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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時:大學還能否改變命運?

撰文 | 沈明巨集(香港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

責編 | 程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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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正式踏入校園(1977年12月份舉行高考,次年2、3月份入學),到現在已經整整四十年。在這四十年中,高考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現在又有千萬學子奔赴“戰場”,為心儀的學校發起最後衝刺。然而,“破釜沉舟”般的豪言壯語中也不時夾雜著一絲懷疑的聲音:上大學還值得嗎?

的確,近些年,我們從新聞報導、朋友圈、甚至身邊鄰居親戚中聽到了太多這樣的事例:一方面很多清華北大的畢業生也買不起北京的學區房,另一方面一些早早輟學外出務工的人反倒事業有成衣錦還鄉。這種鮮明的對比當然沒有什麽“統計顯著性”,但也攔不住它們成為人們茶余飯後的談資。談著談著,有人就開始在“大學改變命運”這句曾今激勵無數莘莘學子的經典格言後面悄悄畫上一個問號。

在有著一千多年科舉歷史的中國,我們很容易想當然地把上大學當做人生成功的不二法門,而選擇性地忽略“值不值得”這個問題。大多數中國父母也會願意為了孩子的教育不計成本地付出。但說到底,上大學這件事本質上是一個家庭對下一代的人力資本的一種投資。而既然是投資,就要講經濟理性,計算投入產出。雖然這種“投入產出”並不僅限於金錢範疇,但我們姑且來簡單算一下經濟账吧。

2012年的《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報告》顯示,從1989年國家對高等教育進行收費開始至今,中國大學的學費增長了至少25倍,培養一個大學生平均需要一個城鎮居民4.2年的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13.6年的純收入(這個費用不僅僅包括上大學期間的學費,還包括上大學之前的小學和中學的學費)(王延中,2012)。這還僅僅只是學費,由於很多大學生並不在自己的家鄉就讀,對他們來說,住宿費和生活費也是一筆不菲的開支,這無疑給寒門學子的家庭增加了巨大的經濟負擔,並帶來一系列的教育公平問題。

“投入”大大增加的情況下,大學教育的“產出”是否也同樣增加了?對於城市中家境寬裕的中上階層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值得多想的問題——無論如何他們都會送他們的孩子上大學,而且是盡量上最好的大學。這是因為,一方面他們的選擇更少受到自身經濟條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他們的選擇也不局限於經濟層面的考慮。那麽真正容易受影響的會是誰呢?答案不言而喻,自然是那些農村家庭的寒門學子。

基於覆蓋兩萬多個農村學生的八個大型調查的數據,著名經濟學家斯科特·羅澤爾(Scott Rozelle)和他的團隊(Shi,et al.,2015)估計,中國農村學生在整個中學階段的累計輟學率竟然高達63%。也就是說,在100個農村初中生中,只有37個可以讀到高中畢業,其中,只有23個讀的是普通高中。而這23個人也不是所有人都會參加高考,並順利考上大學。他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農村家庭對“成本—收益”的理性計算,以及在巨大經濟的壓力下做出的衝動決策。

讀大學當然是有用的,這並沒有什麽好值得懷疑的。從統計數據上看,上過大學的人的平均收入要遠高於沒有上過大學的人的平均收入。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如此,差別只在於優勢的大小而已。然而更重要的問題是,讀大學到底對誰更有用?有什麽用?為什麽有用?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的許多多老師發表於《社會》的論文(以下簡稱“許文”)通過分析“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2009-2013年(五期)的數據回答了這些問題,指出大學教育可能通過選擇效應、符號效應和大學教育本身對人力資本的提高效應,來提升學生的收入回報,而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提升作用可能越為明顯。

該研究對“貧困大學生”的劃分同時參考“主觀貧困”和“客觀貧困”,即如果受訪者回答“在上學費用(學費、住宿費、生活費)方面有經濟困難”,則被認為是主觀貧困;如果受訪者的家庭收入低於某一具體學校具體專業的所有學生中必要花費(學費+住宿費+生活費)的中位數,則被認為是客觀貧困。只要一個大學生滿足任一貧困標準,則會被歸類為“貧困大學生”。根據這一定義,4369名大學生樣本中,1155人為貧困大學生,貧困率為26%,即超過四分之一的大學生在上學期間有不同程度上的經濟困難。

大學能縮小不平等嗎?

在計劃經濟時代,上大學曾是無數寒門學子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之一。但隨著近十幾年來大學學費的大幅上漲和次級勞動力市場就業機會的不斷增加,對於那些經濟並不寬裕的家庭來說,大學對他們正逐漸失去吸引力,媒體上甚至不斷出現“讀書無用”或“寒門不能出貴子”的悲觀論調。

在這種背景下,一個看似陳舊的問題被再一次提出來,讀大學真的有用嗎?已有的大量研究發現給了我們肯定的答案。

在現代社會中,大學學歷意味著豐厚的經濟回報,且這一回報率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持續增長。美國的研究發現,在1999年,一個大學畢業生的終生收入要比一個高中畢業生高75%,到了2009年,這一優勢擴大為84%(Carnevale,Rose and Cheah,2011)。就中國而言,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大學學歷的收入回報率有了大幅度增長(Heckman and Li,2004),王小軍等人(Wang,et al.,2014)利用三輪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數據發現,對於一個隨機選擇的個人而言,就讀四年製大學的累計回報率從1988年的24.4%增長到1995年的42%,到2002年甚至達到165.1%。

更重要的是,大學教育還扮演降低社會不平等的均衡器(equalizer)的作用。經典的社會分層研究發現,在大學教育階段,社會經濟地位的代際相關性大大降低,甚至是完全消失了(Hout,1984,1988)。這意味著,對於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而言,家庭出身變得不再重要,大學教育有力地促進了社會流動和平等。從某種意義上,對於寒門學子來說,確實是“大學改變命運”。

那麽,究竟為什麽讀大學能夠縮小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呢?尤其是,過去研究幾乎沒有談及大學教育本身如何提高大學生的素質,從而提高他們在勞動力市場的表現——而這應是“大學改變命運”的核心奧義。

大學教育如何縮小不平等?

令人遺憾的是,儘管這是社會流動與分層領域最為重要的研究命題之一,大學教育能夠削弱乃至消除弱勢地位的代際傳遞的結論也一直被不斷驗證,但我們對其中的機制的研究並不充分(Torche,2011)。或者說,我們雖然知道讀大學有用,卻並不清楚為什麽有用。

對於這一問題,為數不多的文獻給出兩個答案。

一是“選擇效應”解釋。因為大學的錄取具有高度選擇性,只有那些在可觀測到和不可觀測到的各方面能力、條件都很優秀的人才能夠被選拔成為大學生(無論他們家庭出身如何),因此,這群人在勞動力市場表現更好並不奇怪(Heckman and Li,2004;Treiman and Yamaguchi,1993),也就是說,在一次次教育篩選的過程中,被篩選的寒門學子比起富家子弟在能力上更為突出,最終他們更強的個人素質抵消了家庭背景的不利影響。

二是“符號效應”解釋,又被稱為“勞動力市場分割效應”解釋。這說的是,勞動力市場可以分割為兩個部分,包括收入較高的首要勞動力市場(primary sector)和收入較低的次級勞動力市場(secondary sector)(Piore,1983)。在首要勞動力市場中,勞動者的平均報酬高,工作穩定且環境好,晉升機會還多,這一市場的雇主大多是一些有規模的大公司,主要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而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中,勞動者的平均報酬低,工作不穩定且環境差,也沒有很多晉升的太空,這一市場的雇主由眾多中小企業甚至是自雇業者組成,主要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從選拔機制上講,首要勞動力市場的選拔更為公平,“任人唯才”而不是“任人唯親”;相反,次級勞動力市場的工作對專業技能要求不高,所以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的作用會更為重要。也就是說,寒門學子可以通過大學進入首要勞動力市場,從而克服家庭出身方面的劣勢,通過自己的能力找到更好的工作(Breen and Jonsson,2007)。

然而,我們注意到,大學教育本身對大學生人力資本的提高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如果大學的效應完全來源於“選擇效應”和“符號效應”的話,那麽,“讀大學”本身並不能縮小低社會出身和高社會出身的人之間的實質差異,也就說不上什麽“大學改變命運”了。往極端了說,我們大可以在高考以後根據成績(選擇效應)直接給學生發文憑(符號效應),也不用花費那麽多的時間和人力物力財力去完成大學教育了。基於這一假設的推論當然是非常可笑的。

如圖1所示,上述兩種假設對學生的收入影響可以由假設模型I來概括;不過,這兩種假設都忽略了大學四年教育過程本身的效應。大學的教育過程同樣可以幫助學生發展技能和提高能力,而更好的在校表現的確能提高他們畢業後的工資水準(Carneiro and Lee,2011)。所以,這則研究提出了改進的假設模型II。也就是說,大學可能通過選擇效應、符號效應和大學效應共同作用,來提升學生的收入回報。

“非認知能力”對收入的影響

近年來,勞動經濟學越來越關注非認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s)對勞動力市場結果的影響(如Bowles,Gintis and Osborne,2001)。除了我們傳統上所說的人力資本以外,研究者們認為“心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也就是“非認知能力”,是影響工作表現和收入的重要因素。

目前來說,通常使用自我效能感(self-efficiency)和自尊感(self-esteem)的心理學量表來測量非認知能力。“自我效能”指的是人們對於利用自己技能完成某項工作的自信程度,而“自尊感”指的則是對自己價值、長處和重要性的總體評價。這兩種素質都能夠有效地促進人們的勞動力市場表現,並相應提高經濟收入(如Goldsmith,Veum and Darity,1997)。

那麽,大學教育能否帶給學生非認知能力的增長呢?答案是肯定的。以自我效能感為例,圖2展示了增長曲線模型(Growth Curve Model)的估計結果。由圖可見,在大學一年級,貧困大學生自我效能感上顯著落後非貧困大學生,不過他們以更快的增長速度追趕;到大四時,這兩組人的自我效能感已沒有顯著差別。自尊感的變化趨勢也與此類似。

總體來說,在進入勞動力市場時,貧困與非貧困大學生的非認知能力已然旗鼓相當。中國貧困大學生在心理壓力、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等測量指標方面並沒有顯著劣勢,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可以充分利用大學裡提供的各類社團和學生會活動來提高自己的綜合能力(Wang,et al.,2013)。這也驗證了圖1中的假設模型II,即大學教育對大學生——尤其是貧困大學生——的人力資本積累有積極作用。

最後,這裡討論的非認知能力究竟能否直接影響畢業生第一份職業的收入(也稱“初職收入”)呢?答案同樣是肯定的。許文發現,控制了大學的學校和專業後,家庭背景和認知能力對初值收入的影響並不顯著,而非認知能力的作用則非常可觀——自我效能感每上升1分(尺度為1-4分),大學生收入就會增長11.6%;自尊感每上升1分(尺度為1-5分),大學生收入就會增長9.5%。這一效應也通過了穩健性檢驗,不受在校表現(如學業成績和實習經歷等)因素的干擾。

結論與啟示

長久以來,社會學家一直對高等教育的均衡器作用深信不疑,但對於具體的作用機制解釋則缺乏深入的探討。針對這一問題,過往研究大多比較了是否上大學對學生收入的影響(如Brand and Xie,2010);而許文更進一步,展示了在大學生群體內部,大學的作用依然會因人而異。具體來說,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大學教育對於學生人力資本的提升作用將更為明顯。

在我們的常識中,大學是學習知識的殿堂,學生也將主要借助專業知識服務社會,並提升未來的收入回報。這篇論文的另一貢獻就是指出了非認知能力的重要性,即大學不僅能提供智商(IQ)教育,還能培養大學生的情商(EQ)和逆商(逆境商數,AQ)等非認知能力。而這些非認知能力的提升,也將幫助畢業生(尤其是來自較貧困家庭的畢業生)勝任更好的工作崗位。

不過,略帶諷刺意味的是,本可以從高等教育中獲益更多的寒門子弟,卻恰恰最容易在求學的路線上自願或不自願地退出(Shi,et al.,2015),這值得引起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關注和深思。

“最後,在此祝福所有為高考揮灑青春汗水的學子們金榜題名,考入理想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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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版編輯:黃玉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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