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產品的校園“大逃殺”：目標是減負但不能“一刀切”

近日，教育部關於“教師不得通過手機微信和QQ等方式布置作業”的回復上了熱搜榜。

自去年8月起，教育部等相關部門連續發布了《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關於印發中小學生減負措施的通知》、《關於嚴禁有害APP進入中小學校園的通知》等。

一系列的政策要求，都提到了信息化電子產品的使用問題。

在不可逆轉的信息化浪潮下，未來那些軟體到底還能不能用？

老師也是母親 卻無法理解彼此

在河南鄭州某中學任教的教師李小萌（化名），經常凌晨一點，被急促的手機振動吵醒。

點開微信，群裡又吵翻天了。特意在休息時調成的“群消息不提醒”也抵擋不住群內的“@大軍”。

“@老師，你今天布置的作業為什麽這麽多？”

“@老師，作業要求到底是什麽？做了幾遍孩子都說不符合要求。”

“@老師……”

李小萌爬起床一一回復家長後，躺在床上，卻睡不著了。

因為作為老師的她，另一個角色是母親。

這樣的對話，在女兒班級的家長群裡，以家長的身份，李小萌剛剛經歷過一遍。”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我，站在母親的角度竟培養不出一絲‘同理心’。”

在李小萌看來，微信群看似拉近了家校距離，卻讓她反而不知道該如何跟家長交流了。“一切都變質了！”

“現在跟家長說話，變得小心翼翼，不知道什麽該說什麽不該說。而且老師的職責邊界也變得越來越模糊，家長什麽都可以問，是質問。你教了什麽？為什麽教？為什麽別的班的老師教的是這樣，你教的不是？你為什麽不教這個？你為什麽布置這樣的作業？我們孩子沒有學會！今天作業太多了是你的錯，今天孩子作業1個小時就寫完了，你今天是不是沒教什麽東西，偷懶了。”家長的想法總是千奇百怪。老師只能叫苦不迭。

可以說微信群的出現，讓家校連接最後一公里被徹底打通，甚至有點負距離。

這距離並沒有產生美，反而產生了更多的無奈和矛盾。

然而這兩者之間唯一的交匯就是孩子，矛盾的焦點則是“作業”。

其實信息化為教學帶來了諸多便利，李小萌回憶起自己上學的時候，老師與家長電話都很少打，所有關於孩子的問題，須得見面才能解決。或開家長會，或家訪。布置作業的時候，自己會掏出一個小本本記得清清楚楚。“這樣的方式大概得有幾十年”。

後來有了校信通，老師可以單方面的發送給家長一些信息，與家長之間並沒有進行實質性的互動，而功能也只是作為發布通知和說明一些教學任務。

現在則更為輕鬆的。學生還沒放學，家長已經收到群裡的布置的作業了，孩子不用再拿本記，家長也不用在群裡問；布置作業也可以用學校引進的教育APP上推薦的題庫；學生可以用手機paid直接作答提交；甚至連老師批改作業也變成了拍拍照就可知對錯。同樣的，教育APP自帶的解題功能大大幫助了家長減輕了輔導任務。

“眼見他起高樓”教育工具類APP雨後春筍

去年4月13日，教育部印發《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提出建成“互聯網+教育”大平台。教育信息化從1.0時代進入2.0時代。

緊接著4月17日，教育部印發《中小學數字校園建設規範（試行）》，作為推動中小學數字校園建設與應用的指導性文件，業內人士表示，該《規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全面推進數字校園建設的信號。

資本早已嗅到商機，從投入便可看出。

公開數據顯示，2018年整年在線工具類app融資情況則達到了83.64億元，相當於前三年的總和。

一時間，教育工具類APP如雨後春筍般湧出，從產品的應用環節來看，教育信息化類的產品有從作業端切入的，從錯題數據統計分析切入的，從走班選課系統切入的，從家校溝通切入，從評測與閱卷切入的，從學科應用工具切入的，從教學內容的，還有提供綜合服務的……

根據易觀2019年1月29日發布的教育領域APP排行榜顯示，前三位全部為作業工具類APP?，作業幫以月活用戶數量7120.4萬穩居榜首，小猿搜題和一起作業學生端位居其後。從前十名來看，在線工具類APP也超半數，並且這還是寒假期間的數據，滲透率之高可見一斑。

但是這樣的輕鬆並沒有持續太久，李小萌回憶大概在下半年一開學，一部分APP就開始停用了。

也就是在開學前沒兩天，半月談刊發的一篇名為《“攀比群”“馬屁群”“廣告群”，家長群變異了》將微信群所暴露的家校關係迅速推上了熱搜。

衡水市為家校溝通群頒布新規之後，青海、浙江、山東濰坊、上海靜安等地市區以及學校紛紛發布新規，以杜絕變異的家校群。

8月30日，教育部等八部門印發《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要求“教學和布置作業不依賴電子產品，使用電子產品開展教學不超過教學總時長的30%，原則上採用紙質作業”。

對於電子作業的管控，各地頒布了具體實施方案。其中，《福建省綜合防治兒童青少年近視行動方案》要求，控制通過教輔APP等教育信息化軟體布置作業，原則上，不布置電子家庭作業；《浙江省教育廳等九部門關於全面加強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的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出，教育和布置作業不依賴電子產品，嚴禁使用APP布置作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田豐曾表示，對於確實對未成年人健康、學習和生活產生重大負面影響的，當然要在客觀評估的基礎上，毫不留情地進行全方位控制。但也必須厘清政府、企業、學校、家庭之間的界限，不能一味地把責任推到某一方身上。

整改趨勢自此初見端倪。企業方面表示擁抱政策，一起教育科技、作業盒子、盒子魚等企業也做出了回應。他們對政策中提到的“控制電子產品使用時長”“原則上採用紙質作業”的理解是，“不是不用電子產品，更不是禁用，而是合理使用。”

至此，在教育信息化邁向2.0的大背景下，一場電子產品的校園“大逃殺”正式打響。

一場血雨腥風的“大逃殺”

基層中學老師劉亞楠（化名）回憶道，那段時間她幾乎是回歸了老辦法，微信群裡除了通知學校消息和日常安排不過多的給家長溝通，電子作業也幾乎全部改為了紙質。

劉亞楠雖然按照學校的規定這樣做了，內心卻仍存疑慮，如果都用紙質作業，那通過APP完成作業的好處就沒了，比如提高批改作業的效率、及時反饋答題情況，還有長期的作業監測數據暴露出的教學問題”。她認為，應該找一個可以權衡非紙質作業和紙質作業的兩全辦法，而不能將基於移動設備的產品“一棒子打死”。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在接受未來網記者採訪時表示，推動政策的多是來自社會的反映意見的回應，但需要進行實質的調查作為依據，才能更為恰當的制定政策。學生近視的深層次原因是學業負擔過重和近距離閱讀。使用電子產品並不是主因，使用時間過長導致的用眼過度才是，“一刀切”是沒必要的。

但某些教育類APP中常常在學習頻道背後隱藏著大量遊戲板塊，讓家長們焦慮不已。

去年10月20日央視新聞披露了名為“互動作業”的教育類App，包含大量網絡遊戲版塊。

緊接著，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對20余個學習類APP進行了動態監測，在搜集取證後責令“互動作業”APP停止運營並給予罰款5萬元，責令“納米盒”APP關閉問題版塊並給予罰款8萬元。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裝備與信息化處處長張權曾表示，2018年，關於校外培訓機構的治理，是教育部牽頭做的。按說這個事情可能管理的責任主體不在教育部門，為什麽教育部門還牽了這個頭呢？就是因為校外培訓機構面向群眾，面向的群體是我們的學生，我們得保護我們自己的孩子，從APP的管理上來說，如果這種亂象還繼續下去，未來不排除有更嚴厲的措施。

2018年11月發布的《關於健全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整改若乾工作機制的通知》，提出線上培訓機構要緊跟線下整頓政策，同步規範線上培訓機構。被業內視為在線教育機構野蠻生長轉向規範發展的分水嶺。

據央視新聞報導，僅在蘋果應用商店中就有超過15000個教育類App被進行了下架操作，其中11月11日當天的下架數達到1004個。

有業內人士表示，就像小孩子總是經過一些摔打才會成長，這個行業的從業者們也總是只有經歷了一些泡沫破滅和亂象整治的低谷後才會變得更加客觀和理性。

2018年12月，九部委印發了《關於印發中小學生減負措施的通知》，發布了三十條減負要求，其中明確嚴控書面作業總量；不得給家長布置作業或讓家長代為評改作業；以及嚴禁學生將手機帶入課堂。

緊接著，新年伊始2019年1月2日，《關於嚴禁有害APP進入中小學校園的通知》的發布，被業內人士稱為多數在線工具類APP變現模式的轉折點。

未經備案審查的學習類APP一律禁止在校園內使用，不得在課外統一組織或要求、推薦學生使用未經備案審查的學習類APP。學校和教師不得利用APP發布學生成績、排名等信息。

隨後北京市教委、浙江省教育廳於1月30日同日發布通知，要求對進入中小學的學習類APP立即進行全面排查登記，嚴禁有害APP進中小學。任何部門和個人不得進校宣傳、推薦和推銷APP。

從培訓機構到教育信息化公司，再到學習類APP，在政策趨嚴的背景下，凡是涉及公立校業務的教育企業均會受到影響。從企業資質到產品內容，再到進校後的服務，教育部對教育產品的監管也逐漸趨嚴。

農歷新年剛過，教育部在回復政協委員《關於停止小學老師用手機微信和QQ對學生及家長布置和提交作業的提案》中提到，“將明確教師不得通過手機微信和QQ等方式布置作業，將批改作業的任務交給家長”。同時教育部還援引了浙江省和山東省的規定。

條條政策之下，幾乎快要對著在線工具類APP關起通向學校的大門。2019年注定是這條賽道自我調整的關鍵期，“線上留作業的路線已經被掐斷，對於教育APP來說幾乎已經到了一個不轉則倒的境地。”北京市公眾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張勇接受未來網記者採訪時表示。

當信息化碰到“作業”，真的會打折扣嗎？

在這場“逃殺”之中，誰能全身而退？誰能笑到最後？沒人知道。正相反，這個行業更多的是“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

一位產品經理幾乎道出了所有從業者的擔憂。“不論做什麽，搜題也罷，選課也罷，測評也罷，只要碰到作業，都得小心。哪怕是教育信息化進程真的到了這一刻。”

當信息化碰到“作業”，真的會打折扣嗎？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田豐認為恰恰相反，從當前社會發展的形勢來看，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移動互聯的一個時代，從未來的社會發展來看，已經不再是教育+信息化，而是信息化+教育。教育必然不會將信息化屏蔽在學校教育之外。順應信息化潮流才是題中應有之意。

他認為，真正應當關心的，“當下的問題應當是教育如何順應信息化的，順應網絡時代，融入到整個信息化社會的問題。”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則認為，長遠來說，教育必須要信息化，但是狀態不同，依據教育自身的目的，依據教育自身的需求的主動狀態，將信息化手段融入教育才是未來教育的形態。信息化對於教育來說工具，教育的最終目的依舊是培養人。

而對於行業內的擔憂，儲朝暉表示，這種矛盾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對於信息化的反映在教育方面的體現。矛盾點出在“怎麽用”、“用什麽”。

面對教育信息化產品，儲朝暉認為，首先要厘清邊界，有害的信息化產品一定不用，但是不能“一刀切”。其次，產品的便捷化是理應具備的。再次，由於不同學生不同教師的信息素養是不同的，應當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信息化工具。

儲朝暉特別指出，信息化帶來的信息傳播量增大是必然的，這種情況不獨出現在教育領域。拿微信布置作業來說，布置的方式改變了，布置的作業量依舊可以控制，而且必須控制。但是要看到的是布置作業的多少與信息化工具方式無關。

而在信息化產品校園逃殺的背後，反映出的教育系統對青少年網絡素養的培養，以及對網絡，防範措施是缺位的。

目前在各個學校當中，中小學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教育部門對於學生的網絡素養的培養是非常滯後的，基本上我們很少能夠看到學校去把網絡素養作為一個必須的課程來設置，而且缺乏專業的老師。

不可否認，現在的很多的網絡的這種是產品的設計，對青少年有很大的誘惑力，包括遊戲、動漫對青少年都會有很大的誘惑力。

在防範孩子過度使用電子產品，或者是依賴網絡方面。其實有兩個解決方案，第一個比較硬性的解決方案就是嚴格的限制中小學生使用手機以及網絡，但這只是輔助性手段。

而另外一個解決的方向當然我們通過提高未成年人的網絡素養來解決防止網絡沉迷的問題，其實是一個更好的路徑。

來源：未來網 記者：張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