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與阿倫特通信集》
[德]馬丁·海德格爾、[美]漢娜·阿倫特著
[德]烏爾蘇拉·魯茲編
朱松峰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590頁，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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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丁毅超
海德格爾與阿倫特之間的隱秘關係，早已不再是哲學圈內的小眾話題。因為當事雙方在哲學中的重要地位，它如同薩特與波伏娃的故事一樣，為坊間大眾所津津樂道。在接連不斷的傳話遊戲之中，故事漸漸走樣與扭曲，真相化為流言蜚語與不足為外人道的竊竊私語。在這紛紛擾擾的是非之中，《海德格爾與阿倫特通信集》為我們提供了一把窺探故事原貌的鑰匙。
全書收錄了一百六十八篇書信，既包括1925年至1975年之間海德格爾與阿倫特的通信，亦包含數封海德格爾妻子與阿倫特的往還。本書編者根據書信的內容，將其編為“目光”“再-見”“秋天”和“尾聲”四個部分，並添加了豐富的注釋。
與通常的書信集相比，《海德格爾與阿倫特通信集》呈現出一種高度不平衡的狀態。書信集中絕大部分的書信是海德格爾寫給阿倫特的，阿倫特寫給海德格爾的回信則幾乎沒有保存下來。期待中的雙簧變成了海德格爾的獨角戲。另一個特點則充分體現二戰時期德意志知識分子的普遍命運。與施密特和恩斯特的書信集類似，海德格爾和阿倫特的書信來往被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打斷，二人中斷聯絡十數年之久，1950年才重新聯繫起來。正如編者烏爾蘇拉·魯茲所說，“本書的一個特點已經可以被指明了：馬丁·海德格爾的聲音佔主導地位。另外的一個特點在於：存在著親密交往的階段和完全不來往的階段以及一系列中間階段”（515頁）。
半個世紀的故事
撰寫書評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撰寫關於書信集的書評更是如此。首先，它過於碎片化。生活的真實面目隱藏於隻鱗片爪的細節之中，我們不免如同盲人摸象一般，難以勾勒出全貌。其次，它是私密的。讀人書信與窺人隱私之間存在一種曖昧的相關性，書信是當事人之間的隱秘交流，它不但沒有邀請讀者的參與，甚至反對讀者的介入。最後，它帶有陳舊的疏離感。這不是漫長歷史所產生的隔閡感，而是一種與現代世界的疏離。它業已蛻化為現代世界中的一種小眾愛好，對人類數十個世紀書信交流的挽歌。
《海德格爾與阿倫特通信集》亦是如此。它關乎哲學，關乎政治，關乎人類宏大的命運，但它始終是兩個人的故事。它充斥著各種無趣的生活瑣事。它跨越了阿倫特的青春與死亡，跨越了海德格爾的生機勃勃與垂垂老矣，跨越了他們共同經歷的半個世紀，其中包含著年輕時代的愛戀、天命耳順之年的和解與暮年的成熟。那些試圖從他們的書信集而不是學術著作中尋找政治和哲學解釋的讀者，很快會失望地承認，他們所得甚少。
從通信集中透露出的點點滴滴顯示，海德格爾與阿倫特之間的關係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始於兩人之間的師生關係。無論稱之為精神出軌，還是柏拉圖式戀愛，總之，他們迅速成為某種靈魂上的伴侶。這一階段隨著阿倫特的訂婚，以及在納粹德國問題上兩人的分道揚鑣而結束。
第二個階段始於1950年兩人的重逢。海德格爾妻子與阿倫特之間的迅速攤牌標誌著和解的開始。海德格爾與阿倫特所構建的“我們”，開始向兩個家庭之間的友誼靠攏。在這漫長的和解過程中，海德爾格的妻子也參與到通信對話之中。海德格爾與阿倫特，從曾經的情人成為終生的摯友。
第三個階段的開始並不是那麽明確。本書編者傾向於從1966年阿倫特六十周歲開始，而筆者更傾向於從1969年海德格爾八十周歲開始。這是和解之後的成熟。隨著年歲的增長，他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回憶和總結，同時代的人不斷老去，成為時代落幕的預演，友誼之花擺脫了世俗的紛擾，化為成熟的果實。
秘密之愛
1925年，三十六歲的海德格爾已經成為馬堡大學的教授，十九歲的阿倫特則剛剛成為馬堡大學的一名新生。他們試圖從純粹的友誼開始他們的故事，正如海德格爾所言：“我們之間的一切都應當是質樸的、清晰的和純潔的。只有這樣，我們才值得被允許相見。您成了我的學生而我成了您的老師，這只是我們身上所發生的事情的起因。”（1925，信一）
願望是美好的，故事的走向卻非如海德格爾所願。也許是智識上的相互吸引，也許是兩人間氣質的匹配，愛在不經意間從中生長出來。烏爾蘇拉·魯茲寫道：“在漢娜·阿倫特和馬丁·海德格爾之間——除了學生-老師和思想上的關係之外——還有一種私密的關係。”（510頁）兩者很快保持了高頻度的見面，他們談論哲學、談論神學、談論愛。
很快，在1925年的5月份，海德格爾與阿倫特就建立起了一種新的關係。“世界已經不再是我的和你的——而是我們的——我們的所作所為和取得的成就，不是屬於你和我的，而是屬於我們的。”（1925，信十四）“我可以懇求你，親愛的，不要害怕這樣的‘疲倦的’時刻和日子，今後不要讓什麽東西只是你的而不是同時也屬於我的。”（1925，信二十三）其余所有的人，包括海德格爾的妻子，都被排除在這場精神戀愛之外。它是如此私密，以至於拒斥所有人的進入。一場隻屬於兩個人的秘密之愛開始了。
這場秘密之愛滲透到他們書信集的每一個角落。海德格爾對自己的稱謂從“你的”馬丁變成了“附上一個愛意的吻”的馬丁，變成了“總是與你在一起”的馬丁，變成了“我吻你可愛的手——完全屬於你的”馬丁。阿倫特也變成了“而且如果有上帝，那麽，死後我會更好地愛你”（1925，信四十二）的漢娜。
海德格爾試圖將兩人間隱秘的愛描繪成一種永恆的愛：“我不是在把我樹立為一個典範——更不用說我什麽時候曾試圖接著來教育你或者做類似的事情了；而是整全的你——就如你現在隻所是和帶著你的過往依然會是的那樣——我就是這樣愛著你。只有這樣，愛對於將來才也是強大的，而且不是一時的輕浮的快樂。”（1925，信二十）他們的愛的確是不同尋常的，卻並不像他們所設想的那樣純粹。1927年阿倫特的訂婚，成了這段隱秘之愛的轉折點。
海德格爾是從雅斯貝爾斯而非阿倫特那裡得知這一消息的。他在信中表示，“雅斯貝爾斯只是告訴了我他的‘猜想’，我根本沒有進一步問‘與誰’‘多久’和類似的事情”（1927，信三十七），甚至大度地寫道：“現在，留給我的是對如下事實感到的痛苦，你如此地感到害怕。”（1927，信三十七）
海德格爾之後的行動卻顯示出對阿倫特的疏離。阿倫特不無悲傷地寫道：“你現在不來了——我想我已經明白了。但是，儘管如此我還是憂慮，就如同我這幾天總是一再突然地被一種莫名其妙的強烈憂慮所侵蝕一樣。”（1928，信四十二）他們之間逐漸變得陌生。對阿倫特而言，有意與自己保持距離的海德格爾成了一個他人口中的名人，這讓阿倫特感到難過：“然而，我已經站在你面前幾秒鐘之久了，你實際上已經看到我了——你卻逃避著向上看。”（1929，信四十四）
“納粹分子”與猶太人兩者間身份的對立，進一步加劇了海德格爾與阿倫特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段始於1925年的“我們”的愛，分崩離析了。
漫長的和解
當海德格爾與阿倫特的故事再度交匯之時，歷史早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德意志第三帝國已經隨著希特勒一起灰飛煙滅。1950年，彼時的學生成為猶太文化重建的執行主任，彼時的教授則因與納粹之間的關係受到嚴酷的學術審查。這一次，阿倫特主動地邁出第一步，走向了兩者關係的和解。阿倫特伸出的橄欖枝，激起了海德格爾的感動，然而，這場和解的中心，不再是兩個人，而是兩個家庭。“隱瞞之罪進入了這晨光的明亮之中”（1950，信四十七），曾經隱秘的愛被暴露在陽光之下，這理所當然引起了海德格爾的妻子埃爾弗麗德的不適。
當埃爾弗麗德求助於雅斯貝爾斯，使後者成為這一隱秘之愛的仲裁人時，兩個女人之間一場開誠布公的談話，已然不可避免。阿倫特以坦誠的道歉作為開端，她寫道：“有一種由沉默寡言帶來的罪責，這種罪責與信任的缺乏幾無關聯。在這個意義上，對我來說情形似乎是，馬丁和我彼此間相互犯下的罪與對您犯下的罪可能同樣多。這不是道歉。您根本沒有期待，我也不能提供。您打破了魔咒，我為此而真心誠意地感謝您。”（1950，信四十九）
緊接著，當海德格爾還遮遮掩掩地表示他的妻子只是在意隱瞞而不是愛本身時，阿倫特卻給予了堅決的回應：“我堅定地下了決定絕不再去愛一個男人，……當我認識我現在的丈夫的時候，這一切才發生了改變。”（1950，信四十九）阿倫特承認，“這種態度現在帶來的結果是：一次對話幾乎是不可能了，因為另一個人能夠說的東西都已經先行就被定性和歸類了”。（1950，信四十九）
阿倫特直截了當的回應，意味著隱秘之愛的終結和漫長和解的開始。一方面，海德格爾承認了自己曾經的錯誤：“在政治領域，我既無經驗也無天賦。但是，在此期間，我學會了在思想中不放過任何東西，而且在將來我會學得更多。”（1950，信五十七）另一方面，埃爾弗麗德也參與到海德格爾與阿倫特的對話中來。海德爾格與阿倫特曾經的“我們”漸漸消退，剩下的只是日常使用的我們。
時間再一次成為個人恩怨的緩釋劑。海德格爾隱晦地寫道：“和解是在自身中隱藏著一種財富的東西，我們必須等待這種財富直到這樣的轉折點，在那裡世界克服了報復的精神。”（1950，信六十二）這場兩個人的和解，變成了兩個家庭的和解，變成了海德格爾與世界的和解。海德格爾在1952年寫道，“雅斯貝爾斯最近給我寫信了。但是，我猜不透這封信。也許最好是等待一個好機會進行一次交談”（1952，信八十一）。
在接下來的漫長歲月裡，逐漸年老的海德格爾獲得了阿倫特源源不斷的幫助。他們討論哲學，討論生活的瑣事，討論定期會面的喜悅。最終，埃爾弗麗德也心無芥蒂地參與到對話之中來，以至於她能坦然地向阿倫特求助。阿倫特也一如既往地為海德格爾一家提供有效的建議和幫助。隱秘之愛的消散沒有影響海德格爾和阿倫特之間的關係。反而在時間的醞釀下，轉化為愈發純粹和可愛的友誼。
海德格爾與妻子，以及他們的兩個兒子，1928年。
在衰老中成熟
時光荏苒，1969年的海德格爾即將邁入耄耋之年，阿倫特亦於幾年前度過了一甲子歲月。在暮年時，人們往往憎惡衰老所帶來的肉體的衰敗，恐懼命運終點的來臨。令人欣慰的是，肉體的衰敗潛藏著靈魂的升華，衰老則賦予人們時間所積澱的智慧。阿倫特總結道：“如果活得足夠長，每一個思想家都必然會力求消解他所思考的東西的原來結果，而必然會隻通過重新對它們進行思慮的方式而進行。”（1969，信一百十六）
越來越多關於過去和現在的思索進入兩人的談話之中。漫長的歲月賦予他們足夠的資格品嚐過去，如同書信集作為舊有交流方式最後的挽歌一樣，海德格爾與阿倫特都在感慨無可避免的衰敗。
海德格爾的態度無疑是悲觀的，充滿了舊時的感傷。他悲哀地寫道：“個人再也不能做些什麽來抵抗不易控制的‘大眾傳媒’和機制了。”（1974，信一百五十八）人類的命運將不可避免地陷入技術之中；哲學被劃分為精細的分支，變成了一種無聊的東西。
阿倫特亦對今日的現狀憂慮重重。她對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進步主義嗤之以鼻，在信中抱怨：“在紐約，我不得不把時間浪費在榮譽博士學位上，其中的五個是我今年獲得的——由已經變得瘋狂了的婦女運動而導致的一種膨脹。我想，明年就會輪到同性戀。”（1972，信一百四十四）並感歎學術政治逐漸侵蝕學術的根基：“大學無疑在沒落……長此下去也會走向毀滅。”（1972，信一百四十四）
不過正如海德格爾所說，“老了和變老對我們提出了他們特有的要求。世界顯示出了另外一張面孔，而且冷靜是必需的”（1974，信一百五十九）。在世界和自身的衰敗中，他們的思想日益成熟。暮年的智慧使得他們無需屈服於世俗的眼光，也無需去追逐時代的潮流。通過與現在保持距離，他們反思現在，反思過去。“哲學必然是‘不合時宜的’；而且，如果它迷戀於‘稱頌’的話，那麽它就是以一種頑固的誤解為依據的。”（1972，信一百五十一）
那場試圖從1925年開始的純粹友情，在經歷半個世紀之後，化為成熟的果實。這友情中，包容著智識上的密切交流與日常生活中的傾訴。它的參與者也不再僅僅是海德格爾與阿倫特兩個人，而是兩個密切交流相互支撐的家庭。這種支撐隨著同時代人的陸續逝去，愈發珍貴。
烏爾蘇拉·魯茲這樣描寫道：“在馬丁·海德格爾能夠慶祝他的八十歲生日之前，卡爾·雅斯貝爾斯已經逝世了。在巴塞爾的葬禮事宜之後，漢娜·阿倫特立即動身前往弗萊堡。從此之後——尤其是她1970年10月也失去了亨利希·布呂歇爾之後——‘弗萊堡’這個地址對她變得越來越重要了。”（520頁）
死後記
任何故事都有自己的終點。雅斯貝爾斯、布呂歇爾，現在輪到阿倫特了。1975年阿倫特溘然長逝，此後不到一年，海德格爾亦在1976年與世長辭。舞台的主角紛紛退場，結束的帷幕已經拉下。“現在它的半徑在空轉；除非——這是我們所有人都期盼的——通過離世的人的變樣了的在場，它重新被充滿。我唯一的願望是，這能夠在各種各樣的程度上以一種刻不容緩的方式發生。”（1975，信一百六十八）
與許多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一樣，兩人的通信集成為傳統交流史最後的篇章。阿倫特敏銳地意識到，“寫和讀是看和說的一個可憐的替代物”（1969，信一百十九）。隨著電話、互聯網、視頻會話的出現，書信的衰敗是注定的結局。哪怕海德格爾一再哀歎技術宰製人類未來，也還是被迫卷入現代科技之中。無論惋惜還是不屑，想來以後整理二十一世紀思想家作品的時候，我們很難再看到書信這一體裁，余下的，只是一種小眾愛好的交流方式。
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們品嚐這舊時代最後的陳釀。在這半個世紀關於過去的書信中，我們依舊可以找到一個關於愛、關於和解、關於成熟的故事。從隱秘之愛開始，經歷了漫長的和解，他們友誼的果實最終在衰老中成熟——一個從潛在的純粹友誼化為現實的純粹友誼的過程。
“我願故你在！”（Volo, ut sis）（1925，信十五）
丁毅超
上海社科院哲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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