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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運河改變了什麽?蘇州曾經是東方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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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也洛水,衰也洛水。

我們都知道,隋煬帝勞民傷財,斥巨資下令開鑿了大運河,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古代它的用處到底有多大。

隋煬帝

其實,運河自春秋時期就多有開鑿,但那時的運河都比較小型,只是用於軍事。如吳王夫差為伐齊國,命人開鑿邗溝運送軍隊至齊,又如魏惠王開鑿鴻溝,也是為了軍事戰略。

隨著歷史的發展,運河的功能也在發生轉變,水上運輸由一開始的運送軍隊發展到運送戰略物資,再到後來拓展為運送各種物資,而運河也由一開始的短途直流發展為四通八達的運河體系。

隋煬帝即位後,在前人開鑿的運河基礎上,以洛陽作為中心,開鑿了京杭大運河。這項浩大的工程讓隋煬帝的暴君形象徹底坐實,同時加劇了隋朝的滅亡。但不可否認,運河對沿途各地的經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歷史上,許多的城市因運河而興,因運河而衰。今天,我們就通過一些城市的興衰來看看大運河在古代對於一個城市的發展到底意味著什麽。

1

洛陽——沒落的十三朝古都

四千年歷史,十三個王朝,一百零五位帝王。這份屬於洛陽的成績單,讓洛陽擁有非凡的地位。

《周易·系辭上》記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言之意,華夏文明的源頭正是出自洛水,而洛陽位於洛水之北,由此得名。

但就是這樣一座古都,卻在五代之後悄然沒落,再無王朝定都於此。這讓人在唏噓的同時不禁感到疑惑,是什麽導致了這種情況的出現?

其實洛陽的遭遇,用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興也洛水,衰也洛水。”

憑借洛水的優勢,洛陽很早便開始發展水運貿易。

公元605年,隋煬帝將洛陽作為東都,並以洛陽為中心,開鑿了永濟渠、通濟渠、邗溝和江南河四條河道,洛陽的水運貿易往來開始頻繁。

公元691年,武則天遷都洛陽,賜洛陽“神都”封號。兩年後下令於洛陽開建新潭,以為各州府停泊船隻之用。一時間,洛陽漕運千里不絕。

公元749年,洛陽的糧食儲備量幾乎佔到了全國的一半,近58萬石。這些糧食都是通過船隻走水路運至洛陽。

唐朝滅亡後,中國歷史進入大亂鬥的五代十國,洛陽作為政權割據的中心,自然是戰火不斷。而這幾十年間,由於無人管理,河道淤積,導致漕運不興,水運事業一度擱淺。

公元960年,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北宋政權。洛陽作為古都名城,趙匡胤自然有定都洛陽的想法。但此時的洛陽城,因飽受戰亂,早已沒有了唐朝的輝煌。更重要的是,隋唐大運河河道淤塞嚴重,難以疏通,船隻早已不能把各地的物資運至洛陽。

無奈之下,趙匡胤只得把汴梁作為首都,把洛陽定為附都。隨著政治中心的轉移,汴河開始成為朝廷運輸物資的生命線,以汴河為中心的新的漕運系統逐漸形成。同時洛陽水運地位也逐漸下降,經濟也因此日漸衰落。

元朝滅宋以後,將都城定北京,緊接著開始對隋唐大運河進行改道,河道南北取直,不再通過洛陽,而是直達北京,南北運河距離縮短了九百多公里。

從這時起,這條運營了五百多年的大運河被新的京杭大運河所取代,洛陽也徹底失去了為之帶來繁榮經濟的水運事業,經濟和地位雙雙衰落。

2

上海——曾經不單單是小漁村

在我們的印象中,上海發展起來也不過百餘年的時間,在這之前還只是一個小漁村而已。但是隨著近年考古學家挖掘發現,上海這個曾經的小漁村,也有過自己輝煌的歷史。

2001年5月,一支建築施工隊在上海市區的志丹路附近施工時,發現了一座地下水利工程遺址,經鑒定為元代志丹苑水閘。這一發現入選2006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顛覆了人們對上海歷史的認知。

今日上海

元代水閘,加上青龍鎮遺址,上海這個我們眼中的小漁村,自然顯得沒那麽簡單。由於唐宋時期上海一直未處於政治中心,所以關於當時上海的文獻記載少之又少,很多東西都沒有辦法去證實。

然而對青龍鎮遺址的考古研究,彌補了這方面的空白。從2010年到2016年,青龍鎮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其中就包括青釉褐彩蓮瓣紋碗,此碗屬於唐代長沙窯製品,在晚唐時期最為興盛。與它同時出土的還有大量唐代瓷器。這些瓷器的發掘,足以說明青龍鎮的瓷器貿易在唐代就十分發達。

2016年又在青龍鎮遺址上發現了隆平寺塔基。隆平寺塔建於北宋年間,位於青龍鎮北側,鄰近當時一條十分寬廣的河流吳淞江。因為當時江面十分寬廣,商船來往都看不到港口所在,所以隆平寺塔就充當了燈塔的作用。

這些考古探究,都證明了青龍鎮曾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是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大重鎮。

然而,如此繁華的重鎮,卻逃不過漕運不興而沒落成小漁村的命運。隨著吳淞江的不斷淤塞,這條水路變得行船艱難。

到了明代,吳淞江下遊幾乎淤成平地,徹底失去通航能力。至此,輝煌一時的青龍鎮淡出歷史舞台,成為我們印象中的小漁村。一直到海運時代的到來,上海才再度崛起。

3

蘇州——曾經的東方威尼斯

蘇州,江南首郡,南宋行在,馬可波羅口中的東方威尼斯,清朝時曾與北京、漢口、佛山合稱天下四聚,是當時最繁榮的工商業城市之一。

明清時期經濟最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其中心地帶便是蘇州。當時的蘇州水陸交通發達,西北有長江,東南有大海,坐擁南北大運河與全國各地相連貫。通過運河和瀏河,又與中國的黃金水道長江相連,渡長江往西,可以到達安徽、湖北;由南北大運河往北,可以直達北京;往南可以連接兩廣。可以說,蘇州處於聯結各大水道的咽喉位置。

所以,蘇州的命運與運河的命運息息相關。由於大運河水源不足,常年從黃河引水,而黃河水體混濁,夾帶大量泥沙,這就導致運河泥沙淤塞越來越嚴重。

道光初年,大運河河底的淤泥有一丈多深,行船艱難。道光五年,黃河泛濫,從黃河到長江一線的運河全部被泥沙淤積成平地,河運由此中斷。無奈之下,運送物資的大船只能通過海路,經黃海,渤海抵達北京。

太平天國年間,太平軍將蘇州作為蘇福省的省會,封鎖了大運河上的交通運輸,切斷了南北經濟的大動脈。這十四年的戰亂,加劇了運河的淤塞。

平定太平天國後的第二年,清政府曾試圖恢復漕運,但由於工程浩大,加上清政府當時內憂外患,實在沒有更多的精力去疏通大運河,也就只能作罷。

而此時,海運已逐漸興盛起來,上海等通商口岸更加受到商人們的青睞。就這樣,掌握河運動脈的蘇州隨著運河的停滯而逐漸黯淡下來

與蘇州同命運的還有揚州。揚州位於長江和京杭大運河交匯處,絕對的地理優勢讓揚州這個不產鹽的城市一度成為食鹽集散地和發售地。

食鹽自古都是國家統銷,以此獲取豐盈的稅收。明清時期規模最大的鹽場莫過於兩淮鹽場,而兩淮鹽場的鹽都是先運往揚州,再由揚州通過大運河運往京城和全國各地。

憑借著食鹽轉運,揚州也曾富極一時。清朝時有人做過一項統計,揚州鹽業資本曾達到八千萬兩,而當時清政府國庫存銀才七千多萬兩。

而鼎盛一時的揚州,也逃不過因運河而衰的命運。運河荒廢後,上海等地的海運迅速崛起,同時,鐵路也成為運輸的一大動力。而揚州和鹽的緣分也由此走到了頭。

參考資料:

《隋書》《舊唐書》《宋史》《清史》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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