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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解封一年後,有人懷念方艙醫院,有人至今怕出門

下午6點,蔡霞把櫃台裡裡外外打掃乾淨,準備下班。她是武漢一家大型超市的營業員,今天是她最後一天上班。與此同時,韓琪和安迪分別從家中出發,趕往武漢市中心的一家小飯館參加聚會,同桌的人有白領、司機、家庭主婦、自由職業者……

新冠肺炎康復患者,是他們共有的身份。2021年4月8日,武漢解封一年了,而他們的自我“解封”,仍在進行之中。

蔡霞在一家連鎖超市工作,病愈回來後,同事們對她明顯疏遠了很多。為了“避嫌”,她調到了新的門市工作。

第一次見到蔡霞,是在2020年12月30日,55歲的她,第二天就退休了,那是她最後一天上班。

她離開崗位,工裝還穿在身上,穿過三個居民區、兩個菜市場,一路走回家,“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走這條路了”。面對即將開啟的下半場人生,她有些期待。

武漢解封過去一年了,蔡霞還沒能完全走出封閉的狀態。

她依然覺得別人看她的眼光不對,她也很想告訴對方,“我已經沒有傳染性了”,但她說不出口。

疫情暴發時,蔡霞還在超市工作,因為大量接觸顧客,包括她在內,很多營業員都被感染了,“但無法確認是上班時感染,還是下班後感染的,不能定為工傷,後來也沒人去追究這個問題”。

是否為“工傷”這個問題,蔡霞已經不去想了,她自認為是個知恩圖報的人,國家化大力氣救了她,已經知足了。

蔡霞是武昌方艙醫院的第二批患者。

病房有兩個臨時開水間,因條件有限沒有地漏,積水越來越多。蔡霞承擔起了打掃的工作,她問護士要了四個桶,每間開水房兩個,每隔幾小時就去倒一次。

直到現在,蔡霞到醫院複查,還有當時接管方艙的護士記得她:“你是31床的對吧?那時你每天都來倒水,一次提兩個桶,男生都提不動……”

蔡霞認為,這都是她應該做的,她不願“欠人人情”。

蔡霞時常懷念在方艙的日子。那是一個封閉的場所,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既開放,又單純,“一群不認識的人,生活在一起,互相照顧,結下過命的交情”。

反而是離開方艙後的生活,讓她很不適應。

蔡霞的家,是武昌區一個小區的水泵房,這是部門分給她的宿舍。

走進房間,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撲面而來。一年過去了,蔡霞依然保持著每天用消毒水泡衣服的習慣。

宿舍17平方米大,只有一個臥室,沒有衛生間、浴室、廚房。上廁所要去對面的辦公大樓,洗澡在保安宿捨的公共浴室,燒飯在門外起一個爐灶……

康復出院前,樓裡和她相熟的保潔大姐給她打電話,問她什麽時候回來。“當時我挺開心,覺得還有人在關心我”。蔡霞回到家後,才發現她上廁所那棟樓,她平時進出的門上,掛了一把大鐵鎖。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進去過了”。

蔡霞到保安宿捨的公共浴室洗澡,每次都帶著酒精,洗澡前後會把自己碰過的地方擦一遍。即便如此,還是有人勸她,“不要再來了,對大家都好”。

丈夫也被蔡霞“連累”,“去年部門說,讓他別去了,換人了”。說起這件事,蔡霞抹抹眼淚,“有時我和老公吵架,我都不敢做聲,確實是我害了他”。

康復以後,蔡霞變得沉默多了,“好多事情我都記在心裡,不說出口,因為就算我說了,也不起作用”。

她從不跟人吵架,遇到對自己“不公平”的事,也不願吭聲。

蔡霞說,病友們也常遭遇這樣的事,大家常相互鼓勵,“不要和他們一般見識,該做什麽做什麽,都會好起來的”。

如他們所言,時隔一年後,隨著恐慌情緒的消失,蔡霞很少再因“新冠康復者”的標簽受到“特殊待遇”,但要徹底走出這種封閉的狀態,仍需要時間。

“希望退休之後,能多學點東西,多幫助點人,重要的是,要為自己而活。”

和蔡霞告別後,我們來到武漢市解放路的一家KTV。

韓琪、安迪和劉寶昌正在包廂裡唱歌。韓琪是位30多歲的單親媽媽,安迪是20出頭的小夥,劉寶昌是一名40多歲的司機。

因為一場大病,這三個原本不搭的人,成了患難之交。

生病前,安迪開了一家旅遊公司。病愈後,公司也開始恢復工作,但他很少去公司,“怕給合夥人和員工造成麻煩,後來乾脆在家辦公,有一年沒去上班了”。

出院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給全家人買了保險,“之前覺得自己年輕,身體健康,不會考慮這些問題。沒想到突然得了這個病,要不是國家負擔費用,我們這些人還真的可能會傾家蕩產”。

跟同齡人相比,安迪愛好不多,平時宅在家看劇,在“唱吧”唱歌,有些粉絲互動,也不算寂寞。長期宅家的“後遺症”,是這一年他長胖了很多。

“父母現在對我也沒什麽期望,只要我好好活著就行”。

“以前總想著賺多少錢,開什麽車,買多大的房子,每天加班、應酬……”相比起來,安迪覺得現在的生活也不錯。

“但也不能宅一輩子”,他可能結束宅家,嘗試回公司上班,但那至少到明年了。

韓琪是安迪在方艙醫院認的乾姐姐。

韓琪剛進方艙時,女兒小寧在其他醫院治療。在女兒轉入方艙前,因為想念女兒,韓琪每天都會哭。安迪時常安慰她,陪她聊天,一來二去成了朋友。

和蔡霞一樣,韓琪仍然懷念方艙的生活,“醫生、護士、病友,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回到現實生活,卻常被人當‘病毒’看待”。

韓琪說,從隔離點回家第一天,車剛開到小區樓下,鄰居們馬上就回屋裡去了,沒人和她打招呼,她的心情一下落到了最低點。

“大家心裡都清楚,像我們這種康復患者是不會傳染的,但心裡還是對我們有排斥”,韓琪說,現在到學校接送女兒,熟人開始給她打招呼,但不會靠近。

“我也會自然地離他們遠一點,不是怕傳染他們,而是一種條件反射”。

韓琪是病友群的群主,“說起來挺心酸,我們這個群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康復後,丈母娘不讓老婆回家、鄰居要賣房子、親戚斷絕來往……

安迪說,有和他住同一小區的女病友,“康復出院後,丈夫和孩子都搬到了公婆家,留她一個人獨居”,病友在家中摔倒,撞破了頭,給老公打電話,老公也不敢回去看她,“後來是我送她去的醫院”。

“武漢解封一年了,但我們還沒有完全解封”,安迪說,即使親友恢復了聯繫,即使鄰居恢復了來往,但有些隔閡,一旦形成後,就很難再消除了。

剛出院時,病友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聚會,後來大家陸續上班了,一個月也至少要聚兩次。今年春節,許多人都沒回老家,而是和病友們一起過年。

韓琪說,“我現在覺得,親戚朋友都可以不要,只要我們這些病友能在一起”。我們記得,在和蔡霞交談時,她也曾多次流露出類似的想法。

抱團取暖,或許也是逃離封閉的一條捷徑。

在這次聚會的尾聲,幾個人在KTV包廂裡,相互依偎,合唱起了一首《明天會更好》,邊唱邊哭邊笑。

《中國人的一天》第3904期

攝影&撰文 | 加加

編輯 | 匡匡 小為

統籌 | 小為

出品 | 騰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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