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趙建（西澤研究院院長，教授）
2020抗疫第一階段，中國的動態清零策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當前，疫情進入到了新的階段，具有了新的規律和特徵。我們應該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準確判斷決定客觀形勢走向的主要矛盾，及時做出政策調整，才能保證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在其中，極端的冒進主義和保守主義，都是不可取的。
現實情況和統計數據都告訴我們，當前疫情防控的主要矛盾，正在從2020年初期的新冠病毒與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之間的矛盾，逐漸轉變為越來越嚴厲的疫情防控措施與人民日益增長的正常生活需求及經濟穩增長之間的矛盾。注意：我在這裡強調的是，主要矛盾並沒有完全轉變，而是處於正在轉變過程中，是從一個主要矛盾轉變為另一個主要矛盾的“過渡階段”。這對當前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制定防疫政策非常重要。
實際上，中央的指導精神已經體現了這一點，那就是強調“防控成本的最小化”，而不是第一階段提出的不惜一切代價實現清零。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很多具體的舉措沒有細化，地方政府還是繼續沿襲過去的做法。然而由於人力物力財力所限，已經很難達到2020年剛爆發時的那種有效應對的效果，動態清零的實施應該再精準一些才能實現“防控成本最小”，但是顯然為了達到總量清零，實際上很難做到“既要又要”。
要知道，任何政策選擇都有得有失，這麽一個百年不遇的病毒入侵不可能沒有損失，關鍵是權衡利弊，選擇能解決主要矛盾、付出成本和代價最小的那一個。否則陷入防控的“陷阱”空耗人力物力財力，最終得不償失。
究竟是“動態清零”還是“群體免疫”，當前的爭論似乎已經不是在科學層面、理性層面，而是糾結在道德層面、情緒層面。傳染病專家有理有據的理性發聲，一旦不符合民眾情緒，就會引起網絡暴力，導致整個辯論失去了科學性和客觀性。所以有人一針見血的指出，當前的問題不是“病毒能不能與人共存的問題”，而是“持不同觀點的人能不能共存”的問題。
對主要矛盾轉變的判斷需要現實依據和科學論證。有以下六個方面的信息為做出“過渡階段”的判斷提供了支撐：
1，病毒傳染強度與防控難度。奧米克戎R0>9，傳染性非常高，傳染媒介多樣，空氣和快遞都能傳播；隱蔽性強，無症狀感染者超過90%，常規檢測難度非常大。這意味著檢測成本變得越來越高，但效果並不一定好。
2，重症患者，死亡率和後遺症。從最新的國內外數據來看，無症狀、輕症患者佔比達到95%（上海達到98%），死亡率有些地方比如越南都不到流感的十分之一。從我個人得到的有限信息來看（國外和香港地區得新冠的朋友），到現在為止還沒看到有什麽嚴重的後遺症。但是有些學術文章和案例認為後遺症很大（實際上非典的後遺症也很嚴重），也有可能是其它的併發症，這個需要進一步論證。但當前來看，似乎並不嚴重（如一些媒體所說）。
3，疫苗的普及率、效果，以及重症特效藥。打疫苗的目的就是為了放開。現在已經打了三輪，普及率也非常高，現在應該有個效果評估。從當前的數據來看，疫苗接種是死亡率驟降的主因，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針對重症治療的國外進口藥和針對老年人與兒童的rMNA等效果現在看來效果不錯，上海已經在引進，相信會有一個統計數據出來。
4，防疫支出、基層防疫人員的工作量。兩年多防疫戰爭，幾乎耗盡了多年積累的醫保基金，還有幾兆元的特別防疫國債。地方官員和基層防疫人員，在兩年多的防疫中也似乎精疲力竭，尤其是一把手問責製和一票否決製，讓地方政府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抗疫上，幾乎無暇顧及其他民生領域。加上自去年以來財政吃緊，地方財政收入大減，一線防疫隊伍計程車氣也受到了巨大的影響。
5，經濟損失，尤其是因為疫情過度防控導致的不可逆的傷害。疫情防控對旅遊、航空、餐飲、線下教育等是致命打擊，成批的中小企業破產倒閉，大量中低層收入人群失業，可以說現在是千瘡百孔，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危機。動輒全員“靜止”、“暫停”的嚴厲措施，已經嚴重損害了經濟的“免疫系統”。最為嚴重的是，疫情防控期間受影響最大的是那些最為弱小，最需要呵護的群體，也是經濟活力最大，市場化程度最高，收入最不穩定的群體。這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特別不利於共同富裕。
6，社會穩定問題，因為疫情防控導致的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因一位和幾位感染者，無論是有無症狀，整個小區街道甚至是整個區和城市就封閉靜止，短期內還可以，民眾還理解，長期下去民眾生存問題就會受到影響，導致出現很多群體性事件。
綜合上面的現實情況，我們認為主要矛盾不再是病毒對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威脅，而是疫情防控越來越嚴與人民群眾對恢復日常生活秩序需求越來越高之間的矛盾。當然，這裡存在巨大的爭議，原因是病毒的威脅依然存在。我們必須承認這個現實，但是我們也需要承認另一個現實，那就是疫情防控就這樣一直下去嗎？何時才能終了，有了那麽多的疫苗和藥物，以及積累了兩年多的經驗，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
因此，我們做出了“過渡階段”的判斷，反對極端的冒進主義與保守主義，既反對立即放開、躺平，又反對繼續採用甚至是變本加厲（因奧密克戎傳染性更強了）採用過去的“一封就零”的手段，而是針對“過渡階段”與時俱進指定混合策略，在動態清零的基礎上，為疫情“流感化”搭建基礎設施和引導社會預期。總體來說做好以下六大工作：
1，仍然堅持動態清零的總思路不動搖，但要提高容忍度，改變行政上的一票否決製；用時間來“消滅”空間，即每個城市建立“特種醫療部隊”，遇到感染者快速響應、快速處理，爭取大面積封控不超過一周，將全局性問題通過速度縮小到局部性問題。視情況降低解封標準，做到“不怕出現感染”，要有這種新常態的心理準備，遇到問題及時處理就行。“特種醫療部隊”在待遇、裝備、人員素質等方面高標準、高層次，能力專業方面以一當十。逐漸改變過去的人海戰術，勞民傷財做了大量冗余工作（比如不符合距離標準的核酸檢測人群聚集）。當然，隨著後面提到的檢測方式（自測）與分類管理等的落實，並不需要聚集核酸檢測，既減少了交叉感染的風險，又降低了基層人員的負擔。
2，從總量無差別管理，轉變為分類管理。分類管理有三個層面：一是分類檢測，有條件的主張在家自測（技術和產品上已經成熟），減少聚集核酸檢測，避免增加感染；二是分類隔離，制定隔離標準，無症狀或輕症狀的可以在家隔離，可安裝隔離檢測設備以監測，並與醫療機構建立常態聯繫，應對輕症轉重症等突發情況；三是分類治療，制定標準化的治療方案，不同症狀進行不同的診療，以防止浪費和擠兌醫療資源。
3，進一步提高疫苗接種率，重點轉向老人和兒童等體質較弱的疫苗接種上。海外和香港的經驗和數據明確表明，未接種疫苗的患者死亡率、重症率是已經接種疫苗的二十倍以上。根據臨床經驗，有專家建議引進複必泰對65歲以上老人和5歲以上兒童接種以提高保護。
4，完善過渡階段的基礎設施，將重點轉向以家庭為部門的檢測和醫療方案上。每個地區建設相應規模的應急方艙醫院，國家統一設計並出產不同病症的“醫療包”，給每個家庭配備相應的“家庭醫藥箱”，社區醫療機構根據服務人員數量增加吸氧裝備。這個本質上是將中心化的治療措施，轉變為分布式的模式。關於醫療包，有專家根據國外經驗建議採用輝瑞公司新冠病毒治療藥物奈瑪特韋片/利托那韋片組合包裝Paxlovid對早期感染及時治療。
5，在采取封控手段時，要將民生和人道救濟放到優先位置，畢竟防控和清零都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的目的是人民群眾平安。設想一下，清零是以犧牲人民群眾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為代價，甚至因為清零而導致有人其他問題而受損甚至死亡，清零又有何意義。如果這方面認識不到位，其實是完全曲解了中央和最高領導人的精神。因此建議：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在封控前，先要做好社區內的民生服務後勤工作，尤其是摸排鰥寡孤獨等獨立生活能力差的群體。
6，引導社會預期，以社區為部門，增加疫情和防疫知識普及，提高整個社會對新階段疫情特點和防控措施的正確認識。要知道，歷史上的疫情，幾乎沒有一次是以完全清零為結束的，結果符合進化論，即人的免疫能力和病毒的生存能力同時提高，最後能夠互不毀滅（但是有傷害，比如流感）長期並存。這是大自然和光同塵的基本規律，不能簡單的認為能人定勝天。最終的目的，並不是完全殺死病毒，而是新冠病毒“流感化”，很可能每一年都會像流感一樣來一波。按照進化論的經驗，隨著人類免疫力的提高，疫苗效果和治療水準的提高，症狀和後遺症也會變弱，甚至都不如流感。當然，這個還需要進一步的科學論證。
以上六大舉措，可以說是“過渡階段”的總路線，總結為：
堅持動態清零為基礎不動搖，完善各地常態化防疫基礎設施，在檢測、隔離、治療三方面實施分類管理，設計並發放以家庭抗疫為部門的核酸自測產品和標準化的中輕症狀醫療包，正確引導社會預期，減少對病毒的過度恐慌，為抗疫戰從中心化的模式向分布式模式的持久戰、常態戰轉變做好準備。
我們相信，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是中國制度的核心優勢，只要能根據現階段主要矛盾的變化做出相應的戰略調整，杜絕左傾保守主義和激進冒險主義，最終的抗疫勝利仍然屬於中國。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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