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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焦點面對面:中央送深圳“大禮包”釋放什麽信號?

  (中國焦點面對面)中央送深圳“大禮包”釋放什麽信號?

  中新社北京10月18日電 題:中央送深圳“大禮包”釋放什麽信號?

  ——專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

  中新社記者 王恩博

  近日,中辦、國辦印發了《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賦予深圳更多改革自主權。這份方案被看作中央送給深圳的一個政策“大禮包”。

  “大禮包”中究竟有哪些“禮物”,它將給新時代深圳改革開放再出發帶來什麽機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近日接受中新社“中國焦點面對面”專訪,對此進行權威解讀。

  訪談實錄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央去年提出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這與此前的經濟特區有何不同?深圳在國家宏觀發展層面的定位是否出現變化?

  彭森:中央頒布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戰略性決定。這意味著深圳特區的改革,特別是市場化改革和更高水準對外開放,開啟了在一個更高目標、更高層次、更高起點上的再出發。

  大家都了解,深圳20世紀80年代開始作為經濟特區,是改革的先行者、探路者、試驗田。40年來,深圳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解放思想、開拓進取、埋頭苦乾,在經濟體制、科研創新、對外開放、社會治理各方面,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和很大成績,已經把深圳初步建設成為一個國際化現代化的創新型城市。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又進一步提出把深圳建設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是對深圳提出了一個更高的、全方位的要求。

  首先,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全國還要不斷探索完善。特別是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任務後,誰來做先行者、探路者?中央等於把這個任務進一步交給了深圳。所以,深圳一方面要做好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放,做好創新發展,同時在社會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也要做探索。

  深圳人均GDP已經達到3萬美元,相當於國際上一個高收入國家的水準。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6萬多元人民幣,可能是全國今後15年左右的發展水準。所以深圳完全有必要先行一步研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在更高水準上怎樣就建立中國特色的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做出探索。在實現經濟發展的同時,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實現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新發展格局。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其次,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高水準對外開放方面,深圳還是要做一個先行者、探索者、排頭兵。在這方面,中央對深圳也寄予了更高希望。40年前,深圳就是靠大膽試、大膽闖殺出一條血路來,今天還是這樣。希望深圳在市場化改革方面,按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所提出的市場化改革的一系列要求,在前面起到試點、探索、創新的作用,能夠盡快為全國提供一些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

  第三,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也是中國改革推進方式的一個全新探索。這個問題涉及如何在特區基礎上,進一步賦予深圳一些綜合授權,通過綜合授權方式進行全方位改革探索。

  中新社記者:您提到的“綜合授權”最近確實備受關注,到底什麽是“綜合授權改革”?方案為何將它定位為“深圳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關鍵一招”?

  彭森:綜合授權是這次方案的核心,也是最大亮點。深圳特區本身也是一個授權,1980年設立經濟特區就是一個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按照鄧小平同志當時講的,“中央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這是一種囑托,也是一種授權。

  說到底,當時這種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就是中央的很多要求或政策,在深圳特區如果合適就執行,不合適可以采取變通措施。但現在講的綜合授權,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大環境下,對改革形式做一個全新嘗試和探索。

  綜合授權方式是什麽方式?具體來講,就是清單式、批量式的申請和批複。對於地方按照中央總體要求,比如深圳在2025年要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到2035年要成為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范例,到2050年要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要達到這些目標,就要給予充分配套的一些政策和權力。通過這種清單式、批量式的申請和授權,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把解決一些重大體制機制問題需要的權力真正交給深圳。這樣的話,深圳全面推進市場化改革和更高水準對外開放,就將具有全面的責任和全面的改革自主權。

  而且,此次中央批準的實施方案講的是2020年到2025年,並明確將頒布首批綜合授權事項清單。隨著工作進一步開展,可能還會有第二批、第三批,只要是改革中遇到的體制機制障礙,遇到的現行法律法規束縛,需要進一步解決上層建築、生產關係的一些問題,來為生產力解放開辟道路的,就可以通過清單方式向中央報告。經過適當程序,涉及法律的,經過全國人大進行審批授權;涉及國務院一些權責或國務院規章制度的,由國務院進行授權。這對於進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關係,給予地方差別化的改革積極性,是一個重要的、全面的嘗試。

  中新社記者:此次綜合改革試點對深圳放權力度很大,一攬子推出了27條改革舉措和40條首批授權事項,尤其涉及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中央給予深圳如此大自主權的目的是什麽?

  彭森:這次綜合改革試點涉及經濟領域、社會領域較多一些,包括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完善科技創新環境制度、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完善高水準開放型經濟體制、完善民生服務供給體制、完善生態環境和城市空間治理體制六大領域。

  就一個城市來講,無論經濟管理、社會管理領域,特別目前改革主要突破的重點,基本都囊括其中。這六大領域中,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第一部分——要素市場化配置。在這之前,4月份中央剛剛發布了《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其中對五大要素怎樣加快市場化配置提出了全面的意見。但這些改革要推進,首先還要找一個改革的先行者、示範地、試驗區,選定的還是深圳。在這方面進行先行示範,對帶動全國市場化改革具有決定意義。

  中新社記者:同樣涉及大力度授權放權和對外開放,深圳與正在推進的自貿區、自貿港建設有何不同?

  彭森:在此之前,大家都比較關注海南自貿港政策,應該說它與深圳的情況不太一樣。海南自貿港側重於在更高水準對外開放方面做一些全方位探索,包括結構性的對外開放,和制度性對外開放都會有更大調整。但從海南來講,不要求它所有政策都是可複製可推廣的,而是在海南這個3.5萬平方公里的島嶼之上,通過“自貿島”建設來落實相關政策,實現更高水準對外開放的制度創新。

  深圳則是立足於神州大地,要能夠盡快提供一些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這是最大的區別。這次中央給予深圳的政策,實際上不比給海南“自貿島”的政策力度差,應該講力度甚至更大,特別是提出了在法律方面做更多授權,鼓勵深圳在新經濟領域加快一些立法創新,這都是非常好的。

  中新社記者:在國際上,深圳發展是否有可以參照或比對的例子?深圳下一步發展,如何從“世界版圖”上來定位?

  彭森:深圳歷經40年發展,從一個小漁村、GDP只有2億元人民幣左右的農業縣,發展到現在這樣一個國際化現代化的創新城市,是人類發展歷史上從沒有過的創新和范例。在國際上,新加坡可以算是一個相對比較類似的情況,但新加坡缺少的是廣大市場腹地,它是一個島國型、城市型的經濟,其外向型經濟高度依賴國際環境。

  深圳則背靠廣袤的960萬平方公里祖國市場,有全國的支持和關注,深圳的發展也離不開全國支持,無論人才、資本、科技成果,都是全國集聚到深圳,從各方面給予支持。今後深圳的發展,又會給全國提供新的發展動能、提供新的制度范例。所以,深圳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一個具有獨特性的探索歷程,它會成為全人類、全世界現代城市發展的一個典型范例,這一點我毫無疑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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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思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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