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教師離職已成為一個公共網絡話題。公立教育的校長、教師離職現象並不鮮見，並呈現穩步上升的趨勢。
調查：3年間辭職教師翻了了一倍
2015年4月14日
一名河南省實驗中學教師在辭職信中寫下“世界那麽大，我想去看看”，這個史上最具情懷的辭職理由被入選2015年度十大網絡用語。
2016年8月16日
紹興稽山中學語文老師蔡朝陽（網名“阿啃”），在個人微信公號上寫了一篇《我只是不想再浪費生命了》作別20年的中學教育；隨後開始經營自己喜歡的教育出版和教育營地建設。
2016年11月1日
蘇州星海實驗中學高中語文教師的史金霞在微博上高調公布了辭職的決定，“我辭職啦！人生苦短，及時行樂。天大地大，東西上下，任我行”。隨後開辦了個人網校，獨立承擔一個幾百人的教育社群的校長、老師的責任。
2017年8月5日
《都市快報》微信公眾號發布題為“重磅消息！葉翠微將不再擔任杭州二中校長！已任職17年，誰將接替他？”的消息。
杭州二中前校長葉翠微
……
為了應對離職可能對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工作造成不必要的損失，杭州某區教育局連續幾年專門向轄區各學校下發一張辭職調查表，對區內教師辭職情況進行摸底。該區2014年辭職的教師有38人，2015 年有36人，2016年有60人。短短三年時間，辭職教師人數幾乎增加了一倍。而在10年之前，主動辭職的教師在該區每年只有個位數。
百度搜索關鍵字“公辦教師離職”加上“時間年限”的搜索結果數量來觀察離職熱度變化，在2013年到2016年四年裡，搜索結果數量從126萬條到了2170萬條，數據翻了17.2倍。
百度搜索“公辦教師離職”的數據（2017年10月18號）
那麽，這些校長、教師，他們為什麽辭職，采取了何種姿態辭職？辭職以後選擇了什麽樣的路線？他們的離職對於學校教育教學管理的影響度到底如何？
離職原因萬千重，向往更好的生活是主因
為了孩子到一個更好的環境上學而辭職；
為了解決兩地分居而辭職；
為了給自己一些挑戰而辭職；
因為和長官同事相處不愉快而辭職
因為從事教育行業的企業家盛情邀請而辭職……
每個人的離職都不是可以簡單歸因的，有的人的離職甚至經歷很多年的思想鬥爭。
從公開的資料顯示，收入太低是大多數一線教師選擇離開體制的原因。張雪（化名）老師曾在公立中學和小學工作了15年，2014年9月終於下定決心放棄公立體制做了一個自由谘詢師，她說：“首先，收入太低，不夠養活自己和孩子。”
而對於學校的管理者來說，他們公開的離職原因大多指向從事教育教學的不自由。離職的王東（化名）校長曾在成都4所主城區學校待過，在公立體制的最後一個身份是成都“五朵金花”[1]之一的副校長，2016年3月加入了某個教育集團擔當校長一職，他認為公立體制“窒息的太空，無限的責任，永無休止的迎檢，收入低”是自己離職的主要原因。
當然，也有很多校長離職是要追求心中的理想教育。劉旭靜（化名）校長曾是全國知名校長，她離開體制的原因則是遇到了一個教育理念非常契合的朋友，“我們有一個夢想是把孩子的世界還給孩子，把大人的生活還給大人，而不是相互綁架，可以真正培養扎根中國根基的世界公民。”
這些離職教師的去向是一個引人關注的話題，或許我們可以從他們的流向上尋到一些真實的原因。總的來講，離職的情況有三種：
從公立教育到更好的公立教育
嚴格地講，這樣的離職不太多，準確地講是調動，公立體制的身份是得到了保留的。
從公立體制到私立體制
這一類人群最多，他們不再保留公立體制的編制，投身到私立學校。然而私立學校其實並沒有想象中的自由度，甚至可能比公立教育在某些方面更嚴苛。可是，薪水相對較高。
從公立體制出走成為自由職業者
這一類型的教師也在少數，且主要是一些有個性，有鮮明的教育主張，有過硬的生存技能的教師。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廣大優秀教師對於更好的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對更匹配的物質生活的向往是離職的主要原因。
2017年9月8日，安徽大學新入職教師在進行宣誓
勇敢一跳的要件
“薪酬普遍比我們公辦學校要高，一旦成為業界名師，獲得的薪資待遇將至少是原來公辦教師的10倍。”
——曉曉（曾在虹口一初中擔任數學老師兼班主任五六年，後離職去民辦輔導）
“中國之大，已經讓老師們擺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老師從早到晚被驅趕著完成各項‘任務’，已經無心無力沉浸於專業的天地。”
——張雪老師
“這一百多年來，技術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飛躍……各種教育創新的實踐和教育產品層出不窮，但是教育從整體而言似乎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顧遠（教育創新者，這幾年參與創辦了“群島教育加速器”，支持了幾十家教育創業團隊）
教師離職的原因固然如此，然而我們發現很多年來，這些原因都一直存在，為什麽到現在才做出實際行動呢？在採訪和調查中，我們認為構成公立教師離職的要件主要有：
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健全，“金飯碗”不再吃香
對於大多數離職教師而言，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尤其是對於在消費水準很高的一二線城市裡的教師，更是如此。在我們國家的大一統公辦教育薪酬體制下，一線城市普遍薪酬相對於三四線城市乃至城鎮都沒有明顯的差距。然而他們要承擔在城市裡高房價高物價的生活壓力，又同時面對民辦輔導機構、民辦學校的直接高薪誘惑。此刻他們只有走出去方能追求更大的自我實現。
隨著養老體系的並軌，教師們離開體制，不但可以獲得更多的薪酬，而且“五險一金”依然可以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得到很好保證。
雖然大量名優教師的離職，並不意味著公立教育就失去了吸引力。但是，隨著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健全，尤其是社保體系的改革，公辦教師的“事業編制”不再具有之前稀缺時代的“金飯碗”的光環。
教育創新的衝擊，帶來做純粹教育的可能
無須諱言，教育是社會變革最慢最頑固的堡壘，以知識為中心的教育模式，以教師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模式，以固定教室為中心的授課模式，以分數為中心的教育評價方式都將長期佔據中國教育的主流教育領域。
此外，非教育的因素依然大量乾預著正常的教育教學。公立教師每天不得不陷入大量煩瑣低效的事務中。重複性的工作使得教師的視野很難越過學校的圍牆和外界進行溝通，實現跨行業的轉換。一個公立男教師向我們抱怨：“男人乾久了整個人都變得婆婆媽媽，沒有前景”。而基礎教育領域的男老師，一直比較稀缺。
與此同時，教育界一大批闖入者以教育創新的名義大肆攪局，對心懷理想的教育人構成強大的吸引力。
教育若不創新則無法滿足教師的基本職業需求，使其在工作過程中很難獲取愉悅感，職業倦怠在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心理需求中滋長。蔡朝陽老師就在那篇宣告離職的文章《我只是不想再浪費生命了》裡形容在體制內的職業生活：“現在，這裡有一塊點心，我想吃，我只要直接拿來吃就行了，而在體制內，你需要起身，然後去繞著圓桌逛一圈，你才有可能吃到。更何況，有時候，你繞了好幾圈，但你始終必須繞圈，你的工作就是繞圈這件事本身。”
社會資本的大量進入、民辦教育的蓬勃發展、小微學校在各地的興起、互聯網教育的熱潮，都給一些有教育理想的教師們提供了更純粹做教育的太空。
“蝴蝶效應”
成都名校長辭職陸續上演：2016年，四川師大附中原校長曾成彬辭職去了三原外國語學校；同輝（國際）學校原校長李勇辭職去了民辦教育機構；七中萬達原校長陳剛辭職去了天府七中； 金蘋果中學也從“體制內”吸納了包括石室中學原黨委書記楊斌、七中育才原副校長何剛、七中初中原副校長張新民等教育精英。
更早些時候，棕北中學原校長、武侯區教育局副局長陳澤芳辭職，前往廣東擔任華南師范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校長，該校被網友們稱為廣州最貴的民辦學校。泡桐樹小學原校長楊昭濤調任青羊區教育局副局長，後前往天立教育集團任職……
面對日益洶湧的名優教師離職現象，為了穩定公立教師隊伍，2017年暑假，成都市某區教育局頒布了一個新政策——《XX區教育局關於落實優秀教育人才崗位獎勵的通知》，據說用於獎勵優秀教育人才的資金額度高達1.2億元。
此檔案一出即遭遇到了該區眾多一線教師線上的吐槽和線下的抗議。筆者採訪了個別普通教師，也收集網絡對於這一事件的討論觀點，總結起來爭議有兩點：
1. 新的政策涉嫌嚴重向長官管理層傾斜，進一步擴大學校行政管理人員和一線普通教師的收入差距
2. 獎勵的主要依據受到質疑，該檔案規定的長官、教師收入評定的主要標準就是曾經評上的專業級別和曾經獲得的榮譽稱號，而這些獎勵的評選標準和評選過程遭到了嚴重質疑。
不得不說，該區檔案的頒布充分顯示當地的教育主管部門已經意識到離職潮對於公立教育的衝擊，並且願意對此現象做出實質性的積極回應，相對於以往大量的開空頭支票的現象，這是教育主管部門的真誠之舉，應該得到肯定！然而，檔案尚未正式執行就遭遇到了來自普通一線教師的巨大的阻力，結果適得其反，讓人不得深思其中的緣由。
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面對各層次不同教師人群的不同需求，該教育局采取的方式可能略顯簡單。單純用錢財來解決問題的思路不可能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如果用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層級圖來比較該檔案裡的獲得可獎勵類別崗位時，會有一些有意思的發現。
馬斯洛需求理論層級理念與教師崗位發展的對比圖
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看到，該教育局的檔案相當於把適合滿足眾多普通教師、優秀教師更迫切的物質獎勵的方式，用來去解決卓越校長、普通校長、中層骨乾的價值認同和自我實現，引發了更大的衝突矛盾。
需要更智慧的應對
我們從眾多的不同文化的教育體制樣本中提取兩個來對照檢視，一個是台灣地區，一個是北歐的芬蘭。我們注意到台灣地區和我們同屬於東亞文化、同文同種，但是沒有出現公立教師離職潮的現象。芬蘭這樣一個北歐文化背景的國家也從來都沒有出現類似的大規模離職現象。
我們採訪了一位台灣地區公立學校的教師賴志遠，了解台灣教師的薪酬體系以作為橫向的對比，他給我們的回復說：
“以2010年來說，一個新進職場的教師大約一個月的薪水是五萬元新台幣（含兼課費用），年薪大約十二個月加上一個月考績獎金、一個半月的年終獎金。每年隨著年資增長，薪水也會漲”。
當問及教師職業在整個社會的地位時，他回答道：
“在台灣大學其他畢業生的平均起薪更只有二萬三千元（新台幣）左右。相較之下，教師起薪就有五萬元（新台幣）。而且在台灣地區，教師是沒有任何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的。”（注：50000元新台幣約等於1.1萬元人民幣）
而在教師幸福度最好的北歐國家芬蘭，自1979年開始，芬蘭國家就規定中小學老師屬“研究型”職業，必須具備碩士學歷，師資教育為五年，這幾乎是全球最嚴苛的規定。但相對應的是，教師是芬蘭最受歡迎的職業，年收入可達五萬美元左右（約等於33萬人民幣）。
“芬蘭教師因自主、專業和改變年輕人的生活而受到尊重。”而且芬蘭教師平均每周工作32個小時，十分注重教師的生活品質，認為快樂的老師才能成為好老師，勞累的老師一定不能持續乾好工作。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要真實地解決公辦教師的離職潮問題，恐怕還得回到我國公辦教師體制本身，這就要求教育主管部門要有更高的智慧，更開放的心態，更務實的措施，更民主的手段，更勇敢地擔當，不斷地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
改革應當如何落到實處呢？我們認為至少可以從以下幾點開始：
拓展教師自主教學太空
給予教師相對充分的課堂自主權，不讓過多“雜”事佔用教師的業餘時間。
給予校長充分的辦學自主權
努力實現教育家辦學，給校長更多地資金、人員、學校的硬體環境支持。
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不僅加強教育圈內的學習交流，也要定期邀請社會名流進入學校舉辦相關教育講座和分享活動，或不同行業身份的職業人來互相分享相關體驗經歷等活動，透過和社會的互動，使教師形成對於工作的積極認同。
制定多元激勵措施
在普遍提高一線教職工的收入、福利的基礎上，設定多元激勵計劃，包括但不限於提供個別化的專業津貼榮譽獎項。
無須緊張
在調查中，我們還發現一個可能被有意無意忽視的現象。那就是所謂的“公立教師離職潮”現象可能並沒有想象的那樣嚴重。相對於每年大量的公招入職人數，教師離職的比例依然非常少。
2018年上海的中小學、大學教師資格證報考人數仍在上漲。/新聞晨報
之所以離職的現象在今年成為一個個熱點，一方面可能是名校的校長離職帶來的震動確實更大一些；也不排除有媒體要借著炒作這樣的現象來吸引眼球。再者，也不排除一些期待從體制內挖人的機構借此和一些媒體共同炒作，以擴大機構自身的知曉度。
從另外一方面來說，公辦教師從體制內流向培訓機構、流向私立學校、流向互聯網教育，或者自主創業的其他行業，對公辦教師體制只是暫時的陣痛；但是對於整個社會而言，則是利大於弊，沒有教育人才的流動就不能促進教育的全面發展。這些已經在體制外的，則可以利用現有的社會太空和資源，去做大量有價值有意義的教育探索，去實踐出我們所認為的美好教育，去行動出教育的另外一種可能。
本文整理自《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8）》P21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編輯略有刪減。
原文標題：《公立教師離職潮透析》
作者：施濟（成都問對教育智庫研究員）
《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8）》
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主編的《教育藍皮書》是反映中國教育發展狀況的年度性報告，是“十二五”“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皮書系列的經典品牌之一。自2003年出版以來，已連續出版16年，從2008年起，由國際著名學術出版社荷蘭BRILL發行英文版，2017年起，由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發行繁體中文版，成為海內外了解中國教育發展的重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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