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的地點語焉不詳，沒有一個人知道具體的發現地點，說不清。潘榮冠說在甘桑那裡發現的，但是只有他發現，別人都沒發現。後來考古隊去了，地毯式搜尋，幾個月裡一片都找不到。挖到的八片還是造假的。
”面對南方周末記者懷疑的眼神，平果市委統戰部部長李俊整開導說：“要跳出考古的條條框框。考古專家能認識這些字？我不相信。我相信黃懿陸，我堅信這個東西是真的。為什麽要迷信某些考古專家？”
文 | 南方周末記者 王華震
責任編輯 | 劉悠翔
一種刻有奇詭符號的石塊，15年來在廣西平果市大量湧現。從銅錢大小，到滑板大小，形狀各異，共有六七百塊。上面的符號令當地人眼花繚亂，也引發專家們的意見分歧。人們把這種石刻稱為“甘桑石刻”。
一個農民的無意中發現，觸發了此後15年間的波詭雲譎。從廣西到北京，各路收藏家、“民科”、考古學家，以及各種科研機構和各級官員陸續卷入其中。有人認為它荒謬不經，也有人認為鄰國越南也在偷偷地收集與研究，“它關係到我們的領土安全和文化安全。”平果市委統戰部部長李俊整堅信。
直到現在，有關“甘桑石刻”的種種說法依然在這座廣西小城流傳。平果當地的普通百姓或偶有聽說，但無從辨別真偽；身在其中的官員們則樂見其不斷地“湧現”；最清楚真偽的考古專家們，卻因聲量太小而難以被聽見。
“甘桑石刻”所能帶來的文化影響力和經濟前景讓當地官員為其揮汗馳走；而它身上所背負的謊言與荒誕，也讓廣西的考古工作者感到羞辱和憤懣。
1
石刻“降臨”
2011年，“駱越文化研究會”首次與平果縣（當時還未撤縣設市）的領導班子取得了聯繫。
平果縣的舊城是明代思恩府寨城山的所在地，時任平果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農敏堅與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羅漢田（均為廣西籍）於當年年底碰面，討論舉辦“寨城山歷史文化座談會”，以弘揚平果寨城山的歷史文化。
據羅漢田回憶，農敏堅此前在網上看到過“駱越文化研究會”會長謝壽球寫的關於寨城山的文章，於是他設法聯繫到了謝壽球，邀請其參加座談會。“駱越文化研究會”是一個研究“駱越國”及其文化的民間組織，駱越國則是傳說中中國西南方的一個古國，學術界對其存在與否尚無定論。
2011年12月19日，謝壽球應農敏堅之邀來到平果，還帶了另外四個人——一名據稱是“駱越文化研究會”的文物鑒定專家；“另外三位，是自稱能夠治愈糖尿病、胃癌、肝癌等多種癌症的醫生，其中一位叫馮海華，也搞文物收藏。”羅漢田說。
但謝壽球此行的目的顯然不是參加什麽座談會，他還有更加重大的“發現”。他們五人徑直帶著農敏堅與羅漢田奔赴他已經選定的“目的地”。一路上，謝壽球向羅漢田展示了自己的發現。原來他最近購入了收藏家馮海華的一些刻有字元的石片。“那些文字他們看不懂，就拿到南寧來請我辨認，我一看就看得出來是古駱越文。重大發現啊！可惜我手頭拮據，我花了三千塊錢跟他們買了三塊。這三塊我已經破譯了其中的一塊，那一塊上面刻的文字，是‘抓得十二個女俘虜，吉’。”在羅漢田回憶中，謝壽球顯得神秘兮兮又相當激動。
這些刻有字元的石片，就是後來在當地廣為人知的“甘桑石刻”。
石片的來源地在平果縣郊區馬頭鎮的一個山坳小村，名為感桑，古縣志裡又稱甘桑。
在南方周末記者採訪的多位當地人口中，都把這個發現石刻的故事追溯到2006年清明節。當時，當地青年潘榮冠回家掃墓，途中在溪邊洗手的時候，偶然發現了一塊刻有字元的石片。“潘榮冠這個人很少講話。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得了大病，撿回了一條命，從此性格就大變了。現在這麽大年紀，老婆也不討，看人也不正眼看，幾乎不和人說話。”村裡人楊彩全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潘榮冠目前正在廣東打工。
這個發現石刻的故事是後來流傳開的。據村民們回憶，一開始，大家都不知道潘榮冠的“發現”，“他都不和我們說這些的。”楊彩全說。在這個故事裡，從2006年到2011年，自從發現第一塊石刻之後，潘榮冠一直在附近的田間地頭默默地翻找、收集。2011年，羅漢田問他收集了多少塊，“二十多塊。”他的回答“有點支吾”。
2011年，潘榮冠拿著石刻去百色的古玩市場兜售，遇到了前文提及的馮海華，而馮海華又是“駱越文化研究會”的會員，與謝壽球顯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謝壽球很快就參與其中，周旋於平果縣與幾位“收藏家”之間。
謝壽球極力證明自己對這種石刻非常了解，其實2011年帶著農敏堅奔赴感桑，是他第一次去村裡。羅漢田回憶，謝壽球“指這指那，跑上跑下”，“一會向大家報告新發現了一座古窯址，一會領大家去看新發現的分水口；一會斷定這裡是古祭壇，一會推斷那裡是古城址”。
看過感桑“遺址”、回到縣裡之後，馮海華稱自己手頭已經有了二十幾塊石刻，是花了三萬多收購上來的，他希望政府能花同樣的錢向他收購。時任平果縣縣長韋正業也和農敏堅一起觀摩了這批“文物”。
與此同時，謝壽球口若懸河，向平果縣領導說明這批文物的重大價值：“兩河流域、古埃及和我們國家殷商、先秦時期的古文字，我都研究過了。這些石片上的文字，是古駱越文字。這些文物對駱越文化的深入研究價值非常大，你們千萬不可見利忘義，把這些東西賣給文物販子，千萬不能讓這些東西流失境外。”
由於一時不能判定這批石刻的真偽，縣長韋正業當即指示文管所的相關人員對其進行編號登記，統一妥善保管，並盡快請來自治區內外相關專業的專家、學者來鑒定。當時在場的平果縣文管所（現為平果市博物館）所長黃武治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了此事。
當天晚上，馬頭鎮派出所就派出了乾警，將石刻的發現地圍了起來。平果位於廣西山區，12月的夜晚潮濕陰冷，“天這麽冷還要這麽多弟兄們蹲在山上受罪，如果那些石片是假造的，那我們可真的不好交代了。”羅漢田還記得農敏堅對他說過的這句話。
2013年在廣西平果縣拍攝的近年“出土”的石刻“古文字”。（IC photo/圖）
2
“你騙我們考古(工作者)是騙不了的”
為了弄清真偽，農敏堅和羅漢田抱著四塊字跡比較清晰的石刻，於2011年12月20日奔赴北京。
他們首先找到的是兩位廣西籍的專家——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李錦芳和梁庭望。梁庭望在少數民族文學特別是壯族文學研究方面頗有建樹，李錦芳則是該校民族語言文學系的教授，研究專業為語言學——他們都不是文物、考古或者古文字方面的專家。
梁庭望和李錦芳都認為這批石刻意義重大，有可能是“春秋戰國時代古越人留下的刻劃文”，但他們也承認自己不是專家，“需要包括考古、古文字多個學科的專家研究論證”。
同樣的建議也來自其他專家，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丁守璞在看了石刻之後，也對他們說了同樣的話：“多請一些人再看，尤其是要請考古學、古文字學方面的專家學者來鑒定。”
清華大學語言學教授趙麗明和來自貴州省荔波縣的水書專家姚覃軍說它像“水書”；來自貴州省畢節市古籍研究所和雲南省民族語言委員會的專家反饋的初步意見是像古彝文……各路專家莫衷一是。
但是真正來自文物、考古或古文字方面的專家，“我們沒有在北京找到”，羅漢田向南方周末記者坦承，“所以我心裡也一直懷疑它的真偽。”
轉折出現在考古專家介入之後。2012年3月，平果縣下撥了一百多萬元，正式開展對感桑村的考古挖掘。他們請來的是來自南寧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隊，領隊是該所的研究員覃芳。
村民楊彩全也被雇傭參加了此次挖掘，她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當時挖了兩條長91米、寬1.5米左右的坑道，挖了有1.6米深。一開始沒有任何發現，隻出土了少量宋元銅錢和陶瓷殘片。
“突然有一天，我就挖到了一片。”楊彩全是第一個挖到石刻的雇傭村民，現在談起這個事情，她依然很興奮。
與楊彩全的興奮不同，覃芳警覺到了異樣，選擇了立刻報警。“地層被擾亂了，出土的東西不可信！”過去了將近十年，覃芳的語氣依然斬釘截鐵。緊跟著又“出土”了七片石刻，但是覃芳堅持認為有人人為破壞考古現場。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研究員鄭超雄當時也在考古現場，他完全同意覃芳的判斷。“那個明顯是造假，因為那個石片沾著的泥巴是水田裡面的泥巴，青灰色的，糊在一起，我們周圍探方的泥土是土紅色的，應該剛剛拿泥巴跟這個石頭膠著在一起，你騙我們考古（工作者）是騙不了的，明顯造假了，後來就報了警察。”鄭超雄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考古場地晚上是沒有人看守的，當時也沒有監控。”楊彩全在講述中提到了這個細節。
對考古現場來說，地層被人為擾亂的後果非常嚴重，考古隊感到受到了公開的侮辱。“我們後來沒有寫考古報告，不可能寫。”覃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但是到底是誰做了手腳，平果縣警察局的調查9年來一直沒有結果。
考古現場造假事件給“甘桑石刻熱”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我們考古學，來源是必須要搞清楚的，來源不清，這是最要命的”，鄭超雄從考古學的角度解釋為什麽其他的石刻也不可信：“發現的地點語焉不詳，沒有一個人知道具體的發現地點，說不清。潘榮冠說在甘桑那裡發現的，但是只有他發現，別人都沒發現。後來考古隊去了，地毯式搜尋，幾個月裡一片都找不到。挖到的八片還是造假的。”
在造假疑雲籠罩之下，平果縣依然在推動對它的研究。2012年6月中旬，平果縣政府給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去函，提出於7月5至9日在平果縣召開“甘桑石刻字元專家研討會”的報告。但自治區叫停了對“甘桑石刻”的進一步宣傳和研究。6月20日，自治區文化廳對平果縣的報告作了這樣的批複：“請文物處與平果縣聯繫，看籌備情況。若未籌備，可緩開。”
“出土”的8塊石片，和從馮海華手裡征集來的24片，被收納進文管所的庫房，成為這座小城的一段尷尬回憶。
2012年3月23日，廣西南寧武鳴縣羅波鎮，壯族群眾舞龍舞獅為駱越始祖王“羅波”神像沿街巡遊助興。（視覺中國/圖）
3
“重大破譯”
看似已經“大結局”的鬧劇，在2019年又上演續集，並延續至今。
這幾年裡，平果縣升級為平果市，當地文管所調整為博物館。各路“有心人”圍繞著“甘桑石刻”，又展開了一場真與假的角力。
這次，因為“甘桑石刻”，幾乎整個廣西考古界與平果市決裂。廣西考古界集體抵製了平果市政府舉辦的關於石刻的研討會，而後者則試圖繞開前者，為“甘桑石刻”創造更大的輿論聲勢。民間組織“駱越文化研究會”又一次廁身其間，前後奔走。
在平果市的領導層裡，農敏堅已經不管這個事了，現在為“甘桑石刻”熱心造勢的工作小組，由平果市委統戰部部長李俊整和平果市大學園區工作委員會黨委書記楊敏捷來領導指揮。
平果市這一輪新的對“甘桑石刻”的熱情，始於2019年中央民族大學壯侗學研究所研究員黃懿陸的“重大破譯”。
2018年，黃懿陸在同事李錦芳的手機上，看到了當初農敏堅送去北京的那些石刻。他判斷它們意義非凡。
“在北京，我和別人說，這個事情很重要，天大的重要。但北京有些專家和我說‘你這些個字，東一個西一個，不連貫’。哪裡不連貫了，我整篇文章都破譯出來了。”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自信地說。
從2018年開始，黃懿陸自費走遍平果及附近縣市的市鎮，收集到了民間四百多塊此類石刻，經過不到一年的研究，運用“數字易經”（一種黃懿陸認為非常高深的古代術數）等方法，完成六七百頁的巨著《駱越史》，對石刻內容做出了如下破譯：
“突圍南遷而來的商紂王成為第一代駱越王。他們視甘桑為中原之後的第二個故鄉。經過115天的工作，遷徙而來的駱越人與當地土著西甌人在八月中秋節未日這天達成協議，並在八月十八日戌日舉行結盟慶典……3119年前，這年屬於午年，也是商紂王突圍南遷建立駱越國後以駱越王執政的第四年，農歷七月初一，羌人出兵進犯駱越國，駱越王手舉環首刀率領國人保家衛國。駱越王不幸身中毒箭，醫治無效致死，於當月初十入土為安。臨終前告誡族人，每年要用300天坐上大船巡視江海，哪怕只是剩下一個人，也要扎根生長在這裡，建設甘桑……”
2019年，黃懿陸主動找上了平果市領導，語氣自信，態度堅決：“你們這個東西很重要啊！我已經解讀出一部分文字了。我的書要出版了，你們要開一個研討會。”這是黃懿陸向南方周末記者複述的情景。
李俊整部長與黃懿陸一見如故，他迅速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來推動此事。“事實是存在的，肯定沒有問題！”面對南方周末記者懷疑的眼神，他開導說：“要跳出考古的條條框框。考古專家能認識這些字？我不相信。我相信黃懿陸，我堅信這個東西是真的。為什麽要迷信某些考古專家？”
在李俊整的強力推動下，“甘桑石刻”的宣傳和研究重新成為平果市文化工作的重點之一。首先是石刻的征集被再次啟動——潘榮冠宣稱自己另外還有一百多塊收藏，經“勸說”捐給了平果市博物館，“現在博物館裡一共有187塊。”黃武治說。
其他新征集而來的石刻則保存於楊敏捷所在的平果市大學園區。楊敏捷向南方周末記者展示了其中的幾塊，“（2020年）11月2日，我們也征購了四塊。專家鑒定了之後，我們就要了。那塊大的，喊價是十幾萬，最後壓價到八萬，也是梁主席幫忙壓價的。”楊敏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所稱的梁主席，是平果市文聯主席梁穎武——“巧合”的是，梁穎武也是“駱越文化研究會”的成員。而他口中的“鑒定專家”，就是黃懿陸。
李俊整還在推動第二次挖掘。附近幾個村裡流傳著這樣一則故事：某老漢臨死之前，對他的兒子說，他曾經進入到某個山的山洞裡，發了一塊刻滿字的石碑，但他已經忘記那個山洞在哪裡了。老漢去世後，兒子多方尋找，也沒有找到那個山洞。據楊彩全說，李俊整正在發動村民去尋找那個山洞。“要是找到那個山洞就好了。如果找不到，我想在那塊地裡再做一次挖掘。”李俊整說。
“廣西考古隊的人不來挖，你要怎樣保證考古挖掘的規範性呢？”南方周末記者問。“我叫百色博物館的人來挖。”李俊整說。
當地村民向南方周末記者指認潘榮冠第一次發現石刻的小溪。（南方周末記者 王華震/圖）
4
“對世界文明史都有重大意義”
在李俊整的推動下，曾經被叫停的“研討會”重新啟動。2019年7月10日，由中央民族大學壯侗學研究所、廣西平果縣人民政府、廣西百色學院主辦的“平果縣甘桑石刻文學術研討會暨階段性研究成果展示會”在平果舉行。官方通稿中稱“這是2006年發現甘桑石刻文以來首次正式解讀甘桑石刻文的會議，更是一次石破天驚的意義深遠的重要會議”。
黃懿陸是大會的主角，他發表了自己的最新破譯研究。參會的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厲聲、中央民族大學原副校長梁庭望等多名專家。李俊整的手機裡保存著這次大會的一些專家發言視頻。視頻裡，一名叫黃君的書法家神情迷狂，言辭高亢：“甘桑石刻對中國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來說都有重大意義！我認為平果這個地方，是古越國的首都，將會影響全世界……”
據李俊整向南方周末記者轉述，厲聲看了黃懿陸的巨著《駱越史》後曾對他說“黃懿陸是個天才”。但南方周末記者向厲聲求證此事，厲聲說：“我真的沒看，我很忙，那不是我的學術重點。我只是接待的他，我們一塊吃飯，談了一下，他介紹了一下情況，我沒專門看他的那個書，他送了我一本。”
這次“意義深遠”的會議讓“甘桑石刻”的熱度節節攀升。七年前“出土”的那八塊石刻，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線——李俊整覺得有必要給它們做一個碳14年代測定。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兩份檢測報告顯示，具體負責將石刻送檢的人是黃武治，送檢的部門分別為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和位於廣西桂林的國土資源部岩溶地質資源環境監督檢測中心，檢測報告給出的時間分別為2020年9月7日和同年4月10日。
根據碳14檢測方法，北京的報告給出的被檢測物的年代為距今6570（±40）年，桂林的報告為距今5550（±70）年。看上去被檢測物非常古老，然而，報告上寫明：被檢測物是當時同時出土的貝殼，而不是石刻本身。
由於對石刻本身進行碳14鑒定在技術上存在一定困難，一般的做法是將和出土物同一地層的共生物拿來檢測。而這些被檢測的貝殼，卻不是石刻的同一地層共生物。
“當時是在第六層發現了八塊石刻。做測定的貝殼在第四層與第五層。第六層沒有共生物，很難做碳14測定。”黃武治向南方周末記者承認。
地層不同的共生物不能用來判斷年代，且石刻本身的地層問題也如前文所述，疑點重重。“我不相信這個檢測。”覃芳說。以覃芳為首的整個廣西考古界集體抵製了2019年的研討會，“我們所裡一個人也沒去參加”。
覃芳想到了另一種石器研究領域內痕跡測定方法——微痕分析。為了探求真相，覃芳聯繫了浙江大學考古與文博系副教授陳虹，委託她的團隊對甘桑石刻進行微痕分析。“微痕分析，就是微觀痕跡的分析，它的原理類似於刑偵學當中的痕跡分析，即分析這個痕跡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說是它的形成順序。我們不判定年代，但能夠指出什麽痕跡疑似由什麽東西刻成的。”陳虹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
“浙大那邊出的鑒定書，說這個東西是後刻的。”覃芳說。
古文字學家從另一個角度對石刻提出了質疑。“我覺得毫無疑問是贗作。”複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仔細看了南方周末記者提供的甘桑石刻的照片後說道：“比如這一張上面，左上這個是甲骨文金文中一般認為‘宮’字象形的形體（宮字下面就是這個部件），右下卻出現了佛教的‘卍’形符號，這個‘卍’外面加了圈形的寫法是武則天時期的新字‘月’，時代完全是錯亂的。”（圖一）
“又比如這四個字，左上是東周以後的‘尤’字寫法，此前未見。而另三個則是甲骨文的字形。顯然都是雜亂拚湊加上胡亂刻寫的產物。”（圖二）郭永秉稱這批文物為“一眼假”。
圖一(左)中，甲骨文中的字形與武則天時期創製的新字被混合在一起。圖二(右)中，左上是東周以後的“尤”字寫法，而另三個則是甲骨文的字形。郭永秉認為它們顯然是雜亂拚湊加上胡亂刻寫的產物。（南方周末記者 王華震/圖）
5
“神之手”
李俊整不相信這些專家，他相信另外一些專家。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專家，李俊整做起了說服工作。“廣西的專家頭腦有問題，思想認識有問題。他們意見不一致，思想保守，主要有這些原因：思想認識方面不到位，沒有認識到這個事情的重大價值；沒有大局意識；隨大流，別人說什麽就信什麽。”李俊整分析道。
他打算對專家們各個擊破，“一個個地去說服他們……”至於說服他們的方法，“要跳出考古學的條條框框。”李俊整再次向南方周末記者強調了這句話。
在“考古的條條框框”之外，鄭超雄又一次覺得自己受騙了。2020年12月6日，鄭超雄受到李俊整的邀請，再次赴平果市調研有關甘桑石刻的問題。“就算是假的，我也想要一個子醜寅卯的依據”，抱著這樣的想法，鄭超雄接受了邀請。
2020年12月6日，李俊整、楊敏捷陪同鄭超雄細細查看了當初發現石刻的整片山坳，隨行的還有平果市文聯主席梁穎武。
感桑村風物依舊，只是當初的考古挖掘坑道已經被填平。荒草叢生的小山坳，曾是被謝壽球指認為祭台、城牆的地方……
山路走到一半，梁穎武忽然驚喜大叫：“快來看我發現了什麽！”鄭超雄趕緊湊過去看，是一塊半個巴掌大小的石片，上面刻了奇怪的字元——又是“甘桑石刻”。
“梁主席你來忽悠我的吧，你自己放下去再撿起來的吧。”鄭超雄對南方周末記者訴說了自己當時的心理活動，考古人的直覺讓他覺得這個東西必假無疑。當時鄭超雄問梁穎武：“一點灰塵沒有，乾乾淨淨的，如果這個東西在這裡這麽長時間，幾千年，在地表上踢來碰去，那邊緣肯定有磕磕碰碰，沒有那麽整齊的。”
“我對天發誓。”梁穎武堅決否認。於是鄭超雄對其他人說：“有重大發現了，大家來照相。”他默默觀察這些人的表情。“我看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沒有激動。正常情況下，有這麽大的發現，肯定高興得跳起來，但沒有一個人有極度高興的表情。”鄭超雄又一次感受到了侮辱，“他們集體來侮辱我”。
晚上大家圍坐著吃飯，鄭超雄終於憋不住了。“我不表態不行，因為拍了合照，”鄭超雄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不能為造假背書，“我是專家，我不能讓他們羞辱我。”
“既然大家要我來調查了，你們還給我搞這個幹什麽？”鄭超雄回憶自己當時在飯桌上發問，“我年紀大了，七十多歲，我不跟你們玩那麽多的。”飯桌上沒有一個人吭聲。
鄭超雄講起了曾經震驚世界的日本“考古學家”藤村新一的故事。1975年，考古愛好者藤村新一開始在宮城縣江合川流域進行考古挖掘。此後25年間，藤村所領導的考古團隊，以極高的效率發現了大量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他們的發現轟動了日本考古學界和上古史學界，直接改寫了日本史前史，藤村也被稱為日本考古學界的“神之手”。
2000年，藤村的造假事跡敗露，日本媒體發現他不是偶爾造假，而是系統偽造了幾乎所有的考古發現。受此影響，25年間，基於他的“考古成果”的日本舊石器時代的幾乎所有研究都喪失了價值，一整代日本學者耗費在這上面的精力被浪費了，此前被國家收錄的遺跡遭到撤銷，連教科書也要再改回來……
鄭超雄認為，考古是所有其他研究的“第一關”，如果第一關就來路不明，後續的任何解讀、破譯、研究都沒有價值。
但所謂的研究著作已經源源不絕。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除了黃懿陸的“巨著”，還有暨南大學班弨教授《甘桑石刻文摹片字元集》（2013），百色學院李志強教授的《平果縣甘桑石刻文圖像敘事摹本及字元集》（2018）。“他用的材料都是假的。”提到這些書，鄭超雄說，“沒有公認的考古年代，這種東西你不能研究的，搞不得的。”
而李俊整的目標不僅僅是研究和發揚甘桑石刻，他的最終目標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他寫過材料給上級，但是材料到了自治區裡，被駁了回來，因為區裡的專家不認可。“能不能以你們報紙的名義寫個內參報告中央？現在民間的情況不利於保護開發，要來一個頂層設計！”他熱切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2021年用於這個石刻的財政預算，我們報上去是六百多萬元。”楊敏捷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
2021年3月13日，關於甘桑石刻的又一場研討會在平果市勝利召開。平果市人民政府市長羅成，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李俊整，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黃萍出席研討會。市長羅成在會上要求，“各相關部門要樹立大局意識，甘桑石刻文研究項目必須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保護機制，增強防護能力，推進文物保護工程建設，切實保護好、利用好歷史文化遺產資源；要盡快爭取上級支持，把甘桑石刻文研究項目工作上升到自治區和國家層面上。”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