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小說文化論

清代嘉定錢大昕有雲：“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為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奸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

錢大昕以小說為誨淫誨盜之書，認為“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受其誘惑而“近於禽獸”，因此刑獄日繁，盜賊日熾，進而主張嚴加禁毀，“焚而棄之，勿使流播”，此固本末倒置之論。但錢氏察覺到小說可以“盡相窮形，津津樂道”，富有吸引力，擁有廣泛的閱聽人，有宗教般的魔力，之於人心風俗影響深巨，則不失其敏感深刻。小說“未嘗自以為教也”，名之曰“教”，在錢氏，無非顯言之，大言之，欲聳人聽聞，以引起當道者高度重視；但從文化層面理解，以小說與儒、釋、道抗衡，殊堪注意。錢大昕的時代，在他的家鄉江南地區，小說的生產、閱讀及其社會影響，已然成為一個突出的文化現象，並為區域文化構成的重要部分，小說文化的存在，毋庸置疑。

一、明清江南小說生產與小說消費

小說作為一種文化商品，它的生產，包括了從編寫到出版的整個生產過程。作為文化商品的小說，這裡主要指通俗小說。

明朝萬歷二十年(1592)之前，通俗小說的出版，其時間大體能夠確定者，僅寥寥數種：嘉靖元年北京司禮監刊《三國志通俗演義》；嘉靖年間北京都察院刊《水滸傳》；嘉靖二、三十年間(1541-1551)錢塘洪楩刊《六十家小說》；嘉靖三十一年(1552)建陽楊氏刊熊大木撰《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陽楊氏刊熊大木撰《新刊參采史鑒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嘉靖年間建陽楊氏刊熊大木撰《南北宋兩傳演義》；隆慶三年(1569)四香高齋刊沈孟柈撰《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萬歷十六年(1588)建陽楊氏刊熊大木撰《京本通俗演義按鑒全漢志傳》；萬歷十九年(1591)金陵楊氏刊佚名《新鍥龍興名世錄皇明開運英武傳》。元末明初創作的《三國演義》、《水滸傳》除外，自嘉靖元年(1522)迄於萬歷十九年(1591)，凡69年時間，新編寫作品僅有7部，作者6位(錢塘2位，建陽1位，佚名1位)，刻印地域分布於建陽、錢塘、金陵三地。應該說，這只是通俗小說生產的發軔期。

萬歷二十年(1592)以後，迄於明朝滅亡，凡52年，去其重複，新刊小說約72種，小說生產進入了一個迅速發展的時代。具體分析，萬歷、泰昌年間新刊小說約40種(建陽刊27種，金陵刊5種，蘇州刊4種，其他地區4種)。小說作者(或題評點者)，南直以南京、蘇州為主，約9位，編寫(或評釋)小說9部；江西約6位，編寫(或校正)小說8部；浙江約5位，編寫小說5部；福建3位，編寫小說6部；廣州1位，編寫小說1部；其他不詳。考慮到其中江西、廣州等地作者可能為建陽書坊雇傭，並在建陽編寫小說，如此，建陽作者有11位。而南直與浙江作者總和約13位。據此可知，萬歷泰昌時期的通俗小說領域，江南與建陽雙峰並峙，皆為中心。天啟、崇禎兩朝，新刊小說約32種(杭州刊11種，蘇州刊11種，建陽刊5種，南京刊4種)，江南已經明顯超越建陽，成為小說刻印中心。從作者來看，江南作家分布於蘇州、杭州、湖州、揚州、南京，約17位，編寫小說24部；其他不詳。小說編寫隊伍，也已集中於江南，江南並成為通俗小說創作編寫中心。

據相關資料統計，明清刻印通俗小說者金陵約計34家，刻印小說91部，去其重複，刻印通俗小說約50余種；蘇州約73家，刻印通俗小說作品226部，去其重複，約160余種；杭州約計34家，刻印作品71部，去其重複，約60種；光緒年間，上海出版小說的書坊、書局、報館等如雨後春筍，粗略統計，約有180余家。其中刻印出版小說在5種以上者，約30家。如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前言》中說：“在近代小說的發展歷程中，上海佔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絕大部分作品都出自上海，上海的出版機構以及刊載小說的期刊也最多，而當時的重要作家基本上也都在此地區活動”。以小說作者及評點者而論，明清兩代，大體能夠判定江南作者(或在江南創作編寫小說者)約210位，其中明代約43位，清代約167位；小說評點家(或在江南評點小說者)約62位，其中明代20位，清代42位，呈現出恆星戰役璀璨之繁盛局面。

尤為重要的是，明清小說史上的創作和評點大家及其作品，小說版本史上諸多精刊名刊之本，均與江南存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名著如《三國演義》，其作者羅貫中，或稱之為“杭人”、“錢塘人”，其籍貫未必杭州，卻與杭州關係密切，甚至有可能在此完成了小說創作。該書最早刊本嘉靖元年刻庸愚子(金華人蔣大器)序中透露，其最初正是在江南流傳。有學者推測，此本很可能即刊於江南特別是南京。該書刊本，如金陵周曰校萬卷樓《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蘇州綠蔭堂《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蘇州《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金陵翼聖堂《李笠翁先生批閱三國志》、李漁序醉耕堂刊《四大奇書第一種》(毛評初刻本)，均為名刊，特別是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本出版後，更成為該書最流行的一個定本。《水滸傳》之作者施耐庵，據載曾客居蘇州，為張士誠幕僚；其版本如杭州容與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無錫葉晝評點)、蘇州袁無涯刊《新鐫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傳》(袁無涯評點)均為名刊，崇禎十四年(1641)貫華堂刊蘇州金聖歎評點刪定本《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出版，成為有清一代最風行的本子。《西遊記》作者吳承恩，南直淮安人，曾讀書南京，其最早與最佳刊本，即萬歷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此外如袁於令題辭本《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汪象旭刊《西遊證道書》、金陵世德堂刊《西遊真詮》，亦《西遊記》重要版本。《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是否南蘭陵人有待確證，但首先披露該書抄本消息者袁宏道，萬歷二十四年(1596)在吳縣縣令任上，其消息來源，則得之於松江華亭人董其昌；該書之首印本萬歷四十五年(1617)《新刻金瓶梅詞話》，一般認為刻於蘇州；《新刻繡像批評原本金瓶梅》刻於杭州；張竹坡評刊《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為有清一代最流行的版本，其與南京、揚州、蘇州關係甚密。蘇州馮夢龍編輯“三言”、編撰《新列國志》，其“三言”之原刊本：蘇州天許齋刊《古今小說》，金陵兼善堂刊《警世通言》，蘇州葉敬池刊《醒世恆言》，均出之於江南。湖州凌濛初編寫“兩拍”，其原刊本蘇州尚友堂刊《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均在江南。江南杭州陸人龍編寫《型世言》，杭州周楫編寫《西湖二集》，湖州董說編寫《西遊補》，金華李漁在杭州編寫小說《無聲戲》、《十二樓》。文言小說巔峰之作《聊齋志異》的最早刻本，為杭州鮑廷博初刻青柯亭本。《醒世姻緣傳》“傳自武林，取正白下”(東嶺學道人識語)，最早在江南流傳刻印。吳敬梓在南京創作《儒林外史》。《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其“秦淮風月”和“揚州舊夢”的生活經歷與體驗，為其小說創作的重要基礎。該書成一百二十回全帙，蘇州人程偉元居功甚偉。李汝珍《鏡花緣》初刻於蘇州。晚清“四大譴責小說”均首刊於上海。其例甚多，不勝枚舉。謂江南為通俗小說的生產中心，絕非虛譽。

明清江南不僅是小說商品的生產中心，亦為其消費中心。明人趙琦美《酉陽雜俎序》中說：“吳中纏市鬧處，輒有書籍列入簷蔀下，謂之書攤子，所鬻者悉小說、門事、唱本之類。”這是在鬧市處擺設書攤，販賣大眾通俗讀物。胡應麟雲：“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內，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於貢院前，花朝後數日則徙於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後月余，則徙於嶽墳，遊人漸眾也。……自餘委巷之中，奇書秘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此乃據時節變化，在熱鬧處設攤，以便讀者。江南書賈不僅生產小說售賣，還從外地書商手中換取未刊之書銷售，如道光十八年(1838)江蘇按察使裕謙告諭中說：“訪聞蘇城坊肆，每將各種淫書翻刻市買，並與外來書賈私行兌換銷售，及鈔傳出賃，希圖射利。”這充分反映出江南有著廣闊的消費市場。

小說抄本在江南的流行，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其在江南受歡迎的程度。成化年間昆山葉盛《水東日記》中載：“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蓄而人有之。癡駿婦女，尤所酷好。”江南小說抄本的存在由來已久。據錢希言說：“武宗南幸，夜忽傳旨，取《金統殘唐記》善本。中官重價購之肆中，一部售價五十金。”此重價所購之《金統殘唐記》善本，必然也是江南書肆中抄本。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中評說：(《三國志演義》)“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如此“爭相謄錄”，抄本流傳，自然包括了序作者生活的江南地區。《金瓶梅》早期抄本流傳，也集中於江南文人圈(或當時身在江南的文人)，如華亭徐階、董其昌，浙江鄞縣屠本畯、薛岡，浙江秀水沈德符、沈伯遠，蘇州馮夢龍，以及在江南任職的袁宏道、謝肇淛、馬仲良等，都參與了《金瓶梅》的抄本傳播。吳敬梓死後十餘年，其友人程晉芳撰《文木先生傳》雲：“又仿唐人小說為《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士爭傳之。”《儒林外史》早期抄本流傳階段，吳敬梓生前所在地南京及其周圍，是主要的區域；同治、光緒年間，上海以黃小田為先驅，張文虎為中心，還曾經形成了一個研讀《儒林外史》的“沙龍”(11)。這都是小說抄本流傳江南的記載。

清人鄭光祖《銷書可慨》中說：“偶於書攤見有書賈記數一冊，雲是歲所銷之書，《致富奇書》若乾，《紅樓夢》、《金瓶梅》、《水滸》、《西廂》等書稱是，其餘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數。”(12)由此圖書銷售排行，亦可見出當時暢銷書之一斑。清刊《功過格》中說：“江南有書賈稽留者，積本三十金，每刻小說及春宮圖像，人多勸止之，不聽，以為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不如印小說。”(13)此條內容又見《文昌帝君天戒錄蓮池大師注》中，均印證了鄭光祖的說法，反映了小說在彼時彼地之暢銷。清李必恆《濫刻》雲：“紛紜逮百家，媟褻至稗官，奸賈競牟利，各各爭雕鐫。此事江南盛，此風吳會繁，薰蕕誰能判，梨棗亦何冤，真堪剡溪吊，翻思瀛秦燔。”(14)清陸文衡《鑒戒》中說：“吳門有慣造小說者，無影之事，平空構撰，務極淫穢，無非迷惑狂徒，爭先購買，為取利計，而實傷風敗化之尤也。”(15)晚清丁日昌《劄飭禁毀淫詞小說》“劄蘇州、江寧兩藩司並各府州縣”稱：“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板流傳，揚波扇焰。《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又其《山陽縣稟遵飭查禁淫書並呈示稿及收買書目由》言收繳此等圖書及書板，“上元等縣續報搜索八百餘部，並板片等件，今山陽又複繼之，蘇、常各屬，報繳尤多，或數千數百部不等”(16)。這些記載，都說明小說在江南社會有著巨大的盈利空間，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江南小說文化的繁榮景象。

江南小說消費中心的形成，與明代中期以後該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繁榮，消費能力的提升，商業化的加劇，大眾娛樂休閑文化思潮的崛起，有著直接的關係。

二、明清江南戲曲曲藝中的小說故事傳播

中國傳統戲曲是綜合性的舞台表演藝術。劇作家宋詞先生《一代伶傑——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說周信芳的表演藝術：“京劇的程式似乎被他化掉了，還原於生活真實，卻又展現出唱、做、念、打高度完美的功力和技巧，技巧融入人物的感情、血肉、靈魂中，爆發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周是精通程式，不受製約，可以駕馭程式的藝術家。”(17)這對於我們認識經典劇目之所以常演不衰，以及傳統戲曲常常據舊有素材改編的特點，富有啟示。作為表演藝術，劇本敷演的故事，遠不如其表演技藝之重要。換言之，觀眾首先是欣賞演員的表演，其次才是接受其故事。人所熟知的經典故事，更適宜於演員施展其表演的功夫。

古代小說作品，是古代戲曲據以改編的重要素材領域。在戲劇藝術十分繁榮的明清江南，劇作家們據小說以編寫劇本，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以白話小說之被改編為例，如紀振倫據《三國志演義》編寫傳奇《七勝記》(以下凡傳奇者不另注)；許自昌據《水滸傳》編寫《水滸記》；汪廷訥據《七國春秋平話前集》編寫《七國記》；凌濛初據《水滸傳》編寫《宋公明鬧元宵》雜劇；傅一臣據“兩拍”有關作品編寫《鈿盒奇姻》、《蟾蜍佳偶》、《死生冤報》、《人鬼夫妻》、《義妾存孤》、《賢翁激婿》、《錯調合璧》、《智賺還珠》、《沒頭疑案》、《賣情扎囤》、《買笑局金》雜劇；沈璟據“兩拍”編寫《博笑記》之《巫舉人癡心得妾》、《賣臉客擒妖得婦》，據《幻影》編寫《惡少年誤鬻妻室》，據《水滸傳》編寫《義俠記》；沈自晉據《醒世恆言》編寫《望湖亭》，據《水滸傳》編寫《翠屏山》；謝國、陳一球各據《警世通言》編寫《蝴蝶夢》；李素甫據《水滸傳》編寫《元宵鬧》；鄒玉卿據《三國志演義》編寫《青虹嘯》，據《拍案驚奇》編寫《雙螭璧》；范文若據《古今小說》編寫《鴛鴦棒》；張琦據《禪真逸史》編寫《靈犀錦》；路迪據《醒世恆言》編寫《鴛鴦絛》；許恆據《醒世恆言》編寫《二奇緣》；夏基等據《二刻拍案驚奇》編寫《撮盒圓》；范希哲據《三國志演義》編寫《補天記》，據《水滸傳》編寫《偷甲記》，據《載花船》編寫《鴛鴦帕》，據《逢人笑》編寫《雙錘記》；曹寅據《三國志演義》編寫《續琵琶》；南山逸史據《三國志演義》編寫雜劇《中郎女》，據《古今小說》編寫雜劇《翠鈿緣》，據《醒世恆言》編寫雜劇《長公妹》；邱園據《水滸傳》編寫《虎囊彈》；史集之據《水滸傳》編寫《清風寨》；張大複據《西遊記》編寫《釣魚船》、《芭蕉井》，據《古今小說》編寫《金剛風》，據《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編寫《醉菩提》；張照據《西遊記》編寫《升平寶筏》；劉百章據《封神演義》編寫《摘星樓》及雜劇《翻天印》，據《說唐演義》編寫《瓦崗寨》；鄭小白據《金瓶梅詞話》及《水滸傳》編寫《金瓶梅》；李玉據《古今小說》編寫《太平錢》，據《警世通言》編寫《人獸關》，據《警世通言》編寫《風雲會》，據《醒世恆言》編寫《佔花魁》，據《醒世恆言》編寫《眉山秀》，據《隋史遺文》編寫《麒麟閣》；朱素臣據《醒世恆言》編寫《十五貫》；徐石麒據《古今小說》編寫雜劇《大轉輪》，據《警世通言》編寫雜劇《買花錢》，據《玉嬌梨》編寫《珊瑚鞭》；李漁將個人小說四種分別改編為傳奇；沈君謨據《人中畫》編寫《風流配》；夏秉衡據《警世通言》編寫《八寶箱》，據《金雲翹傳》編寫《雙翠圓》；黃圖珌據《警世通言》編寫《雷峰塔》；畢魏據《警世通言》編寫《三報恩》；董達章據《醒世恆言》編寫《琵琶俠》；李鬥據《金瓶梅詞話》編寫《奇酸記》；謝宗錫據《拍案驚奇》編寫《玉樓春》；葉稚斐據《殘唐五代史演義》編寫《英雄概》，據《金雲翹傳》編寫《琥珀匙》；陳二白據李漁《無聲戲》編寫《雙冠誥》，據《人中畫》編寫《稱人心》；周稚廉據《無聲戲》編寫《元寶媒》；劉熙堂據《紅樓夢》編寫《遊仙夢》；萬榮恩據《紅樓夢》編寫《醒石緣》；吳蘭征據《紅樓夢》編寫《絳蘅秋》；石蘊玉據《紅樓夢》編寫《紅樓夢》；陳鍾麟據《紅樓夢》編寫《紅樓夢傳奇》；徐子冀據《紅樓夢》編寫《鴛鴦劍》；嚴保庸據《紅樓夢》編寫《紅樓新曲》；李應桂據《好逑傳》編寫《小河洲》，據《春柳鶯》編寫《梅花詩》；高奕據《好逑傳》編寫《雙奇俠》；汪柱據《人中畫》編寫《詩扇記》；張瀾據《載花船》編寫《萬花台》；石琰據《錦香亭》編寫《錦香亭》，據《二度梅全傳》編寫《兩度梅》；周書據《情夢柝》編寫《魚水緣》；朱夰據《平山冷燕》編寫《玉尺樓》；顧彩據《平妖傳》編寫《如意冊》；周淦據《薛仁貴征東》編寫《定天山》；石子斐據《楊家將演義》編寫《正昭陽》。

由上所列舉可知，被戲曲改編次數最多的小說，首先是一些深受大眾喜愛的名著，如《水滸傳》、《紅樓夢》、《三國志演義》、“三言兩拍”等；其次，世情題材如《無聲戲》、《十二樓》、《金瓶梅詞話》、《幻影》、《玉嬌梨》、《人中畫》、《金雲翹傳》、《好逑傳》、《載花船》、《錦香亭》、《情夢柝》、《平山冷燕》、《紅樓夢》；歷史演義與英雄傳奇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七國春秋平話前集》、《說唐演義》、《隋史遺文》、《殘唐五代史演義》、《薛仁貴征東》、《楊家將演義》、《二度梅全傳》；神魔題材如《平妖傳》、《西遊記》、《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封神演義》、《禪真逸史》等，為劇作家所關注的焦點內容。熱門題材是大眾藝術的必然選擇。將小說故事演之氍毹，反過來也擴大了小說的影響，為小說開拓了市場，進一步促進了小說創作與出版的繁榮。

明清江南曲藝中，小說故事也是重要的取材內容，所謂“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18)；“評話盛於江南……郡中稱絕技者：吳天緒《三國志》、徐廣如《東漢》、王德山《水滸記》、高晉公《五美圖》、浦天玉《清風閘》、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惡圖》、顧進章《靖難故事》、鄒必顯《飛駝傳》、慌陳四《揚州話》，皆獨步一時”(19)；“平話一流，已見宋人小說中，此技獨盛於蘇。業此者多常熟人……所說如《水滸傳》、《西遊》、《鐵冠圖》之類，曰大書”(20)；“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攤頭半日，功父猶及與聞”(21)；張岱《陶庵夢憶》卷四《不系園》載：“與民復出寸許界尺，據小梧，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清初李延罡《南吳舊話錄》卷二一《寄托部·莫後光》載：“莫後光三伏時每寓蕭寺，說《西遊》、《水滸》，聽者嘗數百人，雖炎蒸爍石，而人人忘倦，絕無揮汗者。”李鬥《揚州畫舫錄》載：“大鼓書始於漁鼓簡板說孫猴子。”(22)在在都說明了曲藝與小說故事的關係。

清人金連凱《靈台小補》中說：“余平生最惡，莫甚梨園。……專心留意，無非《掃北》；熟讀牢記，盡是《征西》。《封神榜》刻刻追求，《平妖傳》時時讚羨。《三國志》上慢忠義，《水滸傳》下誘強梁……此觀劇之患也。”(23)晚清署名箸夫《論開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戲本為先》談舊本戲曲：“其所扮演者，多取材於說部稗史，綜其大要，不外寇盜、神怪、男女數端。”(24)徐珂《清稗類鈔》談“徽調戲”：“其時徽班……每日亭午必演《三國》、《水滸》諸劇。”又論戲劇情節：其原本全出於《列國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封神演義》諸書”(25)。諸多論說，足證戲曲之改編小說故事，乃普遍的現象，已然成為一種傳統。

三、明清江南社會生活中的小說文化元素

晚明以後，江南小說消費之崛起與小說閱讀的流行，戲曲曲藝之多取材於小說故事，均反映出小說在江南社會的深入人心，豐富的小說元素成為江南社會生活的有機構成部分，則進一步昭示，明清江南小說文化通過對該地域人們思想觀念的滲透與潛移默化，所產生的深刻社會影響。

1.小說與遊藝民俗

遊藝民俗是流行於民間，為百姓喜聞樂見、自發參與，有著廣泛群眾基礎的文化娛樂活動，反映了最具有代表性意義的社會文化心理。江南遊藝中的小說元素，表現了江南民眾對於小說文化的普遍認同與接受。

明人陸容《菽園雜記》卷十四載：“鬥葉子之戲，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豎，皆能之。……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松，百萬貫阮小五，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萬貫渾江龍李進，七十萬貫病尉遲孫立，六十萬貫鐵鞭呼延綽，五十萬貫花和尚魯智深，四十萬貫賽關索王雄，三十萬貫青面獸楊志，二十萬貫一丈青張橫，九萬貫插翅虎雷橫，八萬貫急先鋒索超，七萬貫霹靂火秦明，六萬貫渾江龍李海，五萬貫黑旋風李逵，四萬貫小旋風柴進，三萬貫大刀關勝，二萬貫小李廣華榮，一萬貫浪子燕青。”潘之恆《葉子譜》雲：“葉子始於昆山，用《水滸》中人名為角觝戲耳。”(26)錢希言《葉子戲》雲：“葉子戲……近又有馬吊之名……皆《水滸傳》中人，故余嘗戲呼戲者曰宋江班。”(27)徐複祚《紙牌》雲：“又問：‘今昆山紙牌，必一一綴以宋江諸人名，亦有說歟？’曰：‘吾不知其故。或是市井中人所見所聞所樂道者，止江等諸人姓氏，故取以配列，恐未有深意。’”(28)關於水滸葉子，記載甚夥，不複贅引。昆山興起的鬥葉子為什麽以《水滸》人物編制，徐複祚所說的“市井中人所見所聞所樂道者，止江等諸人姓氏，故取以配列”，婦孺皆知，喜聞樂道，乃其原因。

清無錫人俞敦培《酒令叢鈔》卷二《四書貫水滸人名令》、《名賢故事令》、《尋唐僧令》分別以《水滸》、《三國》、《西遊》人物故事為酒令，應當是在其家鄉江南一帶非常流行的娛樂遊戲，而小說元素成為江南日常生活組成部分，足見其影響的廣度與深度。

2.小說與民俗信仰

民俗信仰即民間信仰，是歷史形成的民眾神靈崇拜觀念和儀式制度，“神靈信仰與鬼靈信仰的區別在於人們信仰態度的差異，前者大都被恭敬與虔誠地奉為正神，乞求神靈福佑；後者人們一般將其視為怪邪進行回避與禳除，以祛災無禍”(29)。

在明清江南，諸多小說人物成為民俗信仰中的神祇，如清人陸次雲《湖堧雜記》載杭州“湧金門金華將軍，人以為即張順歸神”(30)；梁紹壬《兩般秋雨酓隨筆》載：“吾杭清泰門外，有時遷祠，凡行竊者祀之。……湧金門外有張順廟，赤山埠有武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31)華亭顧祿《清嘉錄》載：“夜分易門神。俗畫秦叔寶、尉遲敬德之像，彩印於紙，小戶貼之。”(32)

張岱《陶庵夢憶》中還記載其家鄉以《水滸傳》人物祈雨事：“壬申七月，村村禱雨，日日扮潮神海鬼，爭唾之。余裡中扮《水滸》。……季祖南華老人喃喃怪問余曰：‘《水滸》與禱雨有何義味？近余山盜起，迎盜何為耶？’余俯首思之，果誕而無謂。徐應之曰：‘有之。天罡盡，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書“奉旨招安”者二，書“風調雨順”者一，“盜息民安”者一，更大書“及時雨”者二，前導之。’觀者歡喜讚歎，老人亦匿笑而去。”(33)以小說人物為神靈，或祭祀求福，或祈雨禳旱，可見江南民間對於小說的高度認同並影響及於思想靈魂。

3.小說與人物品鑒

如眾周知，天啟年間，魏忠賢閹黨為打擊東林勢力，以《水滸傳》人物綽號造《東林點將錄》，有“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二員：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掌管機密軍師二員：天機星智多星左諭德繆昌期，天閑星入雲龍左都禦史高攀龍……”(34)諸說，值得關注的是，此《點將錄》之作者，為浙江歸安人韓敬。

如果說以《水滸》人物品鑒東林，是為達逞其誣良為盜，造莫須有之罪名，那麽，乾隆朝詩人，江南舒位撰《乾嘉詩壇點將錄》，則是一種不無自得自許的行為。其《點將錄》稱：“詩壇都頭領三員：托塔天王沈歸愚德潛、及時雨袁簡齋枚、玉麒麟畢秋帆沅；掌管詩壇頭領二員：智多星錢籜石載、入雲龍王蘭泉昶；參讚詩壇頭領一員：神機軍師法梧門式善；掌管詩壇錢糧頭領一員：小旋風阮雲台元；馬軍總頭領三員：大刀手蔣心餘士銓、豹子頭胡稚威天遊、霹靂火趙甌北翼；馬軍正頭領十四員：雙槍將邵夢餘無恙、雙鞭蕭子山掄、沒羽箭舒鐵雲位……”(35)

從江南歸安韓敬造《東林點將錄》，到舒位撰《乾嘉詩壇點將錄》，目的不同，其以小說內容品鑒現實人物的做法則一，此頗能說明小說在江南具體影響的演嬗進程及其深入的程度。

4.小說與社會時尚

前揭丁日昌“劄蘇州、江寧兩藩司並各府州縣”雲“《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楊懋建《夢華瑣簿》記陳森《品花寶鑒》雲“此體自元人《水滸傳》、《西遊記》始，繼之以《三國志演義》，至今家弦戶誦，蓋以其通俗易曉，市井細人多樂之”(36)；昭梿《嘯亭續錄》雲：“自金聖歎好批小說，以為其文法畢具，逼肖龍門。故世之續編者，汗牛充棟，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幾上無不陳《水滸傳》、《金瓶梅》以為把玩。”(37)這些記載，均反映了小說在清代社會的風行。《紅樓夢》出世，更是風靡一時。毛慶臻《一亭考古雜記》雲：“乾隆八旬盛典後，京板《紅樓夢》流衍江浙，每部數十金。”(38)蘇州吳雲在嘉慶十五年(1810)為《從心錄》題詞雲：“二十年來，士夫幾於家有《紅樓夢》一書，仆心弗善也。”(39)會稽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更明確揭示了晚清江南的一個小說閱讀現象：《紅樓夢》“甫出即名噪一時，至今百餘年，風流不絕，群屐少年以不知此書者為不韻”(40)。以讀《紅樓夢》為時尚，以不知此書者為失風雅，恰透露出一種觀念上的變革。

小說之影響江南社會，最根本的還是一種思想觀念上的滲透與潛移默化，以及由此導致整個社會風氣的轉移，並進而危及專製統治政權。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頒布的禁毀令中說明了禁毀小說的原因：“《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為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為盜案奸情，紛歧疊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為功，奸盜詐偽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為表裡。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逾閑蕩檢之說默釀其殃。若不嚴行禁毀，流毒伊於胡底。”(41)丁日昌強調了四點內容：其一，小說之類，流傳甚廣，影響面很大；其二，此等書內容上敘寫綠林豪俠、男女戀情，誨淫誨盜；其三，此等書導引了風俗人心的變易；其四，當下社會動蕩不安、兵戈擾攘，與此等書之潛移默化，影響風俗人心，有直接關係。

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小說禁毀有四次：道光十七年(1837)江南按察使蘇松太道周氏應吳縣廩生陳龍甲等呈請，禁毀“淫書”116種；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地方官員仿效江蘇，在省城收買、銷毀“淫詞小說”120種；同治七年(1868)江蘇巡撫丁日昌禁毀“淫詞小說”122種；光緒十六年(1890)江南蘇州等處承宣布政使黃彭年禁毀“淫詞小說”112種(42)，均在江南，這應該不是一個巧合，反映了小說在江南最盛，及其對江南社會產生的影響最烈。

邱煒萲《小說與民智關係》一文中說：“夫小說有絕大隱力焉，即以吾華舊俗論，余向謂自《西廂記》出，而世慕為偷情私合之才子佳人多；自《水滸傳》出，而世慕為殺人尋仇之英雄好漢多；自《三國演義》出，而世慕為拜盟歃血之兄弟，斬木揭竿之軍師多。是以對下等人說法，法語巽語，毋寧廣為傳奇小說語。巍巍武廟，奕奕文昌，稽其出典，多沿小說，而黎民信之，士夫忽之，祀典從之，朝廷信之，肇端甚微，終成鐵案。若今年庚子五六月拳黨之爭，牽動國政，及於外交，其始舉國騷然，神怪之說，支離莫究，尤《西遊記》、《封神傳》絕大隱力之發見矣。而其弊足以毒害吾國家，可不慎哉！”(43)所論未免張皇其辭，但在教育普及程度不高的時代，通俗小說、戲曲演出，以及曲藝表演等，其對於社會的啟蒙影響力量絕對不可以低估。自由愛情與父母之命相悖，揭竿起義與君臣倫理相左，小說內容中與封建專製及倫理道德違背的內容，有著大眾民主啟蒙的意義，直接影響到專製制度的存在。而明清時期江南社會的思想觀念，之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顯得更為開放自由，與其大眾文化(特別是小說文化)的發達，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關係。

注釋：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十一年刻本。

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前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頁。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三《辯證類》，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頁。

(18)[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卷二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韓]金文京《三國演義的世界》，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80-181頁。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93頁。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頁。

[清]余治《得一錄》卷十一之一，光緒乙酉寶善堂重刻本。

[明]葉盛《水東日記》卷二十一《小說戲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錢希言《桐薪》卷三《金統殘唐記》，明萬歷二十八年刊《松樞十九山》本。

(11)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頁。

(12)[清]鄭光祖《一斑錄雜述》卷四，道光二十五年青玉山房刊本。

(13)[清]同治六年重鐫《匯纂功過格》卷七《與人格勸化》，轉引自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頁。

(14)[清]李必恆《樗巢詩選》卷二，嘉慶十四年夏氏半舫齋刻本。

(15)[清]陸文衡《嗇庵隨筆》卷五《鑒戒》，光緒二十三年石印本。

(16)(41)[清]丁日昌《撫吳公牘》卷一、卷七，卷一，光緒丁醜年林達泉校刊本。

(17)宋詞《我的歌台文壇》，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頁。

(19)(22)[清]李鬥《揚州畫舫錄》卷十一《虹橋錄下》，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57-258、258頁。

(20)轉引自譚正璧、譚尋輯《評彈通考·論“評彈”》，中國曲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頁。

(21)(26)[明]錢希言《戲瑕》卷一、卷二，叢書集成新編本。

(23)[清]金連凱《靈台小補》，道光原刊本。

(24)見《芝罘報》第七期，光緒三十一年刊印。

(25)徐珂《清稗類鈔》卷七十八《戲劇類》，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161頁。

(27)[明]潘之恆《葉子譜》，《說郛續編》本。

(28)[明]徐複祚《三家村老委談·紙牌》，轉引自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匯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第504頁。

(29)蕭放等《中國民俗史》(明清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頁。

(30)[清]陸次雲《湖堧雜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康熙二十二年宛羽齋刻陸雲氏雜著本。

(31)[清]梁紹壬《兩般秋雨酓隨筆》卷一《世俗誕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道光十七年汪氏振綺堂刻本。

(32)[清]顧祿《清嘉錄》卷十二《門神》，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233頁。

(33)[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七《及時雨》，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14頁。

(34)[明]文秉《先撥志始》，叢書集成初編本。

(35)[清]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光緒丁未九月長沙葉氏刊本。

(36)[清]楊懋建《夢華瑣簿》，張次溪編纂《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北平邃雅齋書店1934年版。

(37)[清]昭梿《嘯亭續錄》卷二《小說》，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清抄本。

(38)[清]毛慶臻《一事考古雜記》，光緒十七年石印本。

(39)[清]潘炤《從心錄》卷首，嘉慶小百尺樓刊本。

(40)[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庚集下，商務印書館1936年影印本。

(42)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第六章《古代通俗小說書目的特殊存在方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79頁。

(43)邱煒萲《小說與民智關係》，轉引自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客雲廬小說話卷三》，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11-4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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