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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沒有想過,如果在2019年,你可以心想事成,那你的人生巔峰最好可以混成什麽樣子?
首先,應該有錢,有一輩子都花不完的錢——比方說身家300億,公司市值600億,夠不夠?
其次,還要有顏,全國的大牌雜誌封面,排著隊讓你上——他們說除了影視明星,你就是最美的那顆星;
要有名,電視節目訪談、高端會議論壇輪番邀請你——TED演講至少也得去一次;
還要有愛,每一個家人都全心全意支持你的事業;心愛的伴侶身家過億,卻甘心來給你做二把手;
要有權,有800個手下聽你發號施令,唯你馬首是瞻——連美國前國務卿的親孫子都來給你打工;
還要有魅力,誰見到你,對你的第一印象都超好——真是人見人愛,花見花開;
有閨蜜,閨蜜還是希拉裡·克林頓的親閨女;
有人脈,馬雲同你高談闊論、克林頓對你讚不絕口,基辛格祝你“生日快樂”,美國總統請你去參加國宴,傳媒大亨默多克上趕著給你投錢;
如果你擁有這樣的人生,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混得還不錯?
好了,該醒醒了。這個人不是你,而是她——
有一個女人,曾經同時擁有這一切。而今天,她離鋃鐺入獄只有一步之遙。
所有人棄她而去,因為她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她就是我們今天的主人公,伊麗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
她的故事,就寫在這本《壞血:一個矽谷巨頭的秘密與謊言》(Bad Blood)之中。
在美國豆瓣上,這本書拿到了接近9分的高分,讀者留下的長書評多達3000篇。這個成績對得起作者——拿過兩次普立茲獎的王牌記者約翰·卡雷魯(John Carreyrou)。他用了3年半的時間,對150多人做了數百次的深入訪談,其中還包括60多個伊麗莎白的前員工。
他是第一個揭開伊麗莎白真面目的人。
而這個傳奇的故事還將繼續下去——根據該書改編的電影版權已經被傳奇影業重金拿下。即將出演伊麗莎白本人的,是“大表姐”詹妮弗·勞倫斯。
有人很好奇,伊麗莎白到底是幹什麽的?她怎麽騙得了那麽多人、那麽多錢?
其實她做的東西,解釋起來很簡單。
就是抽血的時候,少抽點血。
我們去醫院化驗,大夫會用大針頭在胳膊上抽靜脈血,有時候一抽就是好幾管兒。有人怕疼,有人暈針,還有人暈血。
伊麗莎白(以下簡稱“小伊”)發明了一個東西,不用大針頭,不用扎胳膊,不用抽好幾管兒,輕輕扎一下手指頭,一兩滴血搞定。能測出你幾百項生理指標。
關鍵是,它還很便宜,隨時隨地可以測。在家可以測,在樓下的超市和藥店都可以測。等個洗照片兒的工夫,就可以拿到你的檢測結果了。多快好省一站搞定。
這就是小伊的創業項目。聽上去是不是也沒有比登天更難?
就是這個生意,讓她的公司市值達到了600億人民幣以上。
也正是這個生意,讓她走上了犯罪的不歸路。
而一切惡果的種子,都還要從她在史丹佛輟學的原因講起。
17歲那年,小伊如願以償,考上了史丹佛的工程學院。和其他小朋友考上名校不一樣,小伊很清楚,她的目標遠不止是名校這一站。
7歲那年,她想做一台時光旅行機,然後她把詳細的設計圖紙畫滿了一整個筆電。
9歲那年,姑姑問她:“長大了你想幹嘛呀?”小伊一點兒都沒猶豫:“我想做億萬富翁(billionaire)。”姑姑又問:“你不想當美國總統嗎?”小伊說:“不想,總統會娶我的,因為我手裡有10億美金。”
9歲的孩子,說出來的話,就像大明星一樣:“我不嫁豪門,我就是豪門。”
從高一開始,她就是全A的優秀生。如果想做一名成功的企業家,選擇史丹佛攻讀理工科是最好的選擇。
2002年,她被成功錄取,還成為總統獎學金的獲得者,每年有3000美金的經費支持她的科研項目。
在大學期間,父母問她要不要讀博,她斬釘截鐵地說:“不要,爸爸,我對博士沒興趣,我想掙錢。”
她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說:“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相信私人企業是產生影響力最好的方式,它是改變世界的工具。”
在上大學的時候,她廢寢忘食地做科研,史丹佛工程學院的院長錢寧(Channing Robertson)甚至破例讓她到實驗室給博士生幫忙。
2003年的暑假,她跑到新加坡的實驗室做項目,那年正是非典(SARS)在亞洲肆虐的時候。她覺得當時對血液裡SARS病毒的檢測手段太落後了,一定有更好的辦法。
從新加坡回來,她把自己關在家裡,閉關5天,每天隻睡1、2個小時,窮盡她所學知識,寫出來一份專利申請,是一種可以穿戴在胳膊上、釋放藥物的貼片。
當她把這個東西拿給錢寧院長看的時候,院長就震驚了。
他說:“我見過成千上萬的學生,沒有人像她這樣,能把理工科雜七雜八的知識融會貫通,用一種我都想不到的方式,創造出一個東西來。”
院長鼓勵她說:出去追求你的夢想吧!
2004年,她選擇了輟學,離開了史丹佛。那一年,她19歲。
爸媽同意她把教育基金裡的錢都拿去做生意。她創辦了一家公司,董事會顧問是錢寧院長。而她的第1號員工,就是錢寧院長的博士生。
公司的名字叫Theranos,是英語裡面的“治療”(therapy)和診斷(diagnosis)捏合出來的一個詞。
可她選定的方向——微量血液檢測,也就是她的創業項目,並不被其他人所看好。
史丹佛一個醫科教授就給她潑過冷水:僅憑指尖的一滴血,是沒法對大多數疾病做出準確檢測的。
因為手指被刺破的時候,細胞也會被刺破,這樣一來,包括細胞碎片之類的雜質,就會趁機混入細胞間質液當中,導致檢測結果不準。
好幾個教授都說她做的是無用功。只有她自己和錢寧院長相信她能夠成功。
一家有著15年歷史、最高600億市值和800名員工的矽谷創業公司,就此拉開大幕。
想創業,光靠父母給的念書錢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一個技術公司,小伊更需要大筆的融資。
和很多創業者一樣,她第一輪的融資來自身邊的親戚朋友。
她的鄰居就是一個風險投資人,曾經投過Hotmail。兩家關係很好,所以一出手就給她投了100萬美金。
她能給人展示的,只有一份26頁、薄薄的商業計劃書,跟人說我要用微型的針管做無痛抽血技術,然後通過無線技術傳輸血液分析數據,告訴醫生對症施藥的劑量大小。
總而言之,都是一些不懂醫藥和血檢技術、卻願意相信她的人給她投了錢。她成功融到了600萬美金。
接下來的事情就像變魔術一樣,你眼睜睜看著她怎麽把600萬美金,變成600億人民幣。
小伊心想:我要做這樣一款產品——讓所有害怕打針抽血的人,都能輕鬆獲得自己身體的各項指標。
這其中有關鍵的三步:
怎麽無痛抽血?——盡量少抽
怎麽檢測所有指標?——全面的化驗分析
怎麽準確輸出結果?——前兩步的完美平衡
她的偶像是賈伯斯,她要向賈伯斯學習,對完美的要求毫不妥協。
但以她輟學生的能力,又憋不出來這麽個東西,可怎麽辦?
答案只有一個:造假。
一開始,她想做的是一個粘在胳膊上的小巧的貼片,用微針取血,她要測至少幾十項身體指標。結果做不出來。她和團隊就做了一個“湊活”的版本——一個大個兒的、血糖檢測儀一樣的東西抽血,只能測血糖。
如果想測量更多的指標,儀器就會更大、更笨重。結果是造了一台只能在實驗室裡用的大機器,抽出來的血,收集在一個厚厚的小盒裡,就像一遝厚厚的信用卡,把它塞進機器,可以開始分析。
她沒想到,做這個東西會遇到這麽大的困難。因為當你取的血太少的時候,結果就是連化驗用的樣本都不夠。怎麽辦?只能兌水,用生理鹽水稀釋。結果就是你的血變成了一灘“血水”,不再“原汁原味”。
怎麽保證測出來數據還是準的?這對後續的化驗分析提出了巨大的挑戰。他們發現,在那個厚厚的小盒裡,要精確地控制血液流向,控制好各種閥門。而小盒裡的“血水”路徑一複雜,串來串去的時候還會發生相互汙染。這一通下來,所有的技術人員只有一個感覺——頭大。
我們中國人的老話是:按了葫蘆起了瓢。一個問題倒下了,千千萬萬個問題站起來了。
這一個血盒的造價高達200美金,而且用1次就報廢,實驗室一禮拜就能報廢好幾百個。
600萬首輪融資很快就燒完了。到了2005年底,公司成立18個月,員工24個人,沒有什麽進項。
怎麽辦?她一邊接受一些媒體的採訪,繼續跟人鼓吹她的願景:讓天下沒有難抽的血!一邊去忽悠新的投資人,又融來了900萬美金。
到這兒,有人可能會好奇:她就不能稍微多取點兒血嗎?
小伊她在這一點上決不妥協。因為她給人講了無數次她對針頭的恐懼。她跟員工都這麽說話:“老娘我天不怕地不怕,天地間我隻怕針頭(needle)。”更何況,取的血變多了,就跟醫院抽血差不多了,她開創的事業就沒有意義了。
她還拿什麽故事去跟投資人講呢?所以她堅持要求團隊,隻取一兩滴血。
然後這一代產品就陷入了停滯,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
然後她就把做產品的人炒掉了。
換了另一個人,做了一款“劃時代”的產品。花3000美金,從別家公司買了一個用來滴膠水的機械手臂,能把送進帳析儀裡面的血水精確地進行分配。
然後在這個機械手外面套了一個殼子——新的分析儀就完成了,外頭看起來就像一台電腦的主機。
這個新員工問小伊:咱給它起個什麽名字好?
小伊說:我們失敗了這麽多次,就成功了這一次,我們叫它“愛迪生”(Edison)吧。
土土的膠水機械手,搖身一變成了“大發明”。
但是“愛迪生”沒有解決血液稀釋帶來的種種問題,只是一顆表面光的驢糞蛋而已。
後來當她發現“愛迪生”不能滿足要求的時候,她又提出了一個新的計劃,叫“迷你實驗室”(miniLab)。這時候市面上已經出現競品了,人家可以在12分鐘內測出31項結果,但還不包含全部檢測項目。
所以環境倒逼她,只能提出:我們家的什麽都能測。這成了她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當然,是停留在她想象中的稻草。
技術人員建議:我們可以先做個大而全的原型機,把所有檢測用到的東西都放進去,然後再想辦法一點點把機器縮小。
她不乾,她要一步到位,必須小,小而全,沒有商量的余地。而如果堅持做小,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問題。比如溫度,一台機器運轉的時候會產生熱量。在封閉的小機器內部塞進各種儀器,一旦運轉起來,內部的熱量積聚,會提高血液的溫度。血液的成分、含量,還有檢測過程中的化學反應,都會發生不可控制的變化,導致檢測結果不準。
她不管。她把技術人員逼到死胡同裡,然後讓他們繼續往前走。
就在這時候,大客戶登門拜訪。美國最大的連鎖藥店,沃爾格林(Walgreen)。他們想把Theranos的血液檢測項目搬到他們的門市裡。原來是小伊給沃爾格林他們發了郵件,毛遂自薦了Theranos的血液檢測產品。然後人家還真看上了。
在展示PPT的時候,小伊甚至告訴人家,說我們只需要1、2滴血,就能做300多項檢測,包括血糖、電解質、腎功能,甚至癌症的篩查。實驗室裡能做的全套檢查,用我們的設備,能完成其中的98%以上。等小伊給他們一通忽悠完之後,沃爾格林的高管們已經眼冒金光了。
他們回去以後,跟自己的同事都這麽說:“你想想看,用上這個東西,女人都不用拍X光片,她就能檢查出來自己得了乳腺癌。”
問題是,這麽好的東西,它做出來了嗎?
並沒有。
當你迫不及待地想要一個東西的時候,你就會變得魯莽。
你很難想象,沃爾格林大藥房的人,連產品演示和檢測結果都沒有實地去驗證,就直接跟Theranos簽下了5000萬美金的設備採購大單,還給Theranos貸款2500萬美金,要在全國的藥店網點全面鋪開。因為他們害怕被對手搶了先,所以不敢錯過任何高速增長點,必須搶佔先機,快速決策。
他們不知道,當他們的“飯館”準備好開門迎客的時候,Theranos的“後廚”已經火上房了——實驗室裡的測試都漏洞百出,更不要說給老百姓驗血了。
眼看著健康中心開幕的倒計時越來越緊迫,可是小伊成立的“迷你實驗室”(miniLab)毫無進展。
怎麽辦?又是一個艱難的選擇。
要麽告知藥房實情,暫緩健康中心開業,等產品合格、可以民用的時候再開業;要麽硬著頭皮上,拿實驗室裡的半成品機器給老百姓驗血。
小伊選擇了第三條路。既然“迷你實驗室”的新機器沒法用——那咱們就用回“愛迪生”(Edison)好了。
你沒聽錯,就是那個舊款的、塗膠水的機械手,改裝的簡陋機器。
小伊很清楚愛迪生“可憐”的本事,它只能測幾項血液指標,離承諾的300項差得實在有點遠。
所以聰明的她,還偷偷地準備好了“B計劃”——買別人家現成的機器,來應付藥房的檢測。比方說西門子的“ADVIA 180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他們花了10萬美金買了6台西門子的分析儀,每台都是1200斤重的大家夥。
也正是這件事,為Theranos後來的崩塌埋下了伏筆。
藥房本來的設想,正如小伊PPT裡說的那樣——
應該是一台小機器,可以放在門市裡,現場給用戶在指尖抽血,現場機器做化驗分析,現場出結果。結果是一樣都沒做到。因為實際用到的西門子機器太大了,也不可能放在門市展示,所以老百姓抽完了血必須送回實驗室。
可小伊她們連“送血”回公司這件事都沒辦好。很多老百姓在超市留下的血樣,是從超市快遞回Theranos實驗室的。快遞過程中沒有任何血液保鮮措施。很多快遞的血樣到了機場,就躺在夏季高溫的柏油路上,變質了。
然後他們在實驗室裡拿著變質的血樣進行化驗,出結果。老百姓要等好幾天,甚至一周以上的時間才能收到檢測報告。而無論是“愛迪生”,還是西門子,只要是刺破指尖抽血,血細胞破裂的問題就都沒有解決,無數次測試結果顯示,血液裡的鈉和鉀含量都會異常地飆升。
當開幕倒計時把小伊逼瘋的時候,她做出了一個決定——咱們在藥店裡改成靜脈抽血吧!
對,你沒聽錯,就是跟醫院裡從胳膊抽血是一樣的。
所謂的創業,所謂的改變世界,所謂的血液檢測——就是用別人家的機器,用醫院老套的靜脈抽血,用快遞以後變了質的血樣,給老百姓送上不靠譜的檢測結果。
還有一件事兒我沒告訴你。
就是西門子的機器分析的項目多,有幾十項,所以需要的血液容量很大。它的原裝機器裡面就會預先把血液稀釋一次,但是藥店采回來的血樣還是不夠。
怎麽辦?那就在送進機器之前,再“兌一次水”。也就是當你的血送到Theranos以後,會“注水”稀釋兩次,再進行化驗。
有一些負責改造西門子機器、注兩次水的技術人員,他們無法說服小伊停手,可他們不想欺騙老百姓,無法忍受自己良心上的譴責,就辭職了。
藥店的項目還在繼續。小伊通往成功的腳步絲毫沒有停下。她繼續招攬更多的投資人,繼續誇下海口。投資人來參觀的時候,她向人家演示,我們怎麽檢測血液。當她把信用卡一樣的血盒,塞到分析儀裡,電腦螢幕上就會進行“實時”顯示——就像科幻電影一樣,你都能看到血液一點點流過血盒,進入分析艙的過程,數據是怎麽無線傳輸到伺服器雲端,又從伺服器返回輸出結果的。
簡直完美。
因為這是提前剪輯、錄好的錄像,它只是在螢幕上又播放了一遍,根本不是現場實時的圖像。
而當她給投資人展示PPT的時候,她拿著“自己家”的檢測數據,跟醫院裡的化驗數據進行比較,兩條線幾乎重合。她說:你們看,我們的檢測結果多麽完美。
因為PPT上的數據,都是在買來的機器上做的,沒有一個是“自己家”的機器。
公司的CFO(首席財務官)對她說:“不要這樣了,我們不要造假騙人了。”小伊的臉色瞬間就變了:“你不是這個團隊的一員,我覺得你應該滾蛋了。”然後CFO瞬間就被炒了魷魚。
到2010年底的時候,Theranos獲得的投資已經超過了9200萬美元。
然後在2011年,她認識了對這家公司來說,最重要的一個人,徹底改變了她的命運。
那就是當時已經91歲高齡的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一個在冷戰期間扮演過重要角色的大政治家。
喬治·舒爾茨一直醉心於科學事業,他相信科技的力量可以改變世界。
由於某種不為人知的原因,他結識了小伊,很快喜歡上了這個精明強乾、雄心勃勃的年輕CEO,並在2011年加入了Theranos的董事會。
這個老人的身份不只是前國務卿,他還是美國著名的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的成員。由於他的引薦,下面這些人也陸續加入了Theranos的董事會: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美國前國防部長威廉·佩裡;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前任主席薩姆·納恩;美國前海軍上將蓋裡·羅海德;美國前海軍陸戰隊將軍 詹姆士·馬蒂斯。
乍一看,你可能會誤以為,這是美國研究下一次發動戰爭的軍事委員會顧問團。但它就是Theranos華麗麗的董事會明星陣容。小伊一個個搞定了他們,給他們股份。他們就像一批貼了鬍子的洋娃娃,擺在Theranos精致的櫥窗裡。對小伊同學來說,這是每次見投資人的時候,最響亮的一張王牌。
到了2013年,這個明星董事會陣容終於有了大放異彩的時候。因為Theranos的公關宣傳開始緊鑼密鼓地張羅起來了。
2013年9月,《華爾街日報》登出了關於Theranos的詳細報導,這是這家公司第一次在美國主流媒體公開亮相。
在文中,記者引用舒爾茨本人的話說:“這個姑娘,就是下一個賈伯斯,就是下一個比爾·蓋茨。”
而Theranos的血液檢測過程,被描述成“只需要幾滴血,就能得到比傳統化驗更便宜、更快、更準的檢測結果”。從那天開始,小伊就成了全美國主流媒體的“掌上明珠”。
在她之前的著名女性企業家,有Facebook的COO謝麗爾·桑德伯格,有雅虎的CEO瑪麗莎·梅耶爾。但她們都不是一家企業的第一創始人。
而小伊是第一個從0到1,做到矽谷獨角獸的創業公司女性CEO兼創始人。
矽谷需要這樣一個故事,美國人需要這樣一個故事。
接下來,主流媒體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造星運動:她登上了無數的雜誌封面——《富比士》(Forbes)雜誌把她評選為“全球最年輕的、白手起家的女性億萬富翁”;《時代周刊》將她提名為“2015年最具有影響力的100大人物”;《魅力》(Glamour)雜誌將她評選為“年度女性人物”;《財富》(Fortune)將她評選為“年度商業家”、“40位40歲以下精英”。當她和馬雲、克林頓坐在一起的時候,克林頓就像欣賞著鄰居家可愛的女兒一樣:“告訴大家,你自己辦公司的那年,多大年紀?”她羞怯地說:“我才19歲。”
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任命她為“創業大使”,哈佛醫學院邀請她加入享有盛譽的研究員委員會。她以每周至少一次的頻率,參加各種媒體專訪和高端會議。由於她聲稱公司核心技術屬於“絕密”,每次出行,她的身邊都環繞著20人規模的安保隊伍。
她的座駕,是一輛奢華的黑色奧迪A8轎車,被她命名為“獵鷹1號”(Eagle1)。她有一個專門的私人廚師,每天為她量身定做素食。如果她需要長途飛行,她會乘坐她的私人飛機——灣流宇航(Gulfstream)商務私人飛機,這是民用航空中最快的飛機之一——據說馬雲和劉強東分別以3億和4億人民幣的價格,購買過這一品牌的私人飛機。
憑著完美的公眾形象和誘人的市場前景,到了2014年,新的投資人加持之後,這家公司的估值終於登上了90億美元,接近600億人民幣的頂峰。而小伊本人擁有公司一大半的股份,她的身家更是突破了50億美元。
她登上TED演講,向別人動情地講述她從小對針頭的恐懼,說起多少人做不了昂貴的血液檢查,說起她的因為皮膚癌擴散以後英年早逝的舅舅。如果當年有及時的血液檢測技術,她舅舅就能盡早診斷出癌症,可能就不會去世。她想活在一個新的世界裡:一個所愛之人長長久久、不必匆匆揮手告別的世界裡。她想創造這樣一個世界。所以她創辦了Theranos這家公司。
即便是今天,當我知道她是一個大騙子,她說的自己一樣都沒做到的時候,我依然會為她的演講而動容。
她有一種魅力——甚至可以說是魔力,讓你相信,她說的未來就是真的。
幾乎每一個Theranos的前員工,都是被她的這種魔力吸引而來的。
然後他們在這兒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都不得不接受一個殘酷的現實:我被騙了。
然後就是同樣的戲碼輪番上演:辭職、簽保密協議、匆匆離開,必須對這裡的一切守口如瓶。
可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那麽究竟是誰,親手扒下了“女王的新衣”?
揭穿Theranos騙局真相的過程,其中的機緣巧合和千鈞一發,令人難以置信。
Theranos一直有一個死對頭,在血液檢測的專利上和她們糾纏不清,甚至一度打起了官司。
有一天,這個死對頭的大老闆,叫理查德(Richard Fuisz),很偶然的機會,認識了一個西門子公司的銷售代表。兩人攀談的過程中,他突然得知:西門子的人竟然老往Theranos公司跑。難道Theranos是在用西門子的機器做化驗的嗎?他不好直接去闖人家公司,所以他就跑到新開的沃爾格林“健康中心”去一探究竟。
他跟藥店的人說:我想化驗一個肌酸酐。這是常規的血液檢測裡就包括的項目,可是藥店的人告訴他,測不了。
他頓時心生疑惑。
直到《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上刊登了關於她的長文報導,她終於露出了馬腳。
有一個美國的病理學醫師,名字叫亞當(Adam Clapper)。他在業餘時間,一直在網上寫揭露醫學界黑幕的個人部落格(Pathology Blawg)。《紐約客》文章指出:Theranos的科研技術缺少已經公開發表的、經過同行評審的數據。
小伊同學反駁道,她在一個叫《血液學報告》(Hematology Reports)的醫學雜誌上發表過論文。這個醫師亞當心想:我怎麽沒聽說過這個期刊呢?結果不查不知道,一查露餡兒了。這是一家意大利的期刊,任何科學家想在上面發表論文,只要出500美金就能刊登。而小伊同學發的那篇論文,其中所包含的整個樣本,總共隻取了6個患者的血樣。
於是醫師亞當就把這些破事兒都放到了他的部落格上。只可惜,亞當不是什麽網紅,他的專業部落格也沒什麽流量。
但有時候,一篇點擊量是1的文章,都能扭轉乾坤。
Theranos的死對頭理查德,他的兒子喬(Joe Fuisz)也在幫爸爸經營公司。
喬在谷歌上搜索Theranos相關訊息的時候,就發現了這篇部落格,趕緊把鏈接丟給了爸爸。
爸爸理查德火速聯繫醫師本人,兩人互通有無、交換信息,更加確認了自己的猜測和擔憂都是對的。只是光憑一篇不靠譜的論文,想要扳倒如日中天的矽谷“女王”,他們需要拿到更重要、更可靠的鐵證才行。
兩個局外人又開始乾瞪眼了。
要說這個故事巧就巧在,什麽“偶遇”都碰在一塊兒了。
老頭理查德有一天在逛領英(LinkedIn),突然發現有個人踩了自己主頁,名字叫艾倫(Alan Beam),他的工作頭銜是:Theranos的實驗室主管。
理查德給他發了一封站內信,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結果竟然真的收到了回信!艾倫是一個正直的人,他因為不願再欺騙別人,已經從Theranos辭職了。他把真相告訴了理查德,關於這家公司的種種內幕。理查德全都記了下來,興衝衝地告訴了醫師。
沒想到,醫師聽完就慫了。他怕胳膊擰不過大腿:他只是個普通的小大夫,業餘寫寫部落格,不知道背後的黑幕竟然這麽多。他也不可能全職追查、一路深挖下去——他覺得這是記者乾的活兒。
於是他想到了一個人,這個人在他寫部落格的時候給他提供過資料,這個人懂各種醫療黑幕。
“這個人”就是《壞血:一個矽谷巨頭的秘密與謊言》的作者、兩度普立茲獎得主、《華爾街日報》王牌記者約翰·卡雷魯。
一條大鯊魚,聞到了血的味道。
卡雷魯一接下這個案子,就發現它是個燙手的山芋。因為他發現最早誇讚小伊的大媒體,就是他所供職的《華爾街日報》。如果要揭她黑幕的話,那不是啪啪打臉了嗎?
更要命的是,作者發現對方陣營裡有一個大boss,比伊麗莎白“女王”還可怕。就是美國的傳奇大律師大衛·博伊斯(David Boies)。他打贏了很多幾乎不可能贏的官司。
比爾·蓋茨說,他是“試圖摧毀微軟的男人”。2009年,博伊斯打敗了美國國際集團(AIG),幫助他的客戶免遭AIG提出的43億美元的巨額賠償。
小伊為他支付了450萬美元的天價律師費,請他為Theranos保駕護航。
卡雷魯區區一個記者,能贏嗎?這同樣是一道選擇題擺在了他面前,而他考慮的不是輸贏。
一次錯誤的血液診斷、檢測結果,只有兩種可能:要麽沒病的說人有病,結果讓人去做沒有必要的手術和治療;要麽有病的說人沒病,結果延誤了治療,甚至導致病情無法挽回而死亡。
無論是哪一種,都不可以被原諒。
因為一個醫生經常有70%的診斷,要基於化驗信息得出。
卡雷魯作為一個記者,沒有義務必須接這個案子;但他作為一個有良知、有手段的調查者,他選擇了以卵擊石。
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有無數個想要伸張正義的人,和他站在一起。他們在離開這家公司的時候,被迫簽下了保密協議,不能透露公司的任何信息。但他們還是說了。有些人甚至受到了博伊斯律師團隊面對面的嚴正威脅和警告:“再敢跟那個記者多說一個字,我就讓你吃官司!”付出代價最大的一個前員工,為了扛住幾個月持續不斷的法律威脅,家人光請律師就花了40萬美金。
因為他們的勇敢,卡雷魯才知道了我們剛才所揭露的種種黑幕。
在作者調查的患者當中:有一個孕婦,如果她相信了Theranos的結果,錯誤地加大藥量,很可能會危及腹中的胎兒。有一個姑娘,血鉀濃度高得離譜,醫生說她很可能是心髒病發作,問題是,姑娘才16歲,健康得很。有一個人,第一次去,發現有一種激素嚴重偏高,過幾天再去,這種激素含量又嚴重偏低。
無數人用親身經歷向記者卡雷魯證明:血檢結果造假,鐵證如山!
而就在Theranos的重重黑幕浮出水面的時候,小伊同學又在忙活些什麽呢?
奧巴馬總統邀請她和她弟弟,出席招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美的國宴;
小伊盛情邀請當時的副總統拜登(Joe Biden)來Theranos參觀——拜登不知道,他參觀的並不是真的實驗室,而是臨時為他裝修、搭建出來的“假實驗室”。他參觀完以後感慨地說:“這就是未來的實驗室(the laboratory of the future)啊!”
而卡雷魯這一邊,當他的調查和採訪越來越深入的時候,他遭遇的威脅和阻力也越來越大。小伊祭出了兩招殺手鐧。為她撐腰的大衛·博伊斯律師團兩次“組團拜訪”《華爾街日報》,當面駁斥卡雷魯的種種證據。大衛·博伊斯威脅:如果卡雷魯膽敢報導Theranos的負面新聞,就要把《華爾街日報》告上法庭。
卡雷魯說:我要親自見到伊麗莎白,我要當面質問她。小伊理都不理。她買通編輯部的其他人,在《華爾街日報》親自撰文,鼓吹她們新的皰疹測試項目通過了美國FDA的檢驗。這還沒完,她甚至直接和鄧文迪的前夫、傳媒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取得了聯繫。她再次對“老男人”施展她的魅力,讓默多克一口氣為Theranos投了1.25億美元的巨資。《華爾街日報》的母公司就掌握在默多克的手裡。
有一次小伊直接找到默多克,跟老頭抱怨說:你們家報紙要發文章黑我,你管管吧。老頭笑笑說,報紙的編輯會秉公辦事的,他不直接乾預報導的事情。
那一次,她和老頭在8層的辦公室說起這件事,而卡雷魯就在這棟樓的11層辦公。千鈞一發。如果默多克動了一個心眼,想要直接乾預,卡雷魯可能就會前功盡棄!
2015年10月15日,伊麗莎白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一天。
那天,《華爾街日報》頭版發文:《一家明星創業公司的掙扎》(A Prized Startup’s Struggles)。
這是一個溫和的標題,卻包裹著毀滅性的內容——卡雷魯把Theranos的黑幕都給爆了出來。
媒體瞬間炸了鍋。曾把她捧為掌上明珠的媒體,開始紛紛倒戈。
為什麽她一直對她的技術那麽保密?為什麽她的董事會裡面,一個跟血液科學沾邊兒的人都沒有?給她投資的所有風投企業,為什麽沒有一個是專門投醫療健康領域的?
小伊終於出面回應了。她登上了一檔著名的電視節目《我為錢狂》(Mad Money)。
當主持人質問她的時候,她說:“當你想要改變世界的時候,有的人就是會這樣針對你。”“一開始他們覺得你瘋了,緊接著他們會攻擊你,你只有挺過去,才能看到撥雲見日的曙光。”
她真以為自己是賈伯斯了。
她甚至回公司組織了一場全員大會。她告訴那些忠誠的員工,說他們正在改變世界,而《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是錯的!她越說越激昂,她的男朋友Sunny甚至帶著員工振臂高喊:F**k you,卡雷魯!
在接下來的3周裡,卡雷魯在《華爾街日報》又接連爆出4篇後續報導,刀刀致命。
大衛·博伊斯的律師團準備告《華爾街日報》誹謗。《華爾街日報》的法務部門開始嚴陣以待,隨時準備迎戰。
與此同時,Theranos公司的董事會卻被腰斬,基辛格、舒爾茨等人退為可有可無的“顧問”。
沃爾格林藥店緊急宣布關停所有門市的“健康中心”。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開始進入Theranos調查。《富比士》將她的資產估值更新為0——一文不值。《財富》雜誌將她評為“世上最讓人失望的領導者”。
當FDA調查結果公布的時候,很多人都驚呆了。在藥房給老百姓驗血時包含的250項檢測當中,Theranos“引以為傲”的“愛迪生”,只能做12項檢測,其他 238項檢查用的都是買來的、別人家的機器。
而在“愛迪生”上所做的檢測——
睾酮含量錯誤率:87%;
前列腺癌篩查錯誤率:22%;
維生素B12含量的誤差範圍:34%到48%,而一般的機器才2%到3%;
跟正常的商用機器相比,總體偏差高達146%;
實驗室工作人員沒有取得任何化驗資質,血液儲存溫度嚴重不當,化驗用的試劑已經過期……
這樣化驗出來的結果,跟連蒙帶猜沒有任何區別。
而就在FDA報告發布前不久,小伊同學竟然還在給希拉裡·克林頓的總統競選舉辦籌款活動。
2017年,開設了眾多沃爾格林“健康中心”的亞利桑那州起訴Theranos,指控他們銷售150萬份不合格的血液測試產品。
Theranos公司要把費用退回給顧客,總計支付賠償和罰金465萬美元。
默多克割肉出局,損失超過1億美金;
沃爾格林起訴Theranos,他們單方面在藥店的合作上,總共投入了1.4億美金;
大衛·博伊斯的律師團隊不再為她辯護,留下一堆爛攤子讓她自己去收拾。
眾叛親離。
在頂峰時期,Theranos擁有800多名員工,此後一路解散殆盡。
2018年3月,小伊和Sunny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指控為“大規模欺詐”。小伊支付了50萬美元的罰金,交還股份,並且在10年之內,都禁止擔任上市公司的高級職員或董事。
2018年4月,Theranos剩下的員工人數不足20人。
2018年6月,聯邦檢察官對她進行了刑事指控,以9項電匯欺詐罪和2項串謀欺詐行為起訴了她,稱她欺騙了投資者數億美元,還欺騙了醫生和病人。目前案件還在審理當中。
2018年9月,公司宣布正式解散,剩餘的現金和資產將用於還債。
一代矽谷創業神話,就此落幕。
有人說,這是繼2001年臭名昭著的“安然破產案”之後,矽谷最大的創業騙局。
如果說這個故事,或者說這本書有什麽不足,有什麽遺憾,那就是卡雷魯自始至終,都沒能採訪到伊麗莎白·霍姆斯本人。理由很簡單,她拒絕他的一切採訪。
一個能憑本事考上史丹佛的好學生,怎麽會淪落到這步田地?她為什麽敢用15年的時間,撒一個這麽大的謊?
卡雷魯分析說,她很有可能是一個患有“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人。這種人愛衝動,具有高度的攻擊性。就像伊麗莎白,任何違背她意願的人,都會得到立刻的懲罰和報復。
這種人,沒有羞愧、慚愧的感覺。當你批評她的時候,她缺乏跟焦慮相關的自主神經反應。也就是說,你很難喚起她的愧疚感——“我做錯什麽了?我沒錯!”
這種人,他們的行為大多受到情緒衝動和本能願望的驅使,缺乏合理的規劃。
就像伊麗莎白,她一門心思地要求:取的血必須少,血液分析裝置必須從一開始就做得很小,一點通融的余地都沒有,是因為她怕抽血,這是她本能的願望。
“反社會型人格障礙”,這是卡雷魯給出的一種可能的解釋。
但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把一個人身上的問題,打包成一種“人格障礙”,然後告訴大家:這個人是有病才這樣的——於是我們就可以獲得一種解釋上的滿足感,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
真相永遠沒那麽簡單。我更願意相信,這是一個關於選擇的故事。這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故事。
在《奇葩說》決賽上,有一個辯手熊浩,他引用了《哈利波特》裡面,鄧布利多校長對哈利說的一句話:
在這人世當中,我們面對的大多數選擇,並不是The right way, or the wrong way.(正確的,還是錯誤的)
我們真正面臨的選擇是:The right way, or the easy way. (正確的,還是容易的)
站在每一個岔路口上,我們都在選擇。
是這些選擇塑造了我們,我們選擇成為今天的自己。
具體到一個創業者的身上——忽悠外行投錢,是容易的;用別人家的機器,是容易的;用偽造的數據做出好看的PPT,是容易的;把錯誤的化驗結果交給患者,是容易的;用年輕漂亮的臉蛋去魅惑投資人,是容易的;享受媒體的吹捧和名人的讚譽,都是容易的。
我不關心伊麗莎白是不是真的有什麽“人格障礙”,我隻清楚一點,站在每一個選擇的岔路口上,她都選擇了容易的那一條路(easy way),而不是正確的那一條路(right way)。
就像走下一個不斷分叉的滑梯,每一次她都選了最滑溜的那一條,筆直地衝了下去。
而那一條滑梯,帶她衝向了地獄。
人生的路,或許就是這樣:選錯了,就再也不能回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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