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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館》60年,為什麼要懷念於是之丨專訪老友童道明

日前,北京人藝《茶館》結束了本輪演出,從1958 年誕生至今,這部經典戲劇也已經在舞台上上演了整整六十年。

作為第一代「掌櫃」王利發的扮演者,於是之對於《茶館》的意義不言而喻,曹禺曾說「《茶館》是中國話劇史上的瑰寶,於是之是撐持這瑰寶的平民藝術家」。即便後期因為身體原因沒能再站在人藝的舞台上釋放光芒,於是之依然以自己的能量,保護和支持著一眾熱愛戲劇、勇於創新的年輕人。

到今年,於是之已經離開我們5年了。

新京報獨家專訪了於是之多年的老友、戲劇評論家童道明還原「人民的演員」於是之的台前幕後。在童道明看來,於是之和他「亦師亦友」,兩人因戲劇而相識,於是之對他的影響又遠遠超出了戲劇範疇。

圖源視覺中國

於是之&童道明

大槐樹和年初三的約定

於是之和童道明的相識,算得上情投意合、一見如故。

1979 年,童道明發了一篇文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是非談》,其中的戲劇觀念讓於是之產生了共鳴,但童道明並不知情。自那以後,許多戲劇雜誌都找童道明寫文章,童道明很快就成為一名圈內活躍的戲劇評論人。

1988 年在南京的一個戲劇節,童道明才得知,於是之曾去過編輯部推薦他,「他說有一個叫童道明的,你們不妨去請他寫些文章。」

八十年代末,於是之與童道明經常一早就去紫竹院公園散步。那時童道明住在官園橋,於是之住在香格裡拉飯店對面,要是想聊天就打個電話,相約第二天一早去紫竹院公園。有次聊天一直聊到將近中午,於是之說,「走!到我家吃涮羊肉!」兩人走上紫竹橋,於是之停下腳步,指著橋下南側的一棵大樹說:「你看,這棵槐樹該有兩三百年的樹齡了,可以想像一下,當年拉煤的工人,從門頭溝往北京城裡送煤,走到這裡,他們一定會在這棵大樹底下歇歇腳的。」說罷,還默默地面對大樹站了一會兒。

幾年後於是之與童道明作了一次「戲劇對話」,雖然討論的是戲劇問題,但於是之最終還是將話題落到了那棵老槐樹上:「我家門前,有草坪,有樹。我就經常去看它們,一天不去,彷彿丟了朋友。」從此,童道明向人們說起於是之,往往要說到他那棵樹。「我常常遐想於是之與那棵大槐樹『相看兩不厭』的景象,要知道,這也是可以入詩、可以入畫的呀!」

於是之走了,童道明想著,那棵大槐樹一定很寂寞,因為再也沒有人每天像看望一個朋友那樣地去看望它,親近它。

童道明供圖

二人之間還有一個約定,每年年初三下午兩點,是童道明和於是之相約一定要見面的日子,每年的這天童道明一定會準時出現在於是之旁邊,於是之生病前後童道明都遵守著這個約定。於是之住院之後,童道明會坐在床邊跟他聊聊天,跟於是之說,你的老朋友老童來了。於是之沒有反應,但有時候,眼角會有眼淚流下來。「他說不了話」,童道明說。「但他能流淚。」

直到今天,童道明還一直珍藏著於是之贈他的「牛」字,每次見字,就猶如見到了老友於是之。

演員 於是之

他從未因《茶館》得意

甚至不好意思提及

「王利發是什麼時候想死的?」童道明記得到了80 年代的時候,於是之還在跟人討論這個問題。從1958 年首演到1992 年謝幕,《茶館》一共演了374 場,於是之一直在想,卻直到最後也沒有答案。「這樣一個問題他可以想這麼久,你就知道他是怎麼來對待角色的。」童道明說。

1992 年7 月16 日,於是之《茶館》告別演出後在首都劇場後台,最後一次為觀眾簽名(童道明供圖)

於是之對人物的揣摩都是從細節入手。

戲中,王利發不斷在茶館的醒目地方粘貼著「莫談國事」的紙條,然而「國事」卻從來沒有離開過茶館。他作為掌櫃,也一再談論著國事。「粘紙條」在戲中有著對主題至關重要的烘托作用。考慮到粘貼紙條手上不可避免會沾上糨糊,於是之會讓雙手和身體保持著相當的距離。觀眾看到的就是,王利發與別人談話時,那兩隻不大乾凈的手簡直無處可放,只能舉在胸前。

這個姿勢來源自於是之小時候的鄰居,住在小學校裡搖鈴的老工友陳大爺。1957 年排《茶館》前,於是之特地去拜訪他。除了聽大爺回憶往事之外,陳大爺的某些性格側面也啟發了於是之:「雖然操勞卻好乾凈的手」。王利發雖然生活在底層,但又是一個勤儉麻利講究整潔的人。「手」的動作透露出很多細節。

《茶館》中的王利發可以看做於是之最重要的一個舞台角色,但是他從來沒有因此得意過,甚至還會有點不好意思提及。童道明說,於是之覺得自己因為王利發得到了太多的榮譽。「他的倔強就決定了,他本人不可能像我們那樣來談論《茶館》的意義。」

比起王利發,於是之反而更願意談及的、覺得自己演得好的角色是《駱駝祥子》中的老馬。於是之跟童道明說,在「老馬」身上,他把「假的演真了」。以於是之一貫謙虛低調的性格,他很難得講出這樣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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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馬」背後還有一個情義的故事。一般的演員都搶著演大角色。《駱駝祥子》一公布要開排,於是之就搶了演老馬。老馬劇中的戲份和台詞量都不大,出場時間不過十多分鐘,於是之交的申請報告字數甚至不比老馬的台詞少。

童道明說,於是之之所以對老馬情有獨鍾,因為在於是之少年時代住的一個大雜院裡有這樣的三輪車夫,於是之和車夫們非常熟悉。車夫們有個組織,大家把血汗錢集中起來,以解決窮哥兒們一時的急需之用,當要發個通知,記記帳本的時候,就找於是之過去幫忙抄抄寫寫。

「他總覺得要做點什麼事情,才能對得起這些老鄰居。」

知識分子 於是之

他能看穿庸俗

一輩子不會說漂亮話、搞關係

於是之愛讀書,喜歡跟知識分子聊天,非常尊重知識分子。有一件事令童道明至今記憶深刻。英若誠重病時,於是之去看望他,回來之後心情很不好,給童道明打電話聊天,「他說北京人藝有三個清華畢業的,兩個已經去世了,一個又病成這樣。」那時英若誠已經肝硬化,大口吐血。於是之感到很痛苦。

於是之有著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天性,一輩子不會說漂亮話、搞關係。童道明回憶,某個長官寫書法、搞畫展,好多人去捧場、讚美他,但於是之不會這一套,「因為老於覺得他的字不行。」

80 年代初,《茶館》到東京演出,那時中國人對日本的電器趨之若鶩。演出前有些演員還在交流買了什麼電器,於是之很生氣,將茶杯往地上一摔,「我們乾嗎來了?」

「他能看穿庸俗,他就是這種知識分子氣。」

於是之《茶館》告別演出後,卸妝的他與好友童道明的後台合影(童道明供圖)

童道明問過於是之,表演藝術家跟演員,更喜歡哪個稱呼?於是之說演員。在童道明看來,這不僅是謙虛,也是於是之對自己職業的思考。「為什麼作家、詩人不會說自己是語言藝術家?為什麼演員就覺得一個演員的稱呼不過癮,非得要加上表演藝術家、一級演員?」於是之對自己的職業有自豪感。

師長 於是之

挺林兆華,欣賞李保田和薑文

從1984 年到1992 年,於是之做了8 年北京人藝副院長。童道明說於是之真不想當這個官,「但也好在他當了(官),成就了林兆華。」

林兆華是一個不願意開會的人。於是之追思會的時候,林兆華去了,說了一句話,「沒有於是之就沒有我」。說完站起身來就走了。在童道明看來,講話最短的是林兆華,講話最有分量的也是他。

1982 年,林兆華的《絕對信號》在人藝一樓排練廳誕生,這被認為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小劇場戲劇」。童道明說,「那個時候的觀念是咱們不能學(西方),而小劇場又從西方來,所以林兆華完全有可能被扼殺在搖籃裡,劇院的長官和老一輩都反對《絕對信號》,有了曹禺和於是之的力挺,才使得這戲順利上演。同時於是之支持林兆華在《絕對信號》裡用不少諸如『意識流』之類的現代主義手法來豐富戲劇的現實主義。」

十年之後的1992 年,時任北京人藝副院長的於是之為北京人藝建院四十周年慶典撰寫《探索的足跡》一文,以《龍鬚溝》《虎符》《絕對信號》三個戲的串聯來概括北京人藝四十年來的發展軌跡。《龍鬚溝》奠定了人藝現實主義的基礎,《虎符》開始了焦菊隱話劇民族化的探索,而將《絕對信號》和前兩部作品放在一起,外界看來這是給了林兆華相當高的肯定,等於視林兆華為焦菊隱之後北京人藝在導演藝術上的傳承者。

於是之對林兆華的喜愛,還有一種說法是——「文革」時,林兆華工人家庭出身可以戴紅衛兵袖章,但林兆華沒有成為造反派,他從不對牛棚裡的老長官、老藝術家冷目相向,人品經受住了考驗,於是之尤為欣賞林兆華這一點。

《絕對信號》老劇照

於是之也是不少演員的「啟蒙師長」,比如薑文。童道明說,有兩個演員於是之很欣賞,一個是李保田,有一次於是之給童道明打電話高興得不得了,因為他聽說李保田談自己有兩個老師,其中一個是自己。而於是之喜歡的另一個演員就是薑文,同時於是之之於薑文也是帶有啟蒙性的。

1997 年薑文在排練話劇《科諾克或醫學的勝利》,童道明問於是之是否想看薑文演的戲,於是之說想。薑文聽說後很高興,他說「於老師要來看戲是比長官看戲更重要的事」。童道明清楚記得,於是之去首都劇場看薑文演的《科諾克》是在1998 年2 月14 日,那天正好是情人節,不少觀眾手裡拿著玫瑰花向於是之致意,那也是於是之最後一次走進首都劇場。

據童道明回憶,1992 年《茶館》於是之最後一場演出那天薑文也去了,還找了於是之簽名。「我問過薑文看過多少遍《茶館》?他說記不清,他可以把台詞都說出來。薑文非常想演《茶館》,想演王掌櫃的角色,於是之也覺得薑文合適。但最後這件事也沒有成。」童道明回憶道。

長官 於是之

他非常尊重別人的勞動

在很多人看來於是之晚年之所以會生病,是當副院長累壞的。自1984 年他上任到1992 年卸任,除了演出外,分房、漲工資這些事情都要管,繁重的行政工作也使得於是之壓力很大。

於是之在人藝最開始主管的是創作組,人藝所有創作組的人都特別喜歡他。平時編劇們的生活非常自由,於是之每周都會組織六七個編劇一起聊天吃飯,在於是之的主管下,編劇組的創作環境非常寬鬆。同時於是之一直鼓勵和幫助戲劇新人——編劇何冀平到人藝的時候剛畢業不久,起初她想寫一個講烤鴨的劇本,這讓於是之很擔心,但於是之還是同意了,並鼓勵何冀平這個題材有前途,很新鮮。

最終,何冀平寫出了《天下第一樓》。

包括於是之幫郭啟巨集一起完善《李白》的劇本,給了很多建議,童道明說,「連郭啟巨集自己都說過,如果在其他的部門,這樣花心思改劇本,編劇的署名都要署於是之的。」

於是之在對待編劇劇本時,也有著自己的習慣。比如即便提意見,一定是要用鉛筆寫,這樣可以隨時擦掉。於是之對別人的勞動非常尊敬, 給別人的劇本提意見,都得事先提前讀兩遍,這讓童道明非常佩服,坦言自己學不來。「他覺得人家辛辛苦苦花了好長時間寫了個劇本給你看,你看完一遍就給人家提意見是不夠的。但我覺得劇本讀一遍以後,是可以提意見的。」

童道明從來沒有把於是之僅僅看做演員,「他是中國一名優秀的知識分子,我很幸運在人生路線上碰到這樣一個了不起的人。」

於是之和童道明(童道明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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