化創作之中，並由此正式拉開了日本兒童文化運動的序幕。在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泉鏡花等文學大家以及岡本歸一、初山滋、清水良雄等知名兒童畫家的大力把持與合作之下，日本兒童文化無論是在“文”還是在“畫”上都實現了質的飛躍。這也為戰後日本繪本文化邁出國門，走向世界奠定了一個良好扎實的基礎。

位於東京上野的國際兒童圖書館於2018年舉辦了“《赤鳥》創刊100周年展”。

其實，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戰前的這些繪本雜誌更多採用的是一種以單幅或系列插畫來襯托文章主題的表現形式，而如今我們在市面上所見的那種畫作一體、甚至無字的創作型繪本，其真正興起的開端還應該是在戰後。通過西本雞介的梳理和考察可知，1953年問世的《岩波兒童系列叢書》將藝術表達形式多樣、故事內容趣味橫生的《小黑人桑波》《小房子》等外國經典繪本引進國內，給日本繪本界及出版業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之後，不少出版社紛紛推出本土畫家創作的繪本作品，並很快就有日本人在1967年、1969年的布拉迪斯拉發國際插畫雙年展（BIB）中拿下大獎和金蘋果獎。到了上世紀80年代，赤羽末吉和安野光雅兩位日本畫家又相繼摘得國際安徒生獎插畫家獎，從而進一步擴大了日本繪本的國際知名度。

日本的“繪本熱”現象

近年，伴隨著年輕人遠離書籍的趨勢加劇，整個日本出版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番惡戰苦鬥。筆者一位在東京某出版社任職的友人笑稱，現在出版業唯一能穩賺的恐怕也只有繪本了。此話乍聽之下雖然略顯武斷，卻也與事實相去不遠。究其原因，一來與東亞父母那種“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育兒心理有關；二來也和整個社會對繪本閱讀的大力推動密不可分。2000年是日本參眾兩院通過決議規定的“兒童讀書年”。也正是在這一年，日本從英國引進“閱讀起跑線”（Bookstart）活動，旨在“與孩子分享閱讀”（Share books with your baby！）。如今，日本全國已有60%的自治體在開展1歲以內嬰兒體檢時，聯合當地圖書館、保健中心、市民自願者團體等共同舉辦繪本共讀會，並向每個參加體檢的家庭贈送繪本套裝。

2014年，文部科學省下屬獨立行政法人“國立青少年教育振興機構”正式在東京澀谷開辦“繪本專門士培訓講座”，邀請嬰幼兒教育、心理、活動領域的數十位專家學者從“加強繪本相關知識學習”“提升繪本共讀會等運營技能”“打磨對圖畫和文字的感受性”三方面來進行講座。整個培訓期從6月延續至翌年1月，隔月開講，每次兩日課程，共計30個課時，首期面向全國招收一個班30名學員。雖然講座規定了明確的報名要求，比如，必須從事嬰幼兒教育、研究或出版等相關工作長達3年以上，但仍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情況。自翌年起，人員擴招一倍，60名學員被分為兩個班進行授課。到了今年，雖然招收人數已增至70名，但報名人數卻也遽增至近1500人。現下，已順利結業的281名、共5期繪本專門士遍布日本全國各地，其中有電視台主持人、繪本編輯、幼兒園或小學老師，也有研究兒童文學的大學教師、家庭主婦以及政府部門公務員。或許正是因為有了無數這樣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默默耕耘的普通人對繪本長期不斷的熱愛與堅持，才有了今時今日我們所見到的“繪本熱”現象吧。

在日本給孩子們讀繪本

雖然據東京都總務局的統計，2019年居住在東京的外國人已達到55萬，幾乎佔東京總人口的4%，其中僅中國人就有21萬，在整個外國人群體中位居首位，可是在繪本共讀會方面，除了偶爾一些英語繪本共讀會之外，幾乎看不到其他語種的身影。當然，英語作為學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語而受到重視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在本國人口不斷減少、外國人口持續增加的大背景下，東京這個多語言共生社會在文化活動領域對其他語種的需求正在急速上升。筆者身邊就有許多中國家庭的父母擔憂孩子因長期生活在海外、缺少接觸中文的機會而最終丟失了自己的母語，同時也有不少日本家庭的父母希望能讓自己的孩子多一些除了英語之外的語言文化體驗。於是，在拿到“繪本專門士”資格之後，筆者從2018年起開始嘗試在東京的圖書館或書店開展中日雙語繪本共讀會。

至於為什麽是“中日雙語繪本共讀會”而非單一的“中文繪本共讀會”，是因為筆者一直覺得“保留自身文化”與“融入當地文化”這兩者不但不衝突，反而更應該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繪本共讀會畢竟不是中文教學班，它更多的是為大家提供一個能夠接觸中文，體驗中日文不同語言特色以及兩國文化差異的交流場所。因此，中日雙語繪本共讀會不僅面向中國家庭，同時也大力歡迎日本家庭的積極參與。考慮到多數參加人員可能並不具備相關的中文知識，在選書時，筆者一般會參考三個標準：第一，像《噗噗噗》（谷川俊太郎）這種擬聲詞較多的嬰幼兒繪本；第二，諸如宮西達也的恐龍系列繪本那樣在中日兩國知名度都較高的趣味型繪本；第三，像《荷花鎮的早市》（周翔）這樣雖然在日本知名度不高卻可以充分展示中國傳統文化風景的知識型繪本。

中日雙語繪本共讀會“春節專題”現場布置

今年年初，筆者在東京某圖書館與該館工作人員共同舉辦了一場介紹春節文化的中日雙語繪本共讀會。當時選擇的是曾獲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的《團圓》（余麗瓊/文，朱成梁/圖）。這冊繪本從一個年幼女兒的視角描繪了外出務工的父親在春節期間返鄉團聚時的生活點滴，其中還形象地介紹了在餃子裡包裹好運硬幣等民間過年習俗。這種充滿中國藝術特色的淳樸畫風與真摯情感不僅讓日本孩童倍感新鮮有趣，也使那些尚沒有機會回國感受傳統春節氛圍的中國小孩心生親近感。此外，整個活動中還穿插了“春節知識小問答”以及簡單的中文對話體驗（此次按計劃隻教了“新年好”“再見”兩句）。結束後，一名從國內來東京上小學的中國女孩特意走過來跟筆者說：“我上學時，周圍所有人都說日語。回到家，也只有爸爸媽媽說中文。沒想到今天有這麽多小朋友和我一起說中文，真的好高興。”

人們常說，風起於青萍之末，浪成於微瀾之間。如今將這句話放在民間文化交流上，同樣也是適用的。像中日雙語繪本共讀會這樣看似微不足道的文化活動，或許也會如同春耕播種一般，不知何時便把一粒種子撒進了人們的心田，只需我們靜靜等待未來發芽、成長與收獲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