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28日，北洋政府在故宮太和殿閱兵，慶祝一戰勝利
作者：馬勇
來源：本文載於2014年7月2日的《華夏時報》
在中華民國成立三年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正處於新舊交替之時的中國也被卷入這場戰爭。如今，一百年過去，沒人會輕易否認“一戰”在世界歷史當中的地位。然而，當提及中國與一戰的關係，或者一戰對於中國的影響，則非常容易陷入某種語焉不詳。在一篇文章中，哈佛大學中國近代史專家柯偉林(WilliamKirby)甚至如此寫道：“儘管我們可以廣泛閱讀有關一戰的著作，仍可能無法得知中國參與其中的事實。”
關於一戰與中國的歷史，似乎已被拆分成了一些碎片：譬如，袁世凱與“二十一條”，梁啟超與巴黎和會，當然還有十幾萬名幾乎已被歷史遺忘的在西方的中國勞工……從這些碎片出發，《華夏時報》記者李北辰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馬勇，試圖還原“一戰與中國”這一歷史課題以本來面目。
在不少人眼中，中國與一戰的距離已非常遙遠，然而在馬勇看來，“過去(歷史研究)沒有注意到一戰在中國政治史、思想史中的重要影響，沒有將這個事件納入中國史的環節。中國當然不是一戰重要的一方，但卻引發了中國後來的一系列變動，二十世紀甚至直至今日的中國，實際上都還在消化一戰的遺產。”
在回答“一戰對中國的影響”這一問題時，馬勇則給出了這樣的答案：“利弊兼有，正面的是喚醒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負面的是過分喚醒了民族主義，使中國向西方學習的路至此發生了極大分歧。”
中國錯過了最佳時機
《華夏時報》：在你看來，當時中國是否錯過了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佳時機?
馬勇：中國確實錯過了參加“一戰”的最佳時機。當一戰爆發時，中國與德國的關係相當不錯，與德國敵對的諸國也不錯，就是因為不錯，使中國無法選擇，這一點很像1904年的日俄戰爭時那樣，猶豫不決，不知是應該對德宣戰，還是站在德國一邊。猶豫中，就讓日本佔了先機。從當時的情形看，不論德國，還是中國的外交官，都有人提出託管的建議，讓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交給中國託管。對於這樣的方案，中國政府也不敢直接接受，錯過了與德國直接交涉山東權益的機會。中國是在1917年參戰的，這個行動如果提前至1914年一戰爆發時執行，只要比日本參戰早一天，歷史就得改寫。就沒有後來的山東問題，沒有五四運動。
《華夏時報》：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究竟是出於什麽考慮?
馬勇：“二十一條”就其本質而言，是日本對德宣戰，獲取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後，找山東權益最原始的主人中國政府“確權”。所謂“山東權益”，就是過去幾十年，特別是1898年德國租借膠州灣之後在山東的投資，中國在與德國的協定中，確實讓渡了許多方便德國投資、經營的權益。現在，日本、英國打敗了在山東的德國，山東權益事實上已經轉到了日本手裡。但是日本這樣的“近代國家”不會滿足於事實上的佔有，而是需要一紙文書，這就是“二十一條”的由來。袁世凱的中國政府沒有抓住時機從德國手裡索回山東權益，現在日本人要找中國確權，中國政府理所當然不會順利接受。而且，日本人在這個時候太肆無忌憚了，沒有顧及中國人的感情，在“二十一條”中增加了許多不屬於此次山東行動獲取的權益，比如南滿鐵路、蒙古、滿洲權益等，這都不屬於德國原先的權益。委屈的袁世凱政府借題發揮，抓住日本人的漏洞大做文章，將日本不願擴散的秘密外交擴散出去，使被動的中國終於贏回一點主動，經過二十多次談判，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條”原方案作了極大修正，這就是後來的“民四條約”。“民四條約”較“二十一條”有了極大改善，儘管也存在問題。
段祺瑞與梁啟超
《華夏時報》：你如何評價段祺瑞在中國參加一戰中的作用?其作用是否被低估了?
馬勇：段祺瑞是近代中國歷史上被遺忘、被忽視、被妖魔化的政治家，他的貢獻、正面影響不下於袁世凱，是非常值得重估的歷史人物。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政府內部一直有一個積極參戰的力量，段祺瑞是其中主要的人物。但是，由於民國初年政治混亂，制度設計也有很大問題，參戰的事一直沒有達成一致，無法實行。直至袁世凱去世，張勳複辟失敗，段祺瑞“三造共和”，1917年8月14日，迅即對德宣戰，在大戰結束的最後時刻，為中國贏得了通往巴黎和會的門票，為中國非常僥幸地贏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地位，為後來的外交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北洋政府掌權人段祺瑞
《華夏時報》：1919年，梁啟超以私人身份參加了巴黎和會，你如何評價梁啟超在此次事件中的外交角色?
馬勇：梁啟超巴黎之行意義重大，是中國歷史後來轉向的一個關鍵點，如果沒有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的悲情渲染，中國不會那麽快對西方失望，對科學失望，對中國文化寄予無限深情，讓儒家文明重新獲得了發展機遇。另一方面，梁啟超此次的主旨是民間外交，是以民間身份監督政府，監督代表團，聲援代表團。他在那些日子向國內發回無數的消息，極大推動了國人對巴黎和會的關注，喚醒了國人，引發了後來的五四運動。這是成功的一面，值得銘記。不過，也有一點值得注意，梁啟超發回來的一些消息也有不實和誇大之處，特別是梁啟超具有自己的政治派別，對外交問題有自己的判斷，因而他的消息並不是純粹的消息，而是有觀點，有引導，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中國社會內部的極端民族主義。
1919年梁啟超與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合影
《華夏時報》：談及中國與一戰的歷史話題，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國當時的“以工代兵”之舉，你怎麽看?
馬勇：“以工代兵”是中國政府沒有成功參戰時的權宜之計，這些非武裝的中國農民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貢獻了生命與熱血，為後來的中國贏得戰勝國地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這是非常值得銘記的。但是，如果今天重新評估這個舉措，必須說此舉是不人道的，國家養軍隊不能外戰，只能內戰，遇到這樣的外戰，反而讓非武裝的農民去冒險，世界上還有這樣的荒唐事嗎?那時的中國，不是弱與強的問題，而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沒有共識，互相扯皮，一場戰爭總共只有四年，中國人用在參戰還是不參戰上的爭論竟然有三年多。幸虧中國還有那麽多優秀的智囊想出“以工代兵”的主意，不然，即便中國1917年對德宣戰，也不會有進入戰場的機會了。
一戰華工
一戰對中國影響利弊兼有
《華夏時報》：在你看來，一戰的課題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是否被低估了?
馬勇：是的。還是應該加強對一戰的研究，尤其是一戰與中國政治轉型、現代化轉型的研究。這方面可做的事很多，中國在一戰後對西方的失望，對公理的失望，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對自由資本主義不太滿意，都很值得從政治史、思想史上重新檢討。
《華夏時報》：國內在研究“中國與一戰”課題時的誤區是什麽?
馬勇：過去沒有注意一戰在中國政治史、思想史中的重要影響，沒有將這個事件納入中國史的環節中討論。中國當然不是一戰的重要一方，但一戰引發了中國後來一系列變動。二十世紀甚至直至今天的中國，實際上都還在消化一戰的遺產，比如中國的共產主義。這就是一戰帶給中國的西方最新事物。至於一戰導致中國人對西方失望，重回傳統，從儒家中尋找出路，也是因為一戰。所以，未來還應該就中國與一戰課題加強研究。
《華夏時報》：如果要總結的話，你個人如何理解一戰對中國的影響?
馬勇：一戰對中國的影響利弊兼有，正面的是喚醒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負面的是過分喚醒了民族主義，使中國向西方學習的路至此發生極大分歧，中國不再埋頭學習西方(歐美)和東方(日本)，而是加入了一個北方(蘇聯)的因素——列寧和蘇聯。中國的歷史從此走向另外一條路，這條路究竟應該怎樣評價，可能還有待於觀察，畢竟今天的中國依然在這條路上走，儘管又有許多修正。歷史研究說到底就是“盲人摸象”，一戰距今不過百年，許多面相我們還不可能認識清楚。歷史常說常新，相信隨著新史料的發掘，人們對一戰的解釋會越來越接近歷史真相，重構一個完整的大象，而不是每人只看到了大象的一隻腿或那隻突出的大鼻子。
學者簡介：馬勇，1956年1月生，安徽濉溪人。畢業於複旦大學歷史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漢代春秋學研究》、《梁漱溟評傳》、《1898年中國故事》、《中國現代化歷程》、《1911年中國大革命》、《晚清二十年》、《清亡啟示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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