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負暄
編輯：羅布君
圖片：網絡
編者按
對於媒體人來說，今年是艱難的一年。據報導，自年初以來，美國2000多名媒體工作者在裁員大潮中失去了工作。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指出，在數字媒體時代，行業裁員似乎不可避免，但當前裁員的情況似乎越來越嚴重。（相關推送：
《道阻且長：美國數字媒體寒冬，新聞人該如何面對裁員危機？》
儘管失業數字確實令人震驚，但其實這沒算上一些與新聞媒體有關的自由職業者。由於他們的工作場所和地點都不受關注，衡量標準變得模糊起來。
美國媒體機構的自由職業者不像正式員工那樣享受福利、保險或裁員賠償金。雖然自由職業者在美國勞動力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
據Upwork和自由職業者聯盟（Freelancers Union）201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美國36%的勞動力是自由職業者，比2016年增加了30%。但他們仍然在媒體工作者中不具代表性。在裁員過程中，自由職業者可能是被公司最後考慮到的人。
盧克·奧滕霍夫（Luke Ottenhof）是自由職業者大軍中的一員，也是著名自由撰稿人。面對這種情況，他採訪了多位相關媒體人，將裁員浪潮中他們的處境詳盡記錄下來，為這個群體發聲。傳媒研究（xjbcmyj）對此進行了編譯。
陷入困境
媒體行業大多數裁員情況都是突發的，這意味著包括編輯在內的員工不會得到任何事先通知，他們的工作會被分配給其他同事。因此自由職業者並不知道換了編輯後，他們的作品是否能刊出，以及是否會因此得到報酬。
“這對自由職業者有直接的負面影響，”布蘭登·索德伯格（Brandon Soderberg）在談到裁員時說。他曾擔任美國《巴爾的摩城市報》（Baltimore City Paper）的總編輯，但這家報社在員工於2017年投票成立工會後不久就倒閉了。
“編輯被解雇，自由職業者遭殃。”
金·凱利（Kim Kelly）在VICE Media的垂直音樂網站Noisey擔任了近五年的編輯，她也是《Teen Vogue》的自由撰稿人和勞工專欄作家。1月底，凱利被裁員，VICE整體裁掉了10%的員工。在沒有預先告知的情況下，她負責的自由撰稿人被分配給VICE的其他編輯。凱利在被解雇後，提醒了自由撰稿人這一安排。她說:“我花了大約10分鐘的時間來做這件事，我知道大家會很感謝我這樣做。在一起工作時，相對於自由撰稿人，我處於一個有權力的位置，這意味著我有責任讓事情變好。人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意外失去收入和發表作品的機會。”
據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為削減成本,互聯網媒體公司Vice Media時任首席執行官南希·杜布克(Nancy Dubuc)制定了裁員10%的計劃,該公司將有250個崗位被砍。
自由撰稿人莎拉·麥克唐納（Sarah MacDonald）曾在Noisey Canada擔任了近兩年的編輯助理，她也有相似的經歷。2017年被解雇後，她負責的自由撰稿人被委託給另一位編輯。和凱利一樣，麥克唐納在接下來的幾天裡聯繫了自由撰稿人。她解釋說:“在我離開後，我把自由職業者放在了首位。”
這兩位編輯所作所為是值得稱道的，但事實上，這反映了媒體領域權益條例的不完善。當裁員發生時，沒有協議來確保自由職業者獲得補償，所以被解雇的正式員工必須繼續工作為他們善後。凱利說，這需要改變。她表示:“作為一種善後策略，這是（企業）在裁員後能做的最起碼的事情。自由職業者也不應該被晾在一邊。”
這些特別安排本身也有其複雜性。在職編輯的額外工作是接手一群他們可能不認識的自由者職業者。自由撰稿人盧克·奧尼爾（Luke O’neil）解釋說，這讓已經超負荷工作的編輯們感到壓力，把工作交給一個新的人可能會給雙方帶來糟糕的結果。“很多時候,你去一個地方工作，是因為你喜歡那裡的編輯，你想與他們一起工作。因此，當你被換編輯時就會有很大壓力。”
不過，工作有交接是最好的情況。在裁員後，有的自由職業者說他們的文章被延期發表了幾個月——如果他們的報導最終被發表的話。奧尼爾說:“對於一個已經寫了好幾個月文章的自由職業者來說，當欣賞他們的編輯離職了，下一任編輯對這個話題不太感興趣的時候，他們就倒霉了，這一點也不罕見。”有一次在雜誌社裁員後，他用了好幾個月才等到一篇報導發表。“這種情況並不少見，我認為隨著裁員，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奧尼爾繼續說。
傑夫·韋斯（Jeff Weiss）是“韋斯的激情”（Passion of the Weiss）的創始人，也是洛杉磯新成立刊物the LAnd的主編之一。他把裁員和隨之而來的混亂狀況稱為新聞業“唯一不變的”事情。
“作為一名自由職業者，這是最糟糕的狀況之一。”他說。韋斯當時是《洛杉磯周報》的專欄作家，後來共和黨派的商人買下了這家左傾報紙，並對其進行了抨擊和改造。“每個編輯都被解雇了。”韋斯說。
覺醒
對自由職業者不公平情況似乎正在增加。“我有一種感覺，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多。”湯米·克拉格斯（Tommy Craggs）談到裁員及其後果時說。克拉格斯曾在Deadspin、Slate、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等網站擔任編輯。他注意到，過去15年來，媒體自由職業者人數呈上升趨勢，原因是他們的靈活性和支付能力。
克拉格斯指出，雇傭一名帶福利和保險的正式員工需要數萬美元，而雇傭自由職業者相對劃算。
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克拉格斯認為，當自由職業者受到裁員影響時，媒體有責任公平對待他們。他建議:“（人力資源）應該承擔起收拾殘局的責任。”
與此同時，媒體行業也掀起了一波工會化浪潮，自由職業者和他們的支持者都在思考如何才能獲得類似的保護。隨著自由職業者群體的壯大和濫用勞動力報導的傳播，有關自由職業者工作條件的討論越來越頻繁。
近年來，也的確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自由職業者不自由法案（Freelance Isn’t Free Act）”在2017年正式納入紐約市（New York City）的法律。該法案保證自由職業者的超過800美元的合約，並在30天內付清。同時為自由職業者提供了向無視這些規定的雇主提出投訴的渠道。
2015年10月7日，自由職業者聯盟（ Freelancers Union）的創始人薩拉·霍洛維茨（Sara Horowitz）在華盛頓特區白宮舉行的工人聲音峰會（Summit on Worker Voice）的會議上展示了這一法案。（NICHOLAS KAMM/AFP/Getty Images）
美國作家聯盟（National Writers ' Union）第一副主席、自由撰稿人戴維·希爾（David Hill）參與了促成該法案落實的行動，但他表示，更大的問題是讓自由職業者知道它的存在。他說:“我一直很驚訝，很少有自由職業者知道這一點。”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自由職業的孤立性。自由職業者為自己工作，這意味著我們沒有那麽多的聯繫。”
對於許多自由職業者來說，培養社區意識是至關重要的一步。自由撰稿人戴維·特納（David Turner）解釋說，自由職業者必須把其他自由職業者視為同事，而不是競爭對手。“他們和你有共同的利益，那就是得到報酬，得到更多報酬，按時得到報酬，並能夠有體面的工作條件。”
這種以社區為中心的方法，再加上像“自由職業者不自由法案”這樣實實在在的收獲，代表了當代自由職業者的一種轉變。索德伯格和韋斯覺得，實際上這是一種不得不為之的做法。索德伯格說:“我認為，有時候新聞工作者對工會的作用缺乏想象。我們都認為工會能幫助我們在被騙的時候擺脫困境，但它也確實應該且可以為許多小事出力。”
與15年前開始自由職業生涯時相比，奧尼爾感覺到了巨大的變化。他指出，自由職業者共享資源、信息和聯繫方式的組織Study Hall，是這一變化的積極體現。“儘管這可能不是一個正式的聯盟，但人們正在談論（他們的）收入，談論那些對待自由撰稿人不好的媒體時，它變成了一種臨時聯盟。”
前路漫漫
重塑工作已經開始。
安娜·科德雷拉（Anna Codrea-Rado）是一名英國自由撰稿人，也是VICE property Thump的前新聞編輯。“自由職業者的公平報酬”（#FairPayForFreelancers）運動始於一封寫給該國媒體的公開信，最初發布於2月5日，很快就得到了全國範圍內的反饋，現在已經有900多個自由撰稿人簽名支持。該活動提倡三個目標：結束“出版後付款”的做法，執行國家的滯納金繳納，以及更新老舊的支付系統。
“我不認為這三個要求有任何不合理之處，”科德雷拉說。這與她在內容行銷公司的經歷有關。內容行銷公司在提交稿件時支付自由撰稿人一半的費用，在修改完成後支付剩下的費用。
1993年，包括喬納森·塔西尼（Jonathan Tasini）在內六名自由職業者提起了版權侵權訴訟。2001年，最高法院宣布投票裁決結果為7比2，自由職業者贏得訴訟。（Mario Tama/Getty Images）
希爾指出，自由職業者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組織策略。他說:“我不認為自由職業者的組織模式是類似於以非常傳統的方式加入工會的專職作家的那種模式。我們必須找到其他方法，利用我們的集體力量來得到我們需要的東西。”
凱利強調，團結努力可以而且應該在任何地方開始，特別是在我們的社區。“我鼓勵世界各地的自由職業者開始交談，開始組織，開始思考如何發揮我們的力量。”她說。
這些努力不會總是成功的。索德伯格說:“我想我們都能理解，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但事實就是這樣。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接受它。”
人們普遍認為，進步不會一蹴而就。希爾指出，自由職業者工作條件的轉變，需要“長期的、艱難的、乏味的工作”。特納直言不諱地提出:“我們如何重塑一度存在的勞動基本基礎?”
這些都是自由職業者面臨的問題，他們試圖建立一個更加公平和尊重的工作環境——考慮到目前媒體生態系統的不平衡，這一主張的實現似乎還很遙遠。
但是，即使存在各種各樣的不利因素，社區組織和歷史仍然站在勞動者這一邊。至少，我們有必要努力克服這些困難，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
畢竟，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新聞業不太可能改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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