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錄取率過半的美國，上大學難在哪裡？

今年二月份，我在一座美國的寺廟裡結識了May。

May是青島人，微胖，看上去善良和怯懦，戴眼鏡，臉上有青春痘，穿得很樸素。她管我叫“師姐“，我便樂意地應下，同她聊了起來。 原來她在美國讀高中，今年準備畢業，家住附近，連續幾年在這座華人寺廟裡做義工。

她英文不好，很難融入美國文化，不過她所在的公立學校主要是墨西哥人和中國人，天然地分成兩派，派內互相聚集，她也有自己的朋友圈。

她的父母關係不好，母親獨自帶她來美國。她期盼回國，但因為綠卡還沒有到手，所以還在等待，今年是第4年。

她喜歡白敬亭和Super Junior，夜裡助眠的一個方法是編出自己同她喜歡偶像之間的浪漫故事。她還偶爾寫點兒東西，放在喜歡的明星貼吧裡。

一整天，May幾乎都在我身邊同我聊天。她說，同人講中文的感覺真是太好了，以前把中文當成空氣，沒覺得重要，換了個環境，才發現中文的魅力來。

告別時，May問了我一個問題。

她問我，如果她現在回國內考大學，還來得及麽？她在美國高中學分沒修夠，上不了普通大學。她很發愁，不知道自己的未來要去向哪裡。

May的問題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裡。

美國升學的不難與難

May是2019年美國360萬高中畢業生中的一員，其中40萬來自於私立高中，另外320萬像May一樣就讀於公立高中。

根據美國全國大學生招生谘詢協會的數據，68%的私立學校都雇傭了升學顧問來為學生提供免費的申請谘詢，而在公立高中裡，只有33%的學校雇傭了顧問，每個顧問平均為470名公立學校的學生提供谘詢服務。每名學生平均每周只有5分鐘。

美國上大學簡單麽？一個簡單的回答是，簡單。據美國教育部統計，超過80%的四年製大學和學院，新生錄取率都超過了50%。這意味著申請者只要申請2個學校，平均至少能拿到一個錄取（offer）。除此外，美國還有超過1000家的社區學院，對所有申請者開放，幾乎沒有任何門檻。

美國上大學難麽？一個合理的回答可能是，取決於你想要上的學校。美國東部的常春藤聯盟（美國一流私立名校）在2018年的錄取率平均為8.3%。而西海岸的史丹佛大學2018年的錄取率僅為4.3%，意味著大約20個學生在競爭一個錄取名額。

一所美國排名前十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像一座獨木橋，學生戰戰兢兢地前進，生怕一失足就跌落，家長投入大量財力物力為子女保駕護航，而公眾則對橋的彼岸充滿了好奇。但每個人都想知道：究竟如何才能過橋？

教育學者Rebecca Zwick的著作《錄取誰？》(Who Gets in?)分析和研究了那些高競爭大學（錄取率低於10%）的招生政策。她發現，大學預修課程（注：AP課程,由美國大學理事會讚助和授權的高中先修課程，可以在大學兌換學分，比一般高中課程難度更大和更複雜）的成績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而所謂的美國“高考”成績——SAT（學術能力評估測試）和ACT(美國大學入考試）——因為其對少數族裔和低收入群體可能造成不公，更多地作為門檻來幫助精英學校初篩。除此外，少數族裔和低收入群體的身份、申請人的地理位置、是否為校友子女（legacy applicants）、是否具有傑出的運動或藝術才能、家庭的捐贈能力、是否對學校展現興趣以及是否具有支付能力都可以影響招生結果。

Zwick利用建模發現，如果申請者是少數族裔或者來自低收入群體，其在招生上的優勢等同於額外的200分SAT成績。這一額外考量一方面幫助推進教育的機會均等（即不以種族、性別、家庭背景阻礙學生獲得教育的機會），另一方面，多元的學生背景有利於學生從不同人身上獲得不一樣的經驗，並保持開放的心態。

如果申請者的家族有潛在大額捐贈的能力，等同於隱形地為其SAT成績增加300-400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知名學府多為私立大學，其經營和運作的主要經濟來源為校友捐贈和捐款，故招生不僅同培養人才這一目標有關，亦影響著學校在未來一段時間可能獲得的捐贈數額。

與之呼應，據《紐約時報》報導，哈佛大學在招生時有一些專門的術語來指代不同的申請人情況。“小獎勵(tips)”指的是那些針對於少數族裔、校友子女、哈佛員工子女、捐贈者親屬和運動員的額外考慮。“院長的感興趣名單（dean’s interest list）”指的是那些同哈佛捐贈方有利益關係以及同哈佛有關係的申請者，這份名單上的申請者錄取的概率會顯著增加。

除此外，哈佛還有一個專門的“Z名單（Z list）”，指代哈佛希望錄取但其學術成績處在錄取邊緣的申請人，每年大約60人，多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和廣泛的社會關係，哈佛會為他們提供推遲入學的錄取。

總之，納入諸如校友子女、家庭背景等考量因素，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大學的招生目標不是單純地為了聚集“最好的個體（best individuals）”，而是為了創造一個“最優的集合（best ensemble）”。 這個容納了多元背景的學生群體，像個萬花筒，千變萬化又色彩斑斕，滿足了學校在自身經營和創造多元學習體驗上的多重目標，使得整體的運作能夠實現最優。

但正如同電影票房無法完全告訴我們電影的質量好壞一樣，大學的錄取率也並不一定能夠真正衡量大學教育質量。過分沉溺於數字可能會使我們忽略大學教育的真正價值在於“人”的成長，而在人的發展中，“合適”這個詞可能扮演了更大的分量。

教育系統中的選擇與第二次機會

在左右衡量後，May覺得自己回國的可能性不大，一來跟不上，二來是因為綠卡遲遲未批，她不方便回國。她決定今年高中畢業後，先上社區學院(community college)讀兩年，修夠學分後轉學到普通大學，繼續讀完剩下的兩年。我由衷地支持她的想法。

剛來美國時，我懷抱著一種虛妄的優越感，認為美國所謂的社區學院不過是職業技術學院，低門檻甚至零門檻意味著沒有篩選，魚龍混雜，質量難以保證。

之後因為在教育研究生院讀書，我才了解到，社區學院是美國一種獨特的教育系統，更像是個大雜燴，既包括職業教育，繼續教育，社區教育，還能提供兩年的本科教育，內容設置和普通大學相似，種類豐富，修讀的學分可以轉換，為那些之前未準備好的學生提供二次跳板。儘管如此，我仍堅定地認為，社區學院的教育質量同頂尖名校的質量不可相提並論。

改觀發生在3個月前，我在社區學院上了一個短期的編劇學習的項目，為期八周，每周五次課，每堂課兩個半小時，課後有作業，八周後一個最重要的產出是寫完一個至少90頁的長篇劇本。算下來學費平均每小時30美元，是我在一家常春藤大學研究生院讀書時的五分之一。

項目一共有12人報名，分別來自10個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巴西，愛爾蘭，比利時等等），年齡從19到40歲不等。所有人集體上一門關於編劇入門和技巧的大課，而後學院為了確保每個人能夠有針對性地得到教師反饋，又分成了2個小班，確保在150分鐘內每個人平均至少能夠得到25分鐘的反饋時間。

印象很深的是參與感。因為沒有門檻，大多數申請人是憑藉自己的興趣選擇的項目和課程。課堂上，每個人都很有發問和表達的欲望。有些人勉強能開口說英語，很費力，但努力去讓對方理解。有人認為老師過分推崇好萊塢體系而忽略電影創作的多樣性，便公開提出質疑，一度在課堂上爭執，但這仍是有益的討論。

我自己也不知不覺地發生改變。原先在研究生院裡上課，學校鼓勵表達，美國同學都很習慣於開口，不管三七二十一說了再說，我的反應速度慢，有時候剛想好說什麽，打好腹稿後，已經換了個話題；哪怕是發了言，也往往陷入一種虛妄的自我沉浸，在腦海裡回放好幾遍，生怕自己的表達不夠聰明。反倒是在社區學院上課的經歷，使我更加坦然，明白學習本身即是自我完善，因此一切的學習行為只要讓自己舒服和受益即可。

如果說申請競爭激烈的名校，更像是一個通過高等教育穩固社會階層的方式（一個直觀的證據是2017年的調研發現67%的哈佛新生其家庭年收入為社會的前20%，僅4.5%來自於社會低收入家庭），為那些已擁有優越社會資源的申請者錦上添花；那麽廣泛而普遍的社區學院則更像是雪中送炭，以其低廉的學費以及合格的教育資源，為那些在競爭中“敗下陣來”的學生提供另外的選擇和第二次機會，使得他們仍然能夠有機會通過高等教育改善個人處境。

結語

誠如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在《美國精神的封閉》中所言，最有效的限制自由的方式便是選擇的匱乏。在美國高等教育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精英大學對學生的選擇，抑或是學生對不同類型的大學的選擇，都可以窺見某種多樣性。不以單一的標準作為考察學生的指標，不以精英大學作為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大學和學生擁有了更大的自由以滿足他們對教育的期待。

但值得注意的是，選擇的多樣性在意味著更多可能性的同時，也創造了更為廣闊的灰色地帶，複雜糾纏的利益關係共同博弈影響著選擇結果。如何增加大學選擇過程中的透明和公正，如何降低學生選擇過程中的非理性和認知偏差，可能是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中亟需面對的挑戰。

（文中人物May為化名。作者馬煜曦系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展心理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