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財經》記者 鄒碧穎
編輯 | 王延春
到了改寫中國農村面貌的時候了。
6月1日，鄉村振興促進法正式施行。這部法律為中國農村的未來劃定了基礎框架，其中提出的“盤活農村存量建設用地”“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正成為各地政府探索鄉村振興的重要依托。
時針撥回40年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確立，打破了人民公社大鍋飯，開啟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受益於“包產到戶”，吃飽飯不再是難題，大批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湧入城市，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然而40年過去，城鄉之間的鴻溝依然凸顯。年輕人流失、村莊空心化、鄉土走向了蕪敗與凋敝。
眼下，以土地財政謀城市發展的傳統路徑也已經走到盡頭，犧牲農業來反哺工業的發展方式難以維系。城市與鄉村、土地與GDP相互牽連，農村改革再次來到了關鍵時點。
未來的中國農村會變成什麽樣？四川成都自2003年起在全國率先探索城鄉統籌、城鄉融合的路徑，成為中國近20年來為數不多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的城市。這些年，成都在土地制度改革探索中催生了一些新形態的村鎮，從中，我們或能窺見鄉村振興的一二可能。
福洪鎮位於成都青白江區，距離市區約25公里。2005年，福洪撤村並組時，當地沒有任何支柱產業，丘陵地區的人均耕地不足一畝，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4216元。老鎮上住著幾百來人，城鎮化率僅2％。近十年，通過土地整治與村鎮規劃，洪福鎮大規模種植杏樹，發展鄉村旅遊與加工產業，一躍成為特色小鎮。
福洪鎮的村民，如今一部分留在農地裡耕作，一部分進鎮進城，從二三產業中尋得了棲身之所。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原成都市國土資源局政策法規處處長姚樹榮教授對《財經》記者表示，中國正處於“鄉城中國”向“城鄉中國”演進的過程中，這一階段或將持續至21世紀中葉。農民農村將呈現出持續分化的態勢，以土地謀生，固守鄉土的有之；離開鄉土，進城務工的有之；離開城市，返鄉創業的也有之。
在姚樹榮看來，“一刀切”的土地制度，很難滿足“城鄉中國”階段的需求。中國未來的土地制度應當更具有彈性和靈活性，以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撬動鄉村產業的重構，讓鄉村實現自我生長，與農民進城、財政支農一道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支點。
“增減掛鉤”催生的新城鎮
5月中旬，福洪鎮杏花村的2萬畝杏子由青轉熟，吸引了不少城裡人前來采摘。從前，當地村民也零星地種過柑橘、梨、柚子等水果，但都不成氣候。2001年，杏花村試種200畝新品種杏樹成功，逐步擴大規模，成了四川少有的杏花觀賞區。“福洪杏”聲名遠揚，每年的杏花節也能吸引來幾十萬遊客。
如今在杏花山上，成都和盛家園實業有限公司開發了四座獨院民宿，鄉間的石板小徑穿過果園，民宿建築使用紅牆、竹子等本土元素進行設計，周末經常住滿客人。從一座三層樓的小院望去，滿山杏林盡收眼底，夜晚還能見到城市的點點燈光，一日住宿收費可達2680元。
民宿周圍的15畝杏林由原來的一戶農家負責日常管理。和盛家園引進四川農業大學的技術與專家，為老樹嫁接新枝，現在水果最貴能賣到30元一斤，產出由企業、農戶按照三七比例分成。和盛家園董事長胡林告訴《財經》記者，果園的價值不僅在於水果本身，更重要是通過環境與生態的營造，提升民宿的附加值。未來，他們還計劃將民宿擴容至20多個。
“客人來了，杏子果盤送上來，走時再送幾個，這個感覺就對了。”胡林將民宿的運營理念稱為“親戚朋友來了”。據介紹，每座小院都聘請一位村民大姐管理維護。她們會提前告知客人位置、交通，負責打掃房間，準備一日三餐和下午茶。足不離村，這些村民每月能獲得4000多元的工資，外加“五險一金”作保障。
這種商業模式將果園、民宿、就業串聯了起來，一三產業得以實現融合發展。而這僅是福洪鎮探索鄉村振興的一種嘗試。
近年來，福洪鎮已規模流轉土地1.8萬畝，引入露營車營地、馬術、農莊等現代農業項目30余個，協議投資額達20億元。
田園綜合體“自然王國”佔地450畝，剛運營滿一年。4月底，綠油油的油菜鋪滿了田地，歐式風車建築點綴其間。遊客購買門票，便可入園觀賞景色，嘗試滑梯攀爬、籠式足球等遊樂項目。人們從成都及周邊自駕而來，在草坪上做遊戲，成群結隊，不亦樂乎。
上述種種景象放在15年前的福洪鎮，實在難以想象。
改革開放後，城鄉界限將土地劃分為兩個分明的世界：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地方政府對國有建設用地享有出讓、使用、收益、處分等權利；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大部分是永久基本農田、林地等，僅能作為農用，只有零散的土地可以用作建設用地，比如宅基地、修建村道的公益性建設用地，以及興辦鄉鎮企業的經營性建設用地。
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如果要將農村土地用於其他建設，必須通過征地程序，將農村土地的性質轉化為國有建設用地，再有償出讓給開發商，或劃撥用於公益事業。
通過這種方式，政府賺取了土地差價，用於補充地方財政，發展城市建設。農民和村集體獲得些許經濟補償，卻永久性地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鄉村土地仍然不可用於外來建設，大型產業項目很難落地鄉村。同地不同權的土地制度，保護了中國18億畝耕地紅線，也導致農村的產業發展遠遠滯後於城市。
在此背景下，福洪鎮的脫胎換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一項叫“增減掛鉤”的制度。
2004年頒布的文件《國務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提出，城市建設用地增加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減少掛鉤，即“城鄉用地增減掛鉤”制度：
縣域之內，城鎮開發佔用多少農地，可從農村新增同等面積的農地補上。比如通過拆舊區（閑置的農宅、廢棄的廠房），將村民轉移至小樓集中居住，原來的農村建設用地則複墾為耕地。一減一增之間，往往會節余出不少建設用地指標，農村便可將其賣到城市中換取資金，分享城市化紅利。
城市購得指標後才有資格繼續擴張國有建設用地、建新區。
2006年，原國土資源部選定四川、山東、江蘇、湖北、天津作為首批增減掛鉤試點地區，下發試點項目區183個、使用周轉指標7.38萬畝。此後幾年，又擴大了試點範圍及規模。
起初，增減掛鉤的建設用地節余指標只能在縣域範圍內流轉。2008年汶川地震後，原國土資源部為支持四川災後重建，允許都江堰等地將節余指標在市域範圍內流轉買賣。此後，為支持脫貧攻堅，又允許貧困縣增減掛鉤節余指標在省內流轉，深度貧困地區可跨省流轉。指標賣到更發達的地區後，農村每畝土地的收益從原先8萬元、12萬元、20萬元可增至上百萬元。
“增減掛鉤”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城市招商用地難題、緩和了城鄉矛盾，因而受到地方政府的歡迎。但節余指標的流轉受額度限制，且指標賣入城市後，農村會更局限於農業。
因此，2007年成都獲批全國首批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後，在第二年制定了地方政府規章，開始探索“小掛鉤”試點。
姚樹榮等專家介紹，成都利用部省市三方協議，突破土地管理法，將鄉鎮範圍內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審批權從省級自然資源主管部門下放至設區的市政府。“小掛鉤”項目區僅在本鄉鎮範圍內設置，建新區的土地性質不必轉化為國有建設用地，集體建設用地所有權仍歸農民集體，以此促進鄉村產業發展。
同在2008年，成都開始探索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以“還權賦能”為核心，推進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農戶使用權和全部房屋的農戶所有權的確權、登記和頒證，並在此基礎上，推動農地承包經營權、山林承包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以及房屋產權的規範流轉——如此一來，農民拿到權屬憑證後，不靠自己種地賺錢，轉變為按股份享有土地或資產經營的紅利。
按計劃，成都將用六年左右時間，對全市農村的300萬畝耕地和30萬畝左右的農村建設用地進行綜合整治，平均每年節約出建設用地3萬－4萬畝。然而，單靠政府力量無法完成如此龐大的工作，市場化機制隨即被納入其中。
2008年，中國第一家農村產權交易機構——成都農村產權交易所掛牌成立，開始探索農村土地權利的交易。同時，一大批社會資本也湧入了鄉村改造領域。
彼時，福洪鎮引進市小城投、和盛家園、青和公司等，合力實施全域土地綜合整治，通過“增減掛鉤”結餘建設用地指標3000多畝，換回建設資金10億餘元。2011年左右，福洪鎮編制了城鄉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產業發展規劃等，重新布局新村鎮和新產業的建設。
十多年來，福洪鎮建成了新的場鎮和新村集中居住區，部分村民選擇保留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享有宅基地、自留地使用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持權入新鎮；一部分種植大戶、農家樂經營者，選擇留村發展；還有極少部分人，以貨幣方式進行最終結算，退權進城——實際上，宅基地的去留，正是鄉村振興中最為複雜、敏感的話題之一。
住房是農民的安身之本，山東合村並居、強迫上樓的做法就引起了很大爭議。見證福洪鎮變遷的胡林說，每個農村家庭的情況都不一樣，有的家孩子考了大學、做了公務員，自然想進城生活，有的村民隻適應鄉村生活，實現城鎮化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不是一代人就能解決的，“農民一定要做選擇題，不要簡單做問答題”。
而今，行走在洪福鎮新區，臨街的三五層樓房被用作商業經營，裡圈則是農民的獨棟住宅。當地以每人30平方米住房面積+5平方米生產用房面積的標準給予保障，資金主要來自“增減掛鉤”的指標售賣和企業投入，各村根據具體情況算账置換，村民基本不用花錢。
住宅區隔著一條小公路，即是二產用地。20多家加工商貿企業入駐了鎮上的產業園，小微企業能以相對成都市區更便宜的價格獲得土地和勞動力，村民也能就近上班、照顧家庭。
至於農業，90％的農用地實現了流轉，原本3萬人種地變為幾十家農業合作社或公司開展適度規模化的農業經營，以“公司+基地+合作社”等方式，構建起新型農業體系。村民仍然是土地承包人，通過收取租金、分紅等方式分享收益。
例如在託管模式下，農業公司統一進行引種、育苗、技術指導、生資採購、包裝、銷售，農業生產的效率與規模都獲得了提高。
2020年，福洪鎮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從2015年的4000多元增長至2.5萬元，水電氣、購物、教育等基礎設施條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開發企業則從商業地產招商、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主要分紅，從文旅產業的地產開發中獲取利潤。胡林說，土地增值成了迄今最大一塊收益。洪福鎮商業用地的出讓價格從40萬元增至80萬元。農民私下交易小產權房，每平方米現在賣到5000元。
當下，成都市正將洪福鎮附近50平方公里的地區規劃為一座產業新城，計劃打造成歐洲鐵路港的進出口商品加工區。未來，福洪鎮還有望承接歐亞農業生產、精深加工、冷鏈物流等業態，變身歐亞農產品特色小鎮。僅僅15年左右，福洪的發展道路已經同從前那個純農業鄉鎮迥然不同了。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之後
多年來，“增減掛鉤”成了成都市政府變通土地制度的一種方式。不僅洪福鎮，戰旗村的發展最初也受益於此。
戰旗村位於成都平原西北部的郫都區，臨近都江堰、彭州市，曾經是一個被叫作“三不管”的貧困村。在很長的時間裡，村裡都是平房草房、泥巴路。
4月末到村，柏油路寬敞整潔，村廣場一側修建了衛生服務站和便民服務站，綠樹、水池、繡球花點綴四周，白牆青瓦的獨棟民居錯落有致。村民聚居區旁的彩色房子便是幼兒園，走10分鐘便能到小學，基礎配套設施已同城市裡的商業小區相差無幾。
戰旗村委會工作人員對《財經》記者說，正是及時抓住了“增減掛鉤”的政策機遇，戰旗村才得以大幅改善生活居住條件。2007年，戰旗村整理出建設用地440.8畝，其中200多畝通過增減掛鉤融資9800萬元，結合剩下的208畝地修建了村民集中居住區。
2009年後，戰旗村1704名村民搬進了新房。拆舊屋時，每戶獲得80萬元－200萬元不等的經濟補償，搬新居時，村民按照每平方米480元或300元的購房價，購買新的聯排別墅或高層小樓。三人戶獨棟面積約170平方米，五人戶獨棟能達260多平方米。
1800畝農用地集中後，戰旗村將土地對外出租給榕珍菌業、滿江紅豆瓣、媽媽農莊等企業或項目進行運營，村子裡的農業經營也發生了變化。
2011年，戰旗村完成了承包地、宅基地的權屬確認與股份量化，並成立戰旗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以村民家庭為部門頒發股權證書。村民變為領取固定的基本收益，再與村集體進行50％的利潤分紅。
“增減掛鉤”讓戰旗村完成了鄉村改造的第一步跨越。2013年“增減掛鉤”在29個省份試點推行，這一政策正式走向全國。但是，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原主任李鐵指出，“增減掛鉤”只是中國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一項過渡性政策，所有的嘗試最終都在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試水、鋪路。
——2020年1月1日，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施行，割破了城鄉土地二元體制的口子，將發展產業的主導權從政府、企業交到了村集體的手中，城鄉共生迎來2.0版本。
新土地管理法通過縮小征地範圍、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完善征地程序，縛住了地方政府徵收土地、招商引資的舊做法，城市裡的國有建設用地供應從增量時代轉入存量時代，企業拿地變得更難。同時，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轉變為與國有土地同權，可以直接入市，農村的產業用地開放了出來。
此前，2018年修訂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允許農村承包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三權分置”。眼下，農村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的“三權分置”也正在全國100多個縣進行試點。顯而易見，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大方向是市場化，通過調整城鄉土地供給結構，將產業資源導入鄉村，實現城鄉協調發展。
站在農村的立場上，“征地悲劇”也到了需要徹底終結的時候。理想中的新土地制度運行後，受“增減掛鉤”指標限制的土地置換將逐步退出歷史舞台，農業將實現適度規模化經營，農村二三產業將釋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潛力。城鄉融合發展後，更多村民將轉向二三產業就業，並從土地經營中分享到更多收入。
實踐中，這一套制度能否行得通？
2015年，成都郫都區成為全國開展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的33個試點地區之一，戰旗村率先敲響了四川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第一槌”。這幾年，戰旗村的發展軌跡，或可驗證新制度下盤活農村土地的一二思路。
2015年9月，戰旗資產管理公司以每畝52.5萬元的價格，將村集體開辦的老廠和辦公樓佔據的13.4畝地進行入市拍賣，獲得706萬元。四川邁高旅遊資源有限公司拍得土地後，投資7000萬元與戰旗資產管理公司共同成立旅遊管理平台，統一建設、管理“香境”項目，以“商鋪+民宿”等方式進行運營，如今已完成招商。
戰旗村委會工作人員介紹說，引入“戰旗影視綜合體”項目時，投資方盛美文公司支付土地出讓金後，出現項目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於是，村裡決定將土地出讓金反借給盛美文公司，約定的利息收入是土地出租收益的三倍。這種運營模式加上了杠杆收入，被總結為“出讓轉息”。
土地作價入股，也不失為一種選擇。2019年，戰旗村以17畝集體建設用地作價入股佔股49％，國投公司現金佔股51％，雙方合作建成四川戰旗鄉村振興培訓學院。學院近兩年來培訓鄉村振興工作者近5萬人次，將教育做成了戰旗村的一門產業。以類似合作方式，戰旗村還建成了菁棲酒店、天府酒店、運動中心等項目。
自建自營的模式適合村民自主創業。2018年，戰旗村騰退老院落、文化大院、養豬場，獲地50余畝，隨後組織村裡工匠利用舊料，打造出“鄉村十八坊”街區，以“免租+押金+10％營業額”分紅的模式吸引村民入駐。街區以前店後坊的形式布局，製售郫縣豆瓣、手工醬油、傳統布鞋等原汁原味的鄉土產品，已經成了遊客到戰旗村的必遊之地。
綜合下來，戰旗村共有八種土地盤活模式。
在胡林看來，農村就像一張白紙，土地由農民集體所有，村民大會能夠決定以何種方式盤活土地、同企業合作。這與國有土地的開發形成了鮮明對比——屬於全國人民所有的土地怎麽盤活，只能嚴格按照全國人大、國務院和各部委定下的統一規矩來操作。更重要的是，集體土地的使用權可以繼承，即便出讓40年，農民仍然是土地的主人。
而今，通過盤活土地、引進產業，戰旗村的集體資產已經達到8120萬元。
村裡的16家企業延伸了農業加工銷售鏈條，帶來了商業經營、教育培訓、文化旅遊的氣息。1800余畝綠色有機蔬菜種植基地，實現了農業的規模化運營。榕珍菌業一天生產50萬噸以上的杏鮑菇，每年產值達到約2億元，以3000元工資的投入為400多人提供就業崗位。媽媽農莊的薰衣草花田，每年吸引上百萬人次的遊客來到戰旗村，村裡的人氣也旺了起來。
2020年，戰旗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3.52萬元，集體經濟收入達653萬元。村民基本醫療保險、社區物管均由村集體經濟進行全額支付。每到春節、中秋、國慶，村子還會組織村民們聚餐吃“壩壩宴”，鄉村的人情味也延續了下來。
重構鄉土社會的最佳想象
回顧成都市近20年的農村與土地改革，姚樹榮認為大致呈現出四大特點：
第一，重點從宅基地著手，實現了宅基地保障性、財產性、經營性的多功能利用與統籌兼顧；第二，堅持市場化的基本取向，在保障農戶合法權益的前提下，自覺轉變政府職能，從政府單一投資轉向鼓勵社會資本、農民集體投資；第三，完成了從城市偏向到鄉村優先的轉變、從轉讓發展權換取鄉村建設資金，變為土地使用權入市、作價抵押等方式吸引資本人才下鄉、促進三產融合；第四，制度的微更新、漸進演化為農民理性的培育、能力的提升準備了足夠時間，實現了改革、發展、穩定的統一，以及從城鄉分割到城鄉融合的系統性轉變。
城鄉共生的路徑沒有標準答案。這些年，通過放活制度空間，成都的鄉村振興擁有了不同的可能。
斜源小鎮地處大邑縣山區，平均海拔900米左右，為茂密的森林所環抱，長期以來以煤礦作為主導產業。2008年，斜源遭到汶川地震的破壞。第二年，成都關閉所有煤礦，斜源的經濟再受重創。於是，當地利用土地綜合整治和災後重建政策，籌集4.17億元資金，新建了14萬平方米的川西民居特色小鎮。
山上的3000余居民集中搬進了小鎮新居，城鎮化率一下上升至83％，但急劇的變化也產生了一些問題。
成都三加二公益閱讀推廣中心執行長鄧淙源帶領團隊，負責操盤斜源小鎮的鄉村振興。他回憶說，小鎮建設初期，很多居民進城租房買房，將近三分之二分下來的新房被空置。入住新鎮的村民依舊堆柴生火，導致社區環境髒亂。一直到當地下大力氣完善基礎設施、處理好衛生問題，小鎮的味道才基本出來了。
礦場關閉後，產業空心化也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
為此，斜源發展中藥材、青梅、佛手瓜產業，從高耗能的發展模式中解脫出來。當地留存著藥佛石窟、唐代白雲庵遺址，有一定旅遊資源。鄧淙源的團隊還將斜源小鎮定位為“共享小鎮”，作為遊客前往西嶺雪山旅遊時的中途休憩點，通過“市民下鄉”引入民宿、咖啡、手作等業態，發展旅居產業、區域旅遊、共享經濟。
每到暑假，城裡人便攜家帶口趕來納涼度假，斜源出圈成了網紅小鎮。2019年，斜源小鎮的遊客流量達50萬人次、旅遊綜合收入達1億元。當地的房屋私下交易售價從每平方米1800元增至5000多元，村民的資產也實現了增值。
同在大邑縣，安仁古鎮走的是一條“文化賦能特色小鎮”之路。
安仁是唯一的中國博物館小鎮。這裡保留了27座民國公館和36座現代博物館。三條民國老街、國內最大的地主莊園，固定下民國時期的記憶和土改時期的歷史痕跡。漫步於民國老街，既能見到當地人售賣本土小吃、竹編包等手工品，也能見到炮哥樓、戲台、咖啡館，以及由民國中學改成的國際學校。
安仁政府選擇與大國企華僑城集團合作，瞄準“文博、文旅、文創”產業，打造一個擁有100家博物館的世界博物館小鎮，同時對接成都的文創中心、對外交流中心功能定位，打造音樂小鎮、西部國際會議中心。安仁古鎮有關負責人牟俊輝說，很多年輕人不再外出打工，而是選擇留在家鄉做餐飲、開民宿，共享旅遊業發展成果。
種種模式湧現，什麽鄉村振興才是好的鄉村振興？
除了因地製宜、找準定位，在鄧淙源看來，關鍵在於決策背後的核心理念，這將導向截然不同的兩種結果。“如果單純以項目為目的，就直接流轉土地、流轉集體資產，把農民全部都搬出去，引進市場資本投入打造，再進行招商運營。但是以鄉村振興為理念，一定是共創共享，一定不是把農民都遷出去，還要解決集體經濟問題，解決市場資本下來後，如何和老村民共融的問題。”
實際上，這也道出了一些專家的擔心：資本下鄉是否會擠壓農民的生存空間？進城失敗的農民無法再回鄉務農，農村的蓄水池功能是否會受到影響？無論如何，讓鄉下人過得更好是鄉村振興的初衷，政府、企業、村集體、村民、市民對鄉村抱有各自美好的想象和期待，改革的關鍵是找準方向、協調好各方利益。
在這方面，入選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社區試點的明月國際陶藝村或許是一個“讓鄉村還是鄉村、讓鄉愁留在鄉村”的典範。
明月村是成都最西邊的村子，位於蒲江縣甘溪鎮。乘坐村民開的遊覽車向村莊深處駛去，視線一一掃過清新的茶園、集中安置村民的小樓、漫牆綻放的月季，還有正在屋外壩子上剝筍的農人，伴著淅淅瀝瀝的細雨，別有一番風味。
2009年以前，明月村還是一個以種植糧食為主的市級貧困村，產業轉換為雷竹、茶葉、奇異果、耙耙柑等經濟作物後，才實現了摘帽脫貧。2011年，明月村為了修複被汶川地震損毀的古窯“明月窯”，引入一位陶藝專家駐村。隨後，越來越多手工藝者來村裡租用老房，發展文創產業。
明月村順水推舟，引進音樂、蠟染、篆刻、書法等領域的藝術家110多位，借助這些“新村民”的力量，在鄉村景觀營造上加入了藝術化設計元素，並開發出松林火鍋、春筍宴等地道的鄉村美食，通過開辦體驗式農場、舉辦雷竹春筍藝術月等活動，逐漸探索出農創加文創的發展模式，提升了農業的附加值。
“在明月村，是一群有情懷的人在做一件有情懷的事情。”一位曾多次來到明月村的房地產行業人士介紹，縣政府為明月村配套187畝國有建設用地，拒絕了房地產企業拋來的橄欖枝，破例將土地劃分為17塊，以“招拍掛+補貼+點狀供給地”方式賣給藝術家，定向發展文化旅遊藝術項目，控制住了村莊的產業方向。
而今，明月村的松林竹海間散落著44個文創項目，其中院落改造27個、陶藝手工藝文創園區項目17個。1380多戶老村民，一半住在老房裡，一半則入住了集中安置的小區。村民創業區另將30多戶老村民集中到一起，開民宿、辦農家樂、辦手工體驗作坊。村裡還有3000畝茶園、8000畝雷竹，農業仍然是主業。迄今150多名村民返回明月村創業，2020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7萬元。
原有的鄉土社會也延續了下來。村裡不時舉辦詩歌音樂會、皮影戲、書畫展，村民成立了舞蹈隊、合唱團，還製作了一首清澈的村歌《明月甘溪》。2016年明月村引入垃圾分類後，村裡的晨跑小隊會在節假日領著村子裡的小朋友一邊晨跑、一邊撿垃圾，通過積分兌換獎品的方式鼓勵其參與。鄉風也隨之一改。
然而，明月村是罕見的、稀有的。
明月村的基礎設施主要由政府投資打造，第一家餐館、第一家民宿、第一個創客服務站等示範性項目均由政府補貼，國有建設用地也由政府特意配套。一些專家認為，這種模式所需的財政投入高，難以在其他村莊大量複製。此外，在政府主導的模式下，如何處理好專業團隊與政府的意見分歧也是挑戰。
複盤成都的鄉村振興案例，參與明月村建設的鄧淙源總結，“三個不任性”很重要：權力不任性，在鄉村建設的專業性問題上，不是“誰官大誰說了算”，而是充分聽取專業人士的意見；農民不任性，諸如明月村向手工藝者出租農民房子時，統一規定3000元、5000元、8000元的三檔價格，由村集體統一簽約流轉，並以“修路不經過家門前”等軟性方式約束農民坐地漲價的行為，才得以穩住引入村裡的項目。更重要的是，資本不任性。鄧淙源說，資本力量非常強大，但講求的是經濟邏輯，可能會與村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理念產生衝突。而實際上，資本下鄉後能否確保農村的耕地繼續種植糧食？農村土地是否會走向房地產化？中國的制度設計該如何平衡好空間與約束之間的關係？諸多問題仍然尚待理清。
過去20年，成都的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僅是中國實現鄉村振興的初步嘗試。我們看到，一些村鎮的空間結構、產業形態發生了改頭換面的變化，附著其上的鄉土社會也和以往不同了。但未來，成都的城鄉共生現象會如何演進？以2021年為坐標點、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之後，中國的農村將走向何方？現在仍然是未知數。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隨著6月1日鄉村振興促進法正式施行，鄉村振興的戰略部署與落實得到法律規範，確保鄉村振興在各地不松懈、不變調、不走樣；伴隨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深入，一個嶄新的城鄉中國將逐步浮出水面。
責編 | 阮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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