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管濤
新冠疫情暴發後，經濟下行是全球普遍現象。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2020—2023年，世界經濟複合平均增長2.4%，較2015—2019年趨勢值低28.4%。其中，中國增長4.7%，降低30.0%；美國增長1.7%，降低27.7%（2023年均為預測值）。
中美經濟同為“兩低一高”。只不過美國是低增長、低失業、高通脹，實際失業率低於自然失業率（勞動力市場偏緊）伴隨著需求過熱，指向正產出缺口。而中國是低增長、低通脹、高失業，就業不充分（特別是結構性失業較為突出）伴隨著需求不足，指向負產出缺口。短期看，中國經濟表現在某些方面或許不如美國亮眼，但中國潛在增速仍遠高於美國，指向中美經濟差距收斂的進程仍未結束。
與美國經濟過熱、高通脹回歸不同，負產出缺口意味著通脹不是防疫轉段後經濟恢復的製約，讓中國有條件加大宏觀調控力度，用好財政貨幣政策的正常空間，為經濟復甦持續提供必要的支持。據IMF最新預測，2023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達到5.2%，較2022年上升2.2個百分點。在美聯儲激進緊縮的背景下，同期美國經濟增速為1.8%，回落0.3個百分點。
當然，這不是中國穩增長政策的全部。當前國內經濟運行受到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的影響，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著力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把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增強經濟內生增長動力，是政策應對的一項重要內容。著力擴大內需也是一步關鍵棋，只是與市場期待不同，政府延續了減稅降費、穩市場經營主體的思路。隨著防疫轉段後經濟社會活動逐漸正常化，這些措施對於企業和家庭現金流的改善作用將比過去三年更為明顯。同時，加快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和使用，通過政府投資和改善營商環境，有效帶動社會投資。更重要的是，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合起來，優化就業、收入分配和消費全鏈條良性循環促進機制，打通經濟大循環的卡點、堵點。這顯然不只是花不花錢的問題。
此外，國內房地產市場調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驟減，是導致近年來中國經濟負產出缺口的重要原因。2023年7月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積極回應市場關切，提出要適時調整優化房地產政策，制定實施一攬子化債方案。這不是要重走房地產和債務驅動的老路，而是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更重要的是要通過科技創新、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等，加快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積極培育增長新動能。這方面已經初見成效，只因基數小、起點低，短期內還難以完全對衝舊動能的下降。
綜上，此次穩增長是“政策刺激為輔、結構調整為主”。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應對的比較看，此舉有利有弊。亞洲金融危機那次是“刺激為輔、調整為主”，結果是1998年和1999年我國未能實現經濟增速保八目標並面臨通縮趨勢，但2000年國企扭虧為盈，之後經濟增速重回8%以上，並於2001年底順利加入世貿組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那次是“刺激為主、調整為輔”，結果是2009年、2010年實現經濟V型反彈，但2011年衝高回落，2012年破八之後仍在尋底過程中，2015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新“去產能”，2019年底還在強調“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其中之一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從前兩次政策應對看，結構調整為主，可能短期陣痛較大，但中長期效果更加可持續；政策刺激為主，可能短期效果較為明顯，但中長期後遺症不少。這對於研判當前經濟形勢有重要啟示。中國正處於經濟恢復和轉型升級的兩個關鍵期，經濟增速固然重要，政策應對得當也很重要。一方面，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的重要性不容低估，這是穩住預期、提振信心的關鍵；另一方面，保持高質量發展戰略定力、積極促進新舊動能轉換也同等重要，這樣才能避免今天的政策成為明天發展的障礙。總之，對於中國經濟發展既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既要看短期也要看長遠，既要看“形”也要看“勢”。
來源：《中國外匯》
(本文作者介紹：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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