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區婦幼保健院，醫護人員在進行體溫測量。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魯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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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 康 焰
整理：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嘉興 王鑫昕
康焰是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也是華西醫院第三批支援湖北醫療隊隊長。2月7日抵達武漢後，這支130人的隊伍接手了湖北省人民醫院東院的兩個重症病區。
10天來，他們累計收治了128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其中有61人已經轉至方艙醫院及社區定點醫院等輕症患者收治點，2名患者死亡。與武漢市近5%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相比，取得這樣的治療成果實屬不易。康焰仍感到遺憾，2例死亡都出現在早期醫院氧氣供給不足的時候。
以下是他的口述：
紅黃綠病人
我們接手的時候，兩個病區80張床位，已經有77個病人在那裡了。東院這邊考慮得很周到，每個病區給我們留下了1名骨乾大夫和1名主任護士長來幫忙協調。
湖北省人民醫院東院本來是一家綜合性醫院，現在完全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很多流程需要理順。我們進駐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對病人做評估和篩查，找出真正有死亡風險的病人。
我們把病區細分為綠區、黃區和紅區。綠區收治症狀相對較輕的病人，做一般的治療就行了。黃區收治新冠肺炎症狀不嚴重，但合並有基礎病如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壓的患者，新冠肺炎常誘發和加重這些合並疾病。紅區則收治器官功能紊亂嚴重，需要器官功能支持，如高流量吸氧、上呼吸機的患者。
粗略統計，紅、黃、綠區的患者各佔約10%、15%、75%。
3個區的醫療和護理的強度和方案都是完全不一樣的。例如，集中力量到紅區的病人，給他們最精準的診療。把紅區的死亡率降下來，整個病人群的死亡率就下來了。對綠區，幾名護理人員就能照顧到所有患者的需求了。
國家的診療方案提到，對重症病人要集中成建制管理，1名患者配置0.8名醫生、3名護士。但我們80張床總共只有130人，只有三分之一的力量，我們就需要作頂層設計，進行分級管理，也能充分利用人力。
第一周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據現實情況擬訂規程。其實要磨合的地方很多，比如每天怎麽查房、怎麽交接班。在華西醫院，我們有非常成體系的“三級查房”制度，平均1個病人要查近1個小時。但現在是“戰時”，醫護人員少，而且要盡量減少待在病房裡的時間，降低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於是我們把體系化的查房放在病區外，明確每次進病區要做的事情，在保證查房質量的同時減少在病房內的暴露時間。
此外，每天下午4點30分，華西醫院三個批次的援鄂醫生以及華西醫院本部的專家都要遠程進行多學科的疑難病例討論。武漢有新冠肺炎患者，四川也有，兩地的救治工作能實現有機的協調。
我們努力的目標是，對湖北病人的乾預和治療能達到華西醫院日常工作的水準。不能因為這是一個緊急的事情，就降低標準，病人也許就因為一個細節的疏漏而出問題。
目前看來，我們的工作開展很順暢。截至2月17日，我們收治的128名患者中，已經有61人轉為輕症離開醫院，重症轉輕症率已接近50%。一般來說，轉出醫院意味著脫離了死亡的風險。
10天裡，有2名患者死亡，他們的年齡都接近80歲。他們死亡時，醫院的氧氣供給還跟不上，只能給他們吸氧，無法通高流量氧氣或上無創呼吸機。
對我們挑戰最大的還是紅區的患者。現在紅區有4名患者，我對其中3名患者的治療比較有信心，有一名情況不穩定，波動很大。
我還想糾正公眾的一個認識，ECMO（人工膜肺）並不是一定能救命的手段，迫不得已才會使用它。費用是一方面，ECMO還會給患者帶來很多併發症，如栓塞、感染、出凝血障礙等。
事實上，據我了解，武漢使用ECMO的患者的死亡率相當高，活下來的寥寥無幾。它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各方的支持。在不適合的時候上ECMO，對病人病情的恢復作用不大，對醫療資源也是巨大的消耗。
需要的氧氣量，多了10倍都不止
我們這支隊伍的組成是99名護士，30名醫生，1名醫學工程師。帶醫學工程師來，就是因為前期支援隊反映，各醫院供氧大都存在問題。
正常情況，整個ICU只有20張床位，患者吸氧量一般是每分鐘2-5升，還不是所有患者都需要。新冠肺炎是呼吸衰竭病，重症患者大多需要吸氧，很多需要的還是高流量氧氣，每分鐘60升，需求多了10倍都不止。
醫院一開始用氧氣罐頂著，但這很不安全，氧氣壓力大，氧氣罐運輸不便，還涉及消毒問題。製氧機也沒法使用，不僅流量不夠，還有體積過大、用電負荷過高、噪音大等問題。
最後，我們的醫學工程師改造了供氧系統，增加供氧設備、改裝供氧管道。到2月15日晚上，基本解決了病區的供氧問題。這也提醒我們，在醫院建設階段要考慮特殊情況下的醫用氣體負荷，預留管線。
我們這支隊伍中，數量最多的是重症醫學科的醫護人員，有40名護士和6名醫生。據我所知，這次支援湖北的醫護人員中，約有10%是重症醫學科的，中華醫學會重症醫學分會有4000多名會員來了湖北。在四川，縣一級的醫院都動員起來支援湖北。
我們科室接到消息要來武漢支援、重點收治重症病人的時候，醫院就從其他科室抽調人員到ICU學習。理論和臨床實踐操作剛培訓完，我們就接到支援湖北的指派。後期的實踐證明，要不是培訓及時，我們自己醫院的ICU都快因為人力問題而無法運轉了，經過培訓後被派到湖北支援的醫生也展現出了較好的重症救治能力。
考慮到重症患者多是老年人，我們團隊還有來自老年醫學科、腎內科、心內科的醫生。新型冠狀病毒攻擊患者的心髒、肝、腎等器官時，我們希望通過多學科團隊的合作，找到更好的應對方法。
我們的團隊裡還有3名心理衛生中心、具備心理谘詢師證的護士，對醫護人員和患者開展心理谘詢和乾預。
我們收治的病人中有一名73歲、有抑鬱傾向的老人，因生病感到羞愧，覺得自己感染了家人，還覺得自己有時小便失禁，給護士添麻煩。也有患者被我們搶救回來，但因為新冠肺炎和併發症很難受，求我們讓他“去殯儀館”。還有綠區的病人，3個人一間病房，個別病人嫌同病房的人鬧騰，要求轉病房……各種情況都可能碰到。通過我們心理谘詢護士的疏導，大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為了防止醫護人員被感染，我們組織隊員提前做培訓，對入住的酒店進行了分區，甚至詳細到回到酒店從哪個門進，進來之前要做什麽，穿什麽衣服，上什麽電梯，還讓每個醫護人員在房間劃出清潔區和潛在汙染區。我們明確規定不允許大家串門，便當都是領到自己房間吃。
慶幸的是，華西醫院有很多應對自然災害和大型事故的經驗和教訓，已經形成了體系化的流程和應急預案，所以面對緊急情況也有條不紊。
總死亡率並不高
武漢患者早期死亡率較高應該有多種因素。目前，總死亡率並不比“非典”、禽流感更高。
客觀來說，武漢的醫療水準是不低的。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突然出現了這麽多病人，醫療資源跟不上，病人沒有得到較為規範的治療。湖北省外，人力物力都能跟上，死亡率就相對較低。我相信，在湖北、在武漢，一旦全國各地的醫療救援力量到位，病人都得到規範的治療後，死亡率一定會下去的。
降低死亡率無非兩個階段，第一是減少危重病人的數量，避免患者由輕轉重；第二是降低重症患者的死亡率，盡可能由重轉輕。我們醫療隊的定位是收治重症病人，所以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後一個，前一個的工作應該在醫院之外。
我認為，對病人的評估要更提前一點，不要等發展到重症再分“紅區”“綠區”。病人處於輕症的時候，就要篩查出那些可能發展為重症的，提前乾預。這勢必導致重症醫生的介入要提前。現在武漢市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在逐步下降，還是很給人信心的。
面對重大公共事件時，我明顯感受到醫患關係的緩和，患者家屬對我們的信任度很高。
這次在武漢，一個老婆婆得接受鎖骨下靜脈穿刺插管術。平時，我們得和家屬反覆解釋情況，請家屬簽知情同意書，但這次只能遠程視頻，我們給出醫療決策，家屬都說“好”“謝謝大夫”，反而是老婆婆開玩笑說：“你個不孝女，醫生說什麽你都說好，不怕我死在這兒嗎？”
我還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很多年輕人要接受截肢手術。為了讓他們更容易配義肢，我們都是盡量多留一寸，可一旦判斷失誤，就可能要截第二次、第三次。那時，家屬都很理解。但要放在平常，很多醫生就會穩妥起見，一次到位，不願意冒險。醫患之間不信任，受害的一定是患者。
我本來應該是作為第二批支援隊援助湖北的，當時行李托運了，登機牌都辦好了，上級部門打來電話，說我另有安排，暫緩支援，機場工作人員又費了很大力氣才把我的行李挑出來。
當時我很失落，覺得出征儀式辦了，同事朋友關心我的電話也打了，那幾天都不好意思出門。一周後，我接到通知，要作為第三批支援隊的隊長。我知道自己一定會來，所以都沒拆之前打包好的行李。
我想起“非典”的時候，我和同是醫生的夫人沒有商量，就在各自的科室報名上一線，也沒想才幾歲的孩子誰來照顧。談不上拋頭顱灑熱血，救死扶傷就是我們這個職業該做的事情。出了疫情，就該我們上。
今天朋友告訴我，成都和北京的街頭已經開始堵車了。這是好消息，說明人們的生活在逐步恢復正常，大家不那麽恐懼新型冠狀病毒了。但做好防護，是我們一定要反覆給大家強調的。
很多人問我疫情結束後最想幹什麽。我這個年齡了，還真沒想做什麽。但此刻，我最大的願望，就是疫情盡快結束，大家的工作生活恢復正常，這支隊伍130人來，最後130人都能平安地回去。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出品
微信編輯 | 陳軼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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