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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氣功熱”:有大師聲稱,他發功可以攔截原子彈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文革”十年,人們的思想都比較受禁錮,剛一開放,看見什麽都覺得新鮮,所以氣功和特異功能很輕易就進來了。

1987年5月6日,大興安嶺發生森林大火。

第二天,名動一時的“氣功大師”嚴新收到了一份緊急邀請:“你對氣功滅火很有研究,能否在這方面介紹一些經驗並給予支援。沈陽軍區司令部辦公室。”

於是,嚴新把自己封閉在火災現場2000公里外的一個小洋樓上,開始發功,隨後拋出一句預測:三天后,火勢開始緩解。

幾天后,在官兵的奮力撲救下,大興安嶺的大火全部被撲滅。“大師”似乎真的發揮了作用。

媒體報導了這一“壯舉”,無數嚴新的學生為之歡呼。對於特異功能和氣功大師的崇拜,在80年代中期的中國,形成了一種猛烈的氣流,席卷各個地區、各色人等。

短短幾年,氣功迷達到6000餘萬人,氣功報刊幾十家,各種氣功學術著作、氣功醫療院、氣功表演會,處處開花。

時至今日,形容當時的人們對氣功的態度,最準確的詞就是:瘋狂。

“奇聞”處處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同一年,何祚庥成為中國科學院首批“破格晉升”的研究員之一。

第二年,發生了一件震動巨大的“奇聞”。

《四川日報》報導,大足縣發現了一名能用耳朵辨認字的兒童,此人名唐雨。文章稱,“人類生物學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內容”,“省有關科研部門對此已采取措施進行科學研究”。這個報導在國內外引起很大的反響。

後來不久,北京的薑燕、王強、王斌等,也向媒體稱自己具有像唐雨一樣的特異功能。一時間,“耳朵認字”的各種報導鋪天蓋地,不少人都開始挖掘自己潛藏的“特異功能”。

那一年的5月5日和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兩篇葉聖陶寫的批評文章,他認為耳朵認字荒誕無稽,違背科學常識,在搞四化的今天出了這樣的事,簡直是丟中國人的臉。此後,唐雨和薑燕等人的“功能”都消失了一段時間。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一場科學界的論戰已經啟幕。

當時,上海的《自然雜誌》是宣傳特異功能的前沿陣地,一些著名科學家曾親赴《自然雜誌》編輯部,公開表示支持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

而反對特異功能的一方,領頭人是於光遠。1981年他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暑期高校哲學教師講習班上,公開表示“耳朵認字”完全是不可能的,這樣的研究在科學上毫無價值。

這場論戰的高峰,從1981年一直持續到1982年,幾乎所有的科學家都曾卷入其中。

何祚庥和當時中國科學界比較有分量的科學家都有來往,“當時兩邊都希望我表態支持,我對特異功能是存疑的,但是礙於面子,也不好太直接。”他回憶說。

這種對峙在當時的中國科學界影響甚深,幾乎所有的大學都設立了專門機構來研究人體特異功能,幾乎所有的學界名人都參與了這場論戰,開始是針對特異功能,後來變成氣功。

何祚庥回憶,曾經有一次,於光遠做壽,一批科學家都到場祝賀。在宴席上,大家就為特異功能和氣功的真偽爭執起來,當場就讓他表態。深感為難的他說了一句比較折中的話:兩方都可以進行科學實驗嘛。

其實在當時,支持的一方一直在進行實驗,以求驗證特異功能的科學性。但是在何祚庥看來:“實驗程式非常不嚴謹,也沒有嚴格的監督。”

不久,中央高層表態了:反對宣傳特異功能,再次強調這不是我們的科研方向。

通知說,在科學上還沒有充分證明之前,報刊不宣傳、不介紹、也不批判。特異功能的浪潮暫時退去。

然而此時,以嚴新為代表的氣功大師,正在做著“出山”的準備。一年後,特異功能換了個包裝,以“氣功”的身份再次卷土重來。

出名的“大師”不下100個

申振鈺從80年代起就參加了無數氣功大師的“帶功報告”。

她並不是哪位大師的“學生”,但是“目擊氣功現場”和“搜集資料”是她的工作之一。

80年代初,申振鈺正在科協下屬的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工作,任《自然辯證法通信》副主編。在於光遠的呼籲下,編輯部臨時成立了“人體特異功能調查研究聯絡組”,申振鈺成為了聯絡組的負責人。學物理出身的她,一直對特異功能和後來興起的氣功持否定態度。

在申振鈺的回憶裡,那時候人們對於氣功的態度基本是“一邊倒”,“一些官員都很支持,老百姓就更不用說了。”

她曾經想到南方的一些省,對一些“特異人”做實驗,通過科協來聯繫,但是“省裡的關係根本打不通,一些長官支持這些特異人,根本不把他們交給我們做實驗。”

“在北京、廣州、西安這樣的大城市,氣功迷們都佔據了公園等公共場地,一個‘氣功大師’光臨,就像來了明星一樣,有時候連當地的官員都會出席。像嚴新,張香玉這樣的‘大師’作氣功報告,每場都有上萬人聽。”申振鈺說。

“香功”、“大雁功”、“自發五禽戲”、“內勁一指彈”、“空勁氣功”??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氣功,門類多得數不清。

各種大師,也都從峨眉山、少林寺、青城山上“下來了”。

在申振鈺的印象裡,“出名的‘大師’不下100個,不出名的1000個也不止。”

那個年代裡曾經為氣功癡狂的人們,大部分生於六七十年代。插隊返城後一直在北京工作的王眉,就是諸多氣功愛好者中的一個。1987年前後,正是她最熱衷於練氣功的一段時間。

“像張寶勝那樣的大師,要聽他的課必須提前報名,報名費也不便宜。”那時候,王眉經常和同事一起奔赴各個不同的“氣功報告”現場。

她記得很清楚,幾乎每次在開始的時候,“大師”都會挑幾個人上來給他們發功。“台上的人突然就又哭又笑的,有點像跳大神。”當時的王眉也經常在發功現場跟著周圍的人一起哭喊,“大家都說信則靈。”

她後來回憶,當時就是受一種氛圍的感染。“周圍的人都信,至少可以強身健體吧,萬一開發出自己什麽特異功能來呢?”

到底是什麽力量,讓氣功在改革開放之初如此令人著迷?

“70年代末特異功能興起的時候,當時人們的思想領域比較混亂,對新事物的鑒別能力不強,而且‘文革’十年,人們的思想都比較受禁錮,剛一開放,看見什麽都覺得新鮮,所以氣功和特異功能很輕易就進來了。”申振鈺說。

她覺得這個歷史背景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氣功得到了一些官員的支持,當時的一些學者和官員,曾經把氣功抬高到了異乎尋常的地位。”

為什麽迷戀

當時的很多情況,申振鈺在心裡憋了多年。

對於氣功,在當時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氣功是最高的科學,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科學界的一些重要人物曾經說,中醫、氣功和人體特異功能的統一,可能引起醫學的革命,而醫學的革命可能引起整個科學的革命。他們把氣功稱為東方的科技革命。”

甚至還有更荒唐的觀點,叫“氣功治國”。申振鈺說,嚴新給大興安嶺救火就是一個例子。嚴新還曾表示,他發功可以攔截原子彈。這些說法讓一批專家興奮異常。

不過,像王眉這樣的老百姓,在當時並不清楚這些巨集大“構想”,他們更多的是把氣功當成精神寄托。

“‘文革’顛覆了很多人的信念和理想,很多概念都界定不清楚,所以一些人就希望借助超自然力量來保護自己、振興國家。”王眉覺得這是氣功在民間流行的重要原因。

但是不管怎麽說,在氣功達到鼎盛的1987年前後,像申振鈺和何祚庥這樣的反對者,是很難公開發表文章來質疑氣功的。

一直到1994年,中央下達了《關於加強科學普及工作的若乾意見》,點明要破除偽科學,氣功才在討伐下漸漸“偃旗息鼓”。

而昔日那些風雲人物,今天早已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之外。網上的一篇帖子說:嚴新現旅居美國或加拿大,行蹤不明;1987年起傳授自然中心功的張香玉,1992年被捕,判刑7年,後行蹤不明;張洪堡1995年逃往泰國,1998年又輾轉美國,曾因毆打弟子被起訴,2006年7月車禍身亡??

而那些曾為氣功癡迷的人們,大多已人到中年,那些為氣功狂熱的日子,早已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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