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記者黃遠生為何喋血美國舊金山？

撰文：馬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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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25日傍晚，美國舊金山唐人街。一位戴著黑邊眼鏡、神情憂鬱的30余歲男子和他擔任巴拿馬博覽會的中國委員朋友，從上海酒樓用完晚餐之後，緩步走出樓來。二人站在酒樓門口的街邊，抽著雪茄煙，聊著天。忽然，有人從背後連發三槍，帶黑邊眼鏡的男子應聲倒地，流血而亡。很快，美國報紙刊登新聞，中槍倒地的中國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國記者黃遠生，而凶手究竟是誰，眾說紛紜，令人不知所措。

黃遠生喋血美國舊金山的街頭，消息傳到國內，震驚了他的朋友圈。他的朋友主要是以梁啟超為核心的進步黨人士，如張君勱、林志鈞、陳叔通、劉厚生、梁漱溟等人。黃遠生遇難之際，正值中國處於生死危亡之秋。當時，袁世凱正在大搞複辟帝製運動，以梁啟超、蔡鍔師徒為首的進步黨人，和流亡海外的以孫中山為首的中華革命黨人正在醞釀反對帝製運動。巧合的是，在遇難的當日，梁啟超的高足、雲南督軍蔡鍔在昆明宣布雲南獨立，建立雲南都督府，組織討袁護國軍。護國戰爭爆發，中國再次陷入內戰。

在此危機時刻，與梁啟超一派有密切關係的著名記者黃遠生命喪異國他鄉。讓人不得不想象，他的被暗殺與國內政治鬥爭是否有關。果真如此，作為一名記者，黃遠生又是如何卷入國內政爭的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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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人的命運是由他所出生的時代決定的。每個時代都有他特定的精神狀況，這個精神狀況會影響到個體生命的精神氣質和價值取向。光緒十一年(1885年)，出生於江西九江一個書香之家的黃遠生，他所生活的年代，正值晚清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過渡時代。這個時代，中國新舊思想觀念雜陳，國家的政治、文化、軍事、經濟以及社會結構等方面都處於新舊交替的轉型階段。時代的轉變終究影響到個體命運的走向。身處過渡時代的黃遠生，他的命運和身份選擇，是那個時代大多數人命運的縮影。

黃遠生名為基，字遠庸, 江西九江人。遠生是他的筆名。在清末民初的十餘年間，黃遠生遊走於教育、政治與新聞各界，而在不同的“界”稱不同的“名”。當他以黃為基揚名於世的時候，他的社會身份是科舉時代的佼佼者和政界新秀；當他以黃遠庸或筆名黃遠生稱雄於新聞界的時候，他是作為一個有良知的記者身份而屹立於人世間的。不過，這兩個身份的形成是有先後之分的，而且黃氏的進士身份為他在清末民初的中國奠定了一個隱形的權力場。也就是說，黃氏利用他的進士身份所帶來的權力場為其記者身份服務。我們先說，他作為黃為基的故事經歷。

光緒29年，癸卯年，即公元1903年。虛歲19歲的江西秀才黃為基在這年的“癸卯恩科鄉試”中，榮獲舉人功名。與他同榜的江西考生，還有嚴複的得意門徒熊元鍔；以及民初著名的國民黨參議員湯漪等。次年，即甲辰年，公元1904年。年僅20歲的黃為基順利通過這年的“會試”和“殿試”，成為著名的帝國末科進士，也就是“甲辰科進士”。第二年，清廷正式宣布廢除了延續一千余年的科舉制度。自隋唐以來，曾經盛極一時的科舉制度，從此退出歷史舞台。

黃為基所參加的甲辰科會試和殿試，不僅是作為科舉制度的最後一科進士而名垂史冊，還因為這一年的科舉會試和殿試，近代中國歷史上不少風雲人物的也出自甲辰科。在甲辰科會試中，獲得第一名的“會元”，就是後來擔任國民政府主席的國民黨元老譚延闓。譚延闓獲得“會試第一名”，並非因為他的試卷做得出類拔萃，而是因為他“有背景”、“有關係”。而背景很弱的江西考生黃為基只能位列榜中，無法引人注意。譚延闓的關係確實“硬得很”。他的父親譚鍾麟是晚清名臣，歷任戶部尚書、閩浙總督、四川總督、兩廣總督和直隸總督等顯赫要職，門生故吏遍天下。而擔任甲辰科會試的主考官張百熙，為湖南人，他與譚家是同鄉，且屬世交。甲辰科考試已改為“策論”，不用謄錄。因此，主考官張百熙在改卷時，但從筆跡就很容易地認出譚延闓的考卷。於是，他對其他幾位考官說，“這位考生是我們湖南世家子弟，文章也是特別好，建議錄取第一名”。當時，擔任考試閱卷總裁的為裕德，他是張百熙後輩，對於張氏的建議，自然采納。於是，譚延闓成為甲辰會試第一名，俗稱“會元”。 但是，譚延闓在隨後舉行的甲辰科“殿試”中，卻沒有高中狀元，只是名列“二甲”。最後，成為甲辰科狀元的是直隸人劉春霖。

像譚延闓成為甲辰科會試中的會元一樣，劉春霖之所以高中甲辰科殿試的狀元郎，同樣是朝廷閱卷大臣之間權力博弈的結果。在殿試中，屬於袁世凱長官的北洋集團的靈魂人物徐世昌擔任朝考閱卷大臣。徐世昌的籍貫是直隸天津，他與來自湖南省的世家子弟譚延闓書素無深交，而是對直隸同鄉劉春霖青眼有加。作為資深的翰林院編修，徐世昌在翰林院工作的十餘年中，從未獲得閱卷大臣的資格。一直到1904年，他才得以擔任朝考閱卷大臣，獲得了執掌“文衡”的權柄。故而，老徐對於甲辰科殿試非常重視，他堅持的評判原則自然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結果他的直隸同鄉劉春霖成為了甲辰科狀元。所以，徐世昌在《甲辰同年錄·序》中寫道：

策論之試，甫定於寅歲（壬寅鄉試，初用策論），科舉之製，遽迄於辰年。予於是科獲襄閱卷。含元殿上，曾瞻金鏡之持；光范門前，細數曉鍾之列。馬融晚性，惟愛琴音；徐演殘牙，猶思餅餡。

這段文字將徐世昌執掌甲辰科“文衡”權柄時的悲欣交集的心情，流露無遺。隨著時間的推移，徐世昌將越發的榮耀起來。因為，甲辰科進士中，走出了許多叱吒風雲、名震民國舞台的歷史人物。除了著名記者黃為基（黃遠生）之外，還有清末四川保路運動的領袖蒲殿俊；湖北谘議局局長、民初參議院議長的研究系領袖湯化龍；山西谘議局局長、國會議員梁善濟；湖南谘議局局長、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廣西省省長、直系軍閥吳佩孚的秘書長張其煌；廣西巡按使、交通系乾將龍建章；京漢鐵路局局長關賡麟；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賈景德；安福系首領王賡（王揖唐）；民國“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等等，他們與黃為基都屬於甲辰科的同科進士。

按照慣例，新科進士，不是授予京職，就是外放知縣。1904年甲辰科進士名單公布之後，狀元劉春霖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而三甲進士黃為基則由大清吏部安排，被分發到河南省擔任知縣。 黃為基是甲辰科最年輕的進士之一，年僅20歲，可謂少年得志。翰林外放知縣，俗稱“老虎班”。其意是說，將來非把他優先補實缺官職不可。 但是，黃為基不打算立即投身仕途，而是決定東渡日本留學。不久，黃為基到日本中央大學留學。那時到日本留學的翰林，大都是為了出國“鍍金”。這類留日的翰林們，到了日本之後，只會正襟危坐，不諳世事。甚至留日幾年，連句日語的平假名和片假名都讀不懂，人稱“冬烘先生”。但是，黃為基雖出身翰林，卻與時俱進，勤奮向學。在留日期間，他除了積極參與留日學生會的公共事務外，還認真學習日語、英語和法律政治等現代科學知識。

宣統元年（1909年），黃為基學成回國。作為留學日本的翰林，他回國之後自然地成為大清朝的“進士館遊學畢業學員”。對於像他這樣擁有翰林與留學生的雙重身份人員，大清朝視為至寶。清廷責成吏部和學部專門負責他們的工作安排。1909年10月27日和28日，吏部會同學部，對留日歸來的三位翰林留日學生黃為基、李景銘和方兆鼇在學部進行嚴密的考試。考試內容，除專門科學知識以外，還加試經史內容，以測驗其國學根底。在學部和吏部大臣的考評之後，黃為基等三人的成績都屬於優等。1909年11月11日（九月二十九日），清廷批準了學部和吏部大臣關於保薦黃為基等三人的奏折，加封黃為基作為直隸州知州仍留在河南省“用補”。 次年初，大清郵傳部需要參照美國和日本等國的郵電法律，編制中國的郵電法律。於是，留學日本專攻法政的黃為基被郵傳部聘用，負責日文郵電法律的編譯工作。其後，黃為基在郵傳部任職，擔任該部員外郎。當時，擔任郵傳部尚書的正是甲辰科朝考閱卷大臣徐世昌，郵傳部左侍郎為梁啟超的好友汪大燮，他們二人對黃為基格外器重。

黃為基回國之際，正值以張謇為首的各省立憲派聯合發動第三次國會請願運動的高潮階段。 在國會請願風潮的感染下，學習法政的黃為基也是不甘寂寞，很快加入了張謇長官的請願運動的行列，他與張謇的門生雷奮、孟昭常以及北方立憲派的領袖孫洪伊等人，為請願運動的開展，東奔西走，不遺余力。 隨後，黃為基加入了與梁啟超一派有密切關係的“憲友會”，與梁啟超集團的徐佛蘇往來密切。 在憲友會舉行的集會活動中，黃為基時常登台演說，慷慨陳詞，成為媒體關注的公眾人物。

民國成立之後，黃為基與梁啟超集團的關係更加密切，最終成為這一派的重要成員。

2

1912年春，孫中山從南京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由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隨後，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唐紹儀從南京返回北京，在北京正式組閣。在唐紹儀組閣的過程中，新舊官僚為爭奪北京政府的各部職位，明爭暗鬥，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醜惡的官場現形記。

在北京政府各部之中，交通部（前清為郵傳部）待遇為最好，但該部的人事變動也最激烈。1912年4月23日為新任交通總長施肇基就任之日。但是，施肇基這天並未到部上班，而是在交通部大堂下，張貼了一份由施肇基總長署名的交通部留任人員名單啟示。這份啟示宣布，“經過再三調查，交通部原有的六百餘名人員，在裁減冗員之後，隻留下51名辦事人員”，而黃為基作為學貫中西的翰林留學生繼續在交通部留任。 剛剛加入革命黨的唐紹儀在擔任內閣總理不久，就與他的老上司、大總統袁世凱發生權力衝突。唐紹儀堅持內閣製，而袁世凱主張總統製，由此引發民國初年的府院之爭。唐紹儀此時獲得了革命黨的身份，因此他與袁世凱的權力衝突，又帶有孫中山為首的南方革命黨與袁世凱北洋集團的鬥爭色彩。

府院之爭與黨派之爭交織在一起。在北京政府任職的政府官員也都紛紛站隊，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愈演愈烈的民初黨爭之中。在交通部任職的黃為基也不例外。因在前期時期就參與立憲派的請願運動，於是黃為基加入了與革命黨為敵的共和黨。但是，黃為基是有理想的政黨分子，他的加入政黨不是為了爭權奪利，而是為了維護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1912年6月23日下午1時，共和黨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本部大會。鑒於當時的黨爭多是意氣之爭，利益之爭的現實，黃為基在共和黨大會上發表政見，提醒共和黨同仁要明白“政黨的真切含義”。他說，真正的黨員要附和三個條件：第一，要研究政策的內容，不可徒以意見相持；而對於他黨，尤須以政策為前提，不可隻圖黨見；第二，黨員要有自警心。黨員必須時時互相警策，尊重人格，不可貽人口實，以招他黨之攻擊；第三，黨員要為政治上的活動，不可為權利上的競爭。 黃為基所在的共和黨，在政治主張上是奉行梁啟超的“國家主義”原則，主張強化中央政府的權力，與革命黨限制袁世凱中央政府的分權主張是針鋒相對的。還是在1912年6月23日的共和黨大會上，共和黨要人熊希齡在發表演說時，指出：“政黨第一最要者，以國家為前提。中華民國成立伊始，對外對內，艱難萬狀，絶非政黨互相爭持之時。” 根據此種政黨宗旨，熊希齡針對當時正在發生的袁世凱大總統與唐紹儀內閣總理的“府院衝突”，是支持袁世凱的總統製，反對唐紹儀的內閣製。

到了1912年下半年，隨著正式國會旋即在即，黨爭愈演愈烈。為了爭奪國會控制權，一些小黨開始組合成大黨。1912年8月，宋教仁組建了國民黨；從1912年10月開始，黃為基所在的共和黨就開始與湯化龍長官的民主黨、王揖唐長官的統一黨醞釀三黨聯合事宜，一直到1913年5月，才組建成“進步黨”。 黃為基善於交際，他在進步黨中擔任“交際處主任”。 新組建的進步黨的實際領袖為梁啟超。黎元洪雖然為名義上的進步黨領袖，但至始自終甚少過問黨務，而德高望重的張謇自梁啟超自1912年10月歸國之後也有意讓梁在政界多活動，而張氏並不多問黨務。 為了擴張黨勢，梁啟超在1912年12月在天津出版了《庸言報》，作為其黨派的喉舌。實際負責《庸言報》編務工作的則為吳貫因與黃為基。黃為基參與梁啟超政黨集團的黨務工作，如此之深，可見一斑。在編輯工作之餘，黃為基還堅持為《庸言報》撰寫社論，宣揚黨見。

作為梁啟超一派的機構報，《庸言報》主要刊登闡述政治原理的政論性文章。但是，黃為基並不擅長撰寫這類法理性的社論文章，他真正所擅長的是描寫社會狀態的文章。儘管如此，黃為基仍勉為其難，這只能說明他當時參政的理想是多麽的熱切。昔日在《庸言報》一起共事的好友吳貫因曾這樣評論黃為基，他說：“當元二年間，余與遠生同任《庸言》報文責，各以文字相質證。遠生長於描寫社會之狀態，不善於推闡科學之原理。《庸言》雜誌注重政論學理，故所載遠生之文，尚非其得意之作。” 黃遠生熱心政治，無可厚非。畢竟學而優則仕，是深入中國讀書人骨髓的傳統價值觀念，根深蒂固。

黃為基最有魔力的文章是他在日報上撰寫的通信紀事。在這方面，黃為基充分實現了他的社會價值，也獲得了他的自我認同。於是在民初政界和新聞界，同樣一個黃為基卻擁有了兩種不同的社會形象：一個是活躍於民初政治舞台的進步黨人黃為基；一個是馳騁於新聞界的大記者黃遠生。黃遠生是黃為基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的筆名，並以此而名垂青史。黃遠生的名字是與上海灘著名日報《申報》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也是《申報》所提供的公共閱讀平台使得黃遠生成為民初家喻戶曉的名記者。

光緒元年（1909），黃遠生從日本回國在京郵傳部任職，他起初的志趣是在政治和文學，而不是新聞。恰巧，他的江西同鄉李盛鐸從歐洲回來，對黃說：“西人諳近世掌故者，多為新聞撰述家。君從事新聞記者之業，實基於此。” 自那時起，黃為基開始用筆名“遠生”在上海《申報》上發表文章，這些文章大都與東亞國際政治有關。他最早用“遠生”筆名發表在《申報》上的文章是在1910年8月1日。當期《申報》第2版刊登了署名“遠生”的投稿《余之日俄協約觀》。武昌起義之後，從1911年底到1912年底，中國報業因受辛亥革命的刺激，進入了短暫的繁榮階段。這段時期被稱為“中國報界的黃金時代”。

特別是成立於1910年的全國性報界組織—中國報界俱進會，在聯絡報界同仁、凝聚報界力量和製造公眾輿論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不過，民初報界繁榮的同時，也意味著報界內部競爭激烈的加劇。特別是在上海，這裡是中國新聞業的中心，報業同行內部的競爭更是很殘酷。當時，滬上日報大約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新聞報》為代表的商業日報，其閱讀公眾主要是商界人士；這家日報商業消息靈通，又借助其帶有“鴛鴦蝴蝶派”風格的色情文學副刊，而稱雄於滬上商業日報；一類是以《申報》和《時報》為代表的日報，這類日報的閱讀公眾主要是學界人士，他們看中的是報紙能否提供有價值的新聞報導和時事通信。《申報》首先意識到時事通信的重要性，於是聘請黃遠生擔任通信記者，在《申報》上開設了“遠生通信”專欄。黃遠生最擅長的就是撰寫能扣人心弦的時事通信。

黃遠生的通信富有神奇的魔力，讓讀者愛不釋手。對此，吳貫因稱讚說：“一尋常人耳，而一經遠生之描寫，則發眉畢現；一尋常事耳，而一經遠生之紀述，則逸趣橫生；筆鋒所及，愈諧愈妙。寫生妙技，余於遠生歎觀止矣。” 《申報》刊登的《遠生通信》，行文條理清楚，判斷明白；文體半文半白，讀起來饒有興味。如1914年1月5日《申報》刊登了黃遠生的《歲暮余聞》，其開頭寫道：“記者漫遊南方兼旬矣，忽促而歸。歸時，適值歲杪。乃記此殘斷之新聞，以還償此臘尾余日之筆墨舊債。” 黃遠生點評北京政界人物，夾敘夾議，時有畫龍點睛之筆，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他點評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說他是：“紈絝公子之略有氣度耳”，這句點評隨成為稱頌一時的名言。

自從《申報》有了“遠生通信”，其社會影響力立即超過了《時報》。於是，《時報》不甘落後，聘請徐彬之擔任通信記者。雖然徐氏的通信寫得也很好，但是和遠生通信相比，要遜色許多。因為，黃遠生畢竟是甲辰科翰林，又有東洋留學背景，在北京政界、學界擁有廣泛的人脈網絡，故而他採訪的時政報導，不僅在內容上情節豐富，而且點評深刻犀利。民國初年，一般報社記者的社會地位仍然很地下，因此他們是沒有機會接近北京的達官顯貴和社會名流的。但是，黃遠生則不同。作為翰林留學生，他在北京的新聞採訪如魚得水。黃遠生的採訪能力，精妙絕倫，無人能比。民國教育界元老湯爾稱讚說：“昔遠生操新聞事業，而舉世忌之。非忌遠生之才而操遠生之業也。遠生之探新聞，幾乎無孔不入。常人所不能到之地，遠生無往勿屆；尋常所不能見之人，見亦不得其要領者，遠生必有術焉，使之不能拒絕，非啻不拒絕而已，且使之不能敷衍，而又樂與為緣。雖立談之頃，必得其綱要而去。其文浩瀚，又足以發揮所見而有余，此其所以死也”。湯爾和是那個時代的親歷者，對民初政局洞若觀火。他說，遠生之死，就是因為他是民初新聞界的不世之材。

誠然，黃遠生的時事通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民國報人黃天鵬說：“自黃遠生出，而新聞通信放一異彩”。黃遠生的新聞通信常給讀者營造一種身臨其境的深刻印象，故而他被稱為中國“新聞印象派的始祖”。 卓越的記者身份造成了遠生被暗殺的悲劇。但是，要真正理解遠生之死因，還應該明白民國初年報界與政治的曖昧關係。實際上，正是黃遠生作為民初政界與報界的“雙棲明星身份”導致了他的橫屍街頭。

民初報界與政界的曖昧關係，是由近代中國報界政治化造成的結果。換言之，民初的報界，並非單純的超然獨立的新聞界，而是民初政界的一種“替身”或者“映像”。也就是說說，民初報界其實是政界的言論戰場。縱然黃遠生成為獨立的新聞記者，他從事的時政通訊報導性質也決定了他無法遠離政治舞台。從這一角度，我們可以理解黃遠生的兩個身份的交叉運用：一方面他以黃為基的名字繼續參與梁啟超集團的政治活動；一方面他以黃遠生筆名從事新聞報導。所以，黃遠生的死亡不是因為他是著名的新聞記者，而是由於他從來未有遠離政界。他始終是一個從事新聞寫作的對政治有著濃厚興趣的讀書人。只是當政界鬥爭異常殘酷，逼迫黃為基無法實現其政治理念的時候，他才不得不在這兩者身份中間進行抉擇。黃遠生第一次面臨的身份選擇是在1913年。這一年，中國發生宋教仁案，隨後引發二次革命，爆發民國初年的第一次內戰。同年，黃遠生宣布“畢生不入黨會”，一心一意當記者。不過，黃遠生這次選擇做記者，不做政客，還算不上是一次痛苦的抉擇。真正讓他的心靈備受煎熬的艱難的身份選擇，是在1915年。這一年，袁世凱發起帝製運動，鉗製輿論，試圖讓報界記者淪為政治的婢女。在這種高壓的政治環境下，黃遠生的身份抉擇面臨嚴峻的生死考驗。

3

民國成立之後，中國新聞記者為了忠於職守，因不諒於當道而招來殺身之禍者，當以黃遠生為第一人。在黃氏身後，為新聞而殉職者，還有邵飄萍、林白水、朱惺公、金華亭等等。 黃遠生是民初報界最有名的記者。他在上海《申報》的遠生通信，聞名遐邇。他除了服務於《申報》之外，還兼任北京《亞細亞報》、上海《東方日報》、《時報》等報紙的通訊記者。 1912年，黃遠生還與研究系的藍公武、張君勱三人，合辦了《少年中國周刊》，專門評論時政，人稱“新中國三少年”。

作為民初著名記者，黃遠生對記者的身份資格有自己的看法，他說：“新聞記者須尊重彼此的人格，敘述任何事情，貴乎能夠恰如其分。調查研究，須有種種素養。” 這句話表明了黃遠生的記者操守觀念，即一名合格的記者要有自尊的人格，新聞報導要實事求是。這也是黃遠生對其記者身份的自我認同。他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人，在新聞報導上，不媚俗，敢於直言不諱。性格決定命運，正是這種獨立的新聞記者人格導致了他亡命於海外，結果還是被仇家暗殺。

1912年之後，黃遠生開始將主要精力用於新聞事業上。雖然他仍繼續參與梁啟超進步黨的政治活動，但是他對記者身份已經是心有所屬了。如其同鄉好友李盛鐸所言：“壬子（1912）以後，（交通）部長留君任事，而君絕意進取，謝不往。時燕滬諸友，多以新聞論著相屬，君亦專以自任。每一草出，都人傳觀，有紙貴之譽。”1913年二次革命之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流亡海外，重組中華革命黨，繼續在海外高舉反袁大旗。留在國內的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人，因國民黨的失勢，隨之也被袁世凱所拋棄。袁世凱一心獨裁，解散國會，民主政治名存實亡。此情此景，讓黃遠生對於政治心灰意冷，更是堅定了他的新聞記者身份意識。

1915年，袁世凱意欲複辟。一面用暴力封閉持反對意見的報館，檢查郵電，拘捕記者，公布報律，限制新聞自由；一面陰謀製造民意，以楊度為首的“籌安會”到處網羅槍手，為帝製運動做鼓吹。黃遠生是名震京師的著名記者，因此袁世凱集團極力收買黃遠生，為其所用。帝製派人士想聘用黃遠生擔任他們的禦用記者，他們準備在上海辦《亞細亞報》，聘請黃遠生擔任總撰述。當時帝製派氣焰囂張，黃氏不敢公然拒絕，只能虛與委蛇。 當時，袁世凱總統府的一位內史直接找到黃遠生，要求他寫一篇鼓吹帝製的文章，黃遠生大窘，手足無措。一連托了七八天，實在撐不住了，他才寫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有關帝製的文章，表示其對於帝製之意。 這種違心之論，讓黃遠生的心靈備受煎熬。

林志鈞是黃遠生的生死之交，亦曾親聞此事，他說：“聽說袁看了不滿意，又叫人示意遠庸，要他再作。遠庸到了此地，再無可轉身了。……然他到了緊要關頭，始終不肯遷就，那幾天是他一生最不幸的境遇，又算是他人格上爭死活的最後一關。”1915年9月3日清早，黃遠生跑到好友林志鈞的家中，匆匆話別之後，黃遠生從北京前門火車站登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車。自此，這兩位生死至交，天各一方，竟成永別。 1915年9月6日，黃遠生發表《啟示》，宣布辭去《申報》通信及上海《亞細亞報》之預約總撰述。與此同時，《申報》館也為黃遠生解圍，說黃遠生對帝製問題“真心反對，已為人所洞見”。

黃遠生抵上海不久，即籌劃赴美。其動機不是遠離是非之地尋求個人安全, 而是經過一番沉思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標。黃遠生的諍友，梁漱溟對於逃亡期間的黃遠生的心境，有一番動人的分析描述。梁漱溟說，“黃遠生所與交遊者雖頗混雜, 然我彼時即有一種感覺: 他沒有把自己的真面目拿出來， 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內心矛盾中生活的人。黃遠生的自責十分痛切而真實”。 流亡美洲的黃遠生正準備有一新的開始，不意抵舊金山數日後便死於非命。當時盛傳系因旅美華僑誤認黃為袁黨，屬誤殺，後經證實遠生之死與袁世凱無涉,卻是喪生於國民黨槍口之下。

黃遠生被刺殺後。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立即致電北京外交部，通告此事。1915年12月27日，黃遠生的好友林志鈞獲悉此事，痛不欲生。為了紀念亡友，他整理了《遠生遺著》。林氏在《遠生遺著》序言中，談到了遠生被暗殺一事。他分析是黃遠生做記者時得罪的“某黨”所暗殺。這裡的某黨，就是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其後，錢基博也曾談及遠生暗殺案，他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世凱必欲用之，而仇袁者則必欲殺之”。錢氏此言，可謂是對黃遠生一案最後的注腳。後來的事實證明，黃遠生雖然為中華革命黨所暗殺，但暗殺起因卻是與他們擔心黃遠生被袁世凱的帝製派所利用有關。一句話，黃遠生一個逃亡海外的有良知的名記者，他的被暗殺，是當時殘酷的國內政治鬥爭的罪惡生態所造成的。誠如《申報》時評所言：“嗟乎！時事不常；人心太簡，冤故常事也！” 所以，今人對黃遠生之死，不能簡單歸因於狹隘的黨爭，而應從那個時代的總體政治生態上去著眼。

黃遠生是民國初年的海外流亡者，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和舊金山的洪門會員也是海外的流亡者。孫中山在流亡海外進行革命動員的過程中，也加入了洪門，成為海外洪門中的“紅棍”——這個龐大的華僑組織高職司武力的頭領。作為流亡者，他們都是常人難以理解的異端。但是，作為記者的逃亡者黃遠生則是洪門和中華革命黨所不能容忍的異端中的異端（與袁世凱有關係者）。舊金山是洪門的大本營。當黃遠生來到這裡的時候，他的死亡之期已經不遠了。（作者授權刊發,原文《血路：黃遠生的身份選擇與民國初年的政治生態》，刊於《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7期，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