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發動前，豐臣秀吉對於大明帝國的對日態度有過預估

文/鄧文初（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我來了”，“倭來了”

《倭奴遺事》有一則故事：嘉靖三十年二月，一縣城報事人飛奔入城，說“我來了”，守城人誤聽成“倭來了”，於是，民眾頓時驚慌失措，記載說，“舉城鼎沸，守城兵皆棄戈而走”。

將“我來了”聽成“倭來了”，導致全城驚惶，連守軍都不戰而走，可見嘉靖期間國人對於倭寇的恐懼心理已經到了怎樣的地步。如果這就是大明帝國塑造假想敵之目的，這一目的倒是確實達到了。這種恐倭心理，一直延續至明朝末年，《明史·日本傳》說，“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雲”。

不過這種玩弄假想敵的手法所造成的後果並非製造拳擊“沙袋”那麽簡單，它倒有些像“狼來了”那則兒童故事，假話說多了，一時真假難辨，有時弄假成真。倭寇在國人心中引發的那種恐慌，最終總會像預言或者讖語，不僅會自動實現，且會將真倭“召喚”過來——這就是萬歷年間的“真倭”——豐臣秀吉——的入侵。這回不再是那些冒稱的小股海盜，而是被大明王朝當做真正敵人的日本國家發動的戰爭，一場前近代東亞史上最重大的國際戰爭，歷史上稱這次戰爭為“壬辰之戰”。

豐臣秀吉對大明帝國的挑戰，正是利用了大明帝國製造的這個“倭寇”符號。《明史·日本傳》中記載：

豐臣秀吉“欲侵中國，滅朝鮮而有之，召問故時汪直（王直）遺黨，知唐人畏倭如虎，氣益驕，益大治兵甲，繕舟艦，與其下謀；入中國北方者用朝鮮人為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唐人為導，慮琉球泄其情，使毋入貢。”

這就是說，在戰爭發動前，豐臣秀吉對於大明帝國的對日態度有過預估，他找到“倭寇之首”、新安商人王直的部下詢問，發現大明帝國對日本十分恐懼（朝鮮史籍《李朝宣祖實錄》也有同類記載，說王直部下回答豐臣秀吉時說：“吾等曾以三百餘人，自南京地劫掠橫行，下福建迢一年，全甲而還。唐畏日本如虎，滅大唐如反掌也”）。於是，其侵略之志益發堅決，氣焰更為囂張，且根據這些情報，分頭安排向導，北方一路採用朝鮮人，東南一路使用江浙人，同時控制琉球與明帝國的交通，避免情報泄漏。

▌明廷參戰的決策

歷史學界對這次戰爭過程做了大量研究，不必贅述。這裡要補充的是，其一，戰前，當時駐琉球的中國商人曾將豐臣秀吉的意圖報告明廷。明廷兵部曾“移谘朝鮮王”，但朝鮮國王並不知情，只是替自己開脫，史籍載其“但深辯向導之汙，亦不知其謀己也”。所以，儘管最初琉球一再報警，甚至正式行諸公文，但明廷仍舊將信將疑，且擔心這是日本與朝鮮之間聯盟對付中國的陰謀。即使在豐臣秀吉侵入朝鮮、戰爭已經爆發，朝鮮政府請求支援時，明廷還是擔心被騙，朝鮮《李朝宣祖實錄》記載，明朝曾追問朝鮮求援使者：貴國為東國之強者，為什麽突然失陷？貴國既然求援，為什麽不曾提及幾月幾日哪裡淪陷？發生了什麽戰役？損失多少兵馬？將領有誰戰死，臣子有誰死節？朝鮮使臣經過三個月的密集外交努力，並把日本威脅朝鮮的信轉呈明廷，表示沒有二心，才得到明廷的認可——可見在這個所謂的天下體系中，即使是對“最親密”的藩屬國，天朝大國也難以信任其屬國——表面上看，天下體系為亞洲區域提供了整體秩序與集體安全，但事實上，連這個體系的長官者自己也沒有多少安全感，遑論其余。

如果僅從單方立場看，戰爭似乎純粹由日本發動，是日本帝國赤裸裸的侵略行徑。但如果仔細考量雙方的決策過程，則可以看出，在戰前，明廷曾經有過詳細的戰略規劃，這場戰爭絕非日本的單方面挑戰，它與大明帝國以日本為假想敵有著直接關係。新生代研究者鄭潔西在其《跨境人員、情報網絡、封貢危機：萬歷朝鮮戰爭與16世紀末的東亞》中指出，戰前明廷已經有了充分的備戰舉措。萬歷十九年（1591年）七月時，內閣輔臣許國就綜合沿海情報奏報中樞，神宗皇帝下詔沿海督撫“預講調度兵食之計，申嚴備禦海汛之方”，明廷並開始募集和訓練精兵，打造戰艦，籌措軍糧軍費，並向戰略要地調配兵力，加強軍事設施等。

同年，各種征討日本的戰略建議紛紛上奏朝廷，當時91歲高齡的仇俊卿就提出過先發製人，仿漢武帝剿滅西南夷的“橫海樓船故事”直搗黃龍，以“張中國威”；神宗皇帝且下令朝鮮聯合暹羅、琉球等國“合兵征剿”、“合兵抄擊”日本本土，不過，無論是朝鮮還是暹羅對此都無響應。待到戰爭爆發，朝野上下對於“征倭搗穴”的獻策雪片般送至朝廷，至戰爭膠著期間（萬歷二十五、六年，1597-1598年間），神宗皇帝再次臨朝決斷，敲定征討日本本土的動議，且正式啟動實施程式。

不過戰爭的發展過快，先是日本出乎明廷預料之外，不是從江浙沿海登陸而是首攻朝鮮，導致明廷的戰略預備全然實效。隨著1593年中國參戰，日本軍隊被迅速擊敗，其軍隊又大量倒戈，豐臣秀吉轉而采取談判姿態，要求朝鮮割讓四道給日本，明朝公主前往日本為人質（迎娶公主為皇后）。談判拖了數年，毫無成果，豐臣秀吉的要求遭到拒絕，於1597年再次發動戰爭，而明朝軍隊以絕對優勢予其以毀滅性打擊，豐臣秀吉又恰於1598年死亡，日本殘余部隊無心戀戰，撤回日本。結果，登陸日本本土的作戰計劃也就擱置了起來。

▌“牛耳之盟”，等級秩序中的生存遊戲

豐臣秀吉發動這場壬辰之戰，動員軍隊達50萬人，戰艦超過700艘，放在當時的背景看，其規模是相當驚人的——1588年的西班牙無敵艦隊相比這場戰爭就只能算是一場海上操練。

只是，豐臣秀吉何以會傾全國之力，以幾乎孤注一擲的決絕態度發動這場完全無勝算把握的戰爭？史學界至今還是聚訟不已，原因不僅在歷史本身的複雜性，也因為歷史研究者自身的局限，一般學者總是囿於民族主義立場，從單方視角考察國際關係，忘記了國際關係乃是雙邊甚至多邊互動的結果。

豐臣秀吉的挑戰首先必須從由中華帝國建構的華夷秩序之下的那種等級關係中尋找答案。

諸葛元聲的《兩朝平攘錄》留下了明廷大臣石星與日本談判使者小西飛（內藤如安，小西行長的內臣）對談的史料，在近乎審訊的對談中，小西飛一一回答了明廷的質詢，解釋自己的戰爭行為，主要內容是：日本侵略朝鮮，根源在朝鮮曾阻止日本向明廷請封事，日本曾請朝鮮代請，但他們隱瞞達三年之久，且誅殺日人。

朝日關係確實一直以來影響著中日關係的發展，前輩外交家袁南生大使曾指出，中國三次抗日援朝戰爭多少都與朝鮮的謀略有關。由於華夷秩序是一種等級有差的國際體系，在中華帝國看來，朝鮮日本雖均屬藩國，卻隨著關係遠近而有輕重之別。從朝鮮看來，遠離帝國中心的日本，其國際地位要低自己一等，但從日本角度看，這種等差而降的地位不平等卻是對自己國格的侮辱，尤其是受製於朝鮮這樣的小國，更是無法忍受的冤罪殺機。

即使是在戰爭期間，大明帝國也絕不給日本以平等待遇，而隻考慮給它某種與蒙古統治者相似的地位，位居朝鮮和越南之下。議和期間，朝鮮和中國派遣的議和官員級別也很低。朝鮮尤其重視自己在各藩屬國中排名第一的位置，甚至連派遣王室成員為特使都認為有損朝鮮顏面。

豐臣秀吉對於朝日關係的不平等有著徹膚之痛，認為傳統的朝日關係是“牛耳之盟”。在朝貢體系內部，存在著的這種不平等，對於日本來說，是雙重壓迫與屈辱，它不僅要承認上國大明的盟主地位，同時還得承認同為屬國的朝鮮之優等地位，這就埋下了挑戰的根源。因為日本幕府認為自己比朝鮮優越，而朝鮮卻認為日本應該低人一等，體系之內、屬國間的這種相互鄙視鏈條正是華夷秩序有意留下的政治遺產。而處在這一秩序之下的諸屬國為此不得不以屈辱的方式爭取帝國的好感，儘管在面對上國時他們會刻意隱藏這種屈辱，但屬國之間相處的那種不適卻深深刺痛著他們敏感的神經，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表面雍雍穆穆的天下秩序中，早已埋下了分歧與衝突的種子。康燦雄在《西方之前的東亞：朝貢貿易五百年》中指出，“朝鮮和日本兩國的主要分歧，是各自在等級制度中的確切地位”，可謂確見。這種分歧直至戰後仍舊無法處理，1607年7月4日德川家康發給朝鮮的信就被朝鮮認為是極大的侮辱，要求日方予以修改。德川家康信中有“貴國籲請複交，我國奚能拒絕？”這樣的詞句，而且信中使用的年號既非朝鮮國王的，也非中國萬歷的，而是日本的年號——慶長——稱號也使用了平等格式，這就更糟糕了。

由此，豐臣秀吉1590年致朝鮮國王宣祖的信所引發的衝突，就可以想見。信中豐臣秀吉說：“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明廷，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釋。”朝鮮國王宣祖的回信則直接對豐臣秀吉的平民出身、缺乏教養而大加指責，稱其“辭旨張皇，欲超入上國，而望吾國為之黨，不知此言悉為而至哉？”國交關係於是變成了人身攻擊，這大約是天下主義者所無法想象的吧？

▌豐臣秀吉的“華夷秩序”

戰爭史實儘管基本上是弄清楚了，但關於戰爭何以發生的爭論卻始終眾說紛紜。一些研究者關注貿易這一核心問題，也有人強調日本國內政治整合因素的影響，還有人從豐臣秀吉個人的野心出發，認為他“對海外軍事佔領的興趣明顯不如其對名望的熱衷”，這些都可成一家之言，不論。

但一般的史家都忽視了豐臣秀吉對日本在東亞國際秩序中地位的訴求，尤其是忽視了這種訴求乃中國文化塑造的結果，其理論來源於中國文化。

古瀨奈津子在《遣唐使眼裡的中國》中提出日本也存在著一個小型的朝貢體系，這是模仿中國的等級秩序。一方面日本始終在努力爭取獲得與中國平等的國際地位，但同時，它又試圖建立一個屬於日本長官的華夷秩序：一個小型的“天下”，這個秩序以日本為中心，將新羅、渤海等視為附屬國，同時還按照中國的華夷秩序觀，將世界分為“化內”、“化外”，化外還分為三等，鄰國、番國和夷狄，日本華夷秩序中的“夷狄”主要指蝦夷、舍衛等未受天皇“感化”的“野蠻人”。

任何采納這種華夷秩序的國家，都免不了認為自己就是文明的代表，是天下中心，它有責任教化蠻夷，對周邊國家實施統治。

這可從豐臣秀吉寫給“列國”國王的信中見出。

萬歷十六年（1588年），九州南部島領主津義久向琉球施加壓力，令其朝貢：

方今天下一統，海內向風，而獨琉球不供職，關白（豐臣秀吉）方命水軍、將屠汝國，及今之時，宜其遣使謝罪，輸貢修職，則國永寧矣。

三年後，豐臣秀吉親自修書琉球國王，表明次年將要出兵朝鮮，令琉球派兵加入。戰前的萬歷十九年（1591），豐臣秀吉委託商人原田孫七郎送信給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敦促其進貢，豐臣秀吉在這封用漢字寫的信函中寫道：

予也誕生之時，以有可治天下之奇瑞，自壯歲領國家，不歷三十年，而不遺難丸黑總（痣）之地，域中悉一統也。遙之三韓、琉球、遠邦異域，款塞來享。今也欲征大明國，蓋非吾所為，天所授也。

這封漢文書，即是用漢文化的天下觀對日本人眼中的四夷發出的朝貢命令，因此，在信中，豐臣秀吉還威脅說，如果不聽令，則將大軍討伐，“若徐行而來，愆期而至，必立伐爾國。”

對朝鮮，自1587年開始，豐臣秀吉先後三次發出命令，要求其向日本進貢，參加對明戰爭，並充當先鋒，朝鮮自然一一拒絕。因此，1592年，豐臣秀吉在北九州的名古屋設立司令部，同年4月，率15萬大軍登陸朝鮮釜山，並於5月佔領朝鮮首都漢城，發動侵朝戰爭。

▌華夷秩序的危機

明廷參加抗日援朝戰爭，代價不菲，《神宗實錄》記載：“前此東征，雖有兩戰之捷，而兵馬損失甚多，所用錢糧，幾至二百萬，遼東疲極難支……遼左益危，而畿輔之地，或生他變”。《開明中國歷史講義》概括說，朝鮮戰爭“損失兵力數十萬，靡費餉項數百萬，結果還是不了了之，從此，中國的實力已經暴露於天下，遂起滿洲民族的覬覦，所以朝鮮戰爭與明朝的滅亡實在大有關係。”

但這種結果性評判並沒有切入戰爭根源，《劍橋中國明代史》的作者提出，日本已經發展到不適合於中國的世界秩序觀念了，日本學者上田信在其所著《海與帝國：明清時代》也提出這個問題，他說“東亞的穩定關係以何種形式將日本拉入體系中，這也可以說是戰爭造成的巨大犧牲所引出的一個結論。”

也就是說，自明以來，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已經無法涵蓋日本在內的東亞各國，這種華夷秩序，不僅沒有得到東亞之外諸力量的認可，在華夷秩序的體系內部，儘管天下主義作為某種理論傳播周邊，但體系內部的諸國並沒有得到有效而穩定的安置。在這個秩序中，他們感到的是不適，而非親和，秩序本身也面臨著內部的挑戰，究竟誰有資格成為天下中心，或者說，華夷秩序中的霸主究竟應由誰來擔當，並不是當然，豐臣秀吉的挑戰本身即證明這一秩序面臨的危機。

這次戰爭儘管最終以日本失敗而結束，日本也由此轉向閉關自守，從而為東亞的和平留下近300年的時光，但這種和平並非儒家式的等級秩序創造的。日本著名的經濟史家濱下武志觀察到，戰後日本對中國商品的強勁需求所帶來的經濟繁榮、走私和商業化並非朝貢貿易體系的產物，而是某種以商業交易為基礎的平等體系的自然結果。在東亞社會中，存在著某種與朝貢體系平行的貿易機制，這個機制被儒家文化與朝貢體系所遮蔽，正是戰爭打破了華夷秩序的遮蔽，從而使得自由貿易獲得了解放。

不過，由於日本的戰敗，華夷秩序的制度基礎並未破壞，它隨著中央帝國力量的恢復而再次製約東亞社會，處在等級秩序邊緣的日本也不會因為一次失敗而放棄挑戰，其對平等的追求總會因其國力的強大而逐漸激活；同時，在由中華帝國所主導的東亞社會中，替代華夷秩序中那種等級結構的方案至少在前近代並沒有機會發明，也難以從其自身資源中找到，而這卻是化解戰爭危機的唯一希望。因此，戰爭的根源依舊存在。

亞歷克斯·羅蘭德說：“德川幕府閉關自守，放棄了戰爭，但沒有放下武器。”確實如此，此後的甲午戰爭、抗日戰爭，多少與華夷秩序的不平等造成的危機及其替代方案的缺失有著直接關係。

（本文為鄧文初副教授談“中華帝國的對外戰略”系列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账號。編輯：一行，標題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絡。合作、轉載請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