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清朝的皇帝們聚在一塊兒玩“扮豬吃老虎”的遊戲，笑到最後的一定是乾隆。
1735年10月8日，前一天還能處理政務的雍正皇帝驟然駕崩。國家突然失去權力中心，並沒有引發腥風血雨的鬥爭。早在雍正元年，這位皇帝就在密函中寫下了皇四子弘歷的名字。
弘歷算得上是“人生贏家”。他從小被皇祖康熙相中。父親還在為皇位擔憂的時候，他已經跟在康熙身邊接受接班人培訓了。弘歷從父親手中接過來的，是一個盛世帝國。他為這個帝國改了年號，為乾隆，寓意“天道昌鹵。
與其他皇帝相比，乾隆手裡握著一手好牌，不但國家正處於上升期，他還從父親雍正那兒遺傳了好用的腦瓜，從母親鈕祜祿氏遺傳了強健體魄和長壽基因。這不僅幫他帶領清朝攀上了康乾盛世的頂峰，也讓他在錯綜複雜的官僚體系中縱橫捭闔，如魚得水。
根據統計，乾隆年間，全國大約有兩萬名文官，七萬名武官。面對如此龐大的官僚隊伍，這位“中國歷史上最複雜的皇帝”還是有辦法把每一個臣子都牢牢捏在手裡。
英國畫家威廉·亞歷山大繪製的乾隆皇帝肖像，他並沒有獲準覲見皇帝，只是根據同伴的描述和其他官員的樣子想象而成（@視覺中國 圖）
初登皇位的“傻白甜”
和不苟言笑的“工作狂”父親比起來，初登皇位的乾隆真是太良善了。他待人接物有禮有節，臉上常帶著笑。
一開始，乾隆並不急著組建自己的長官班子，而是非常尊敬雍正留給他的老臣。對他來說，這些臣子經過父親的調教，執行力強，又老實聽話，用起來相當順手。遇到問題，乾隆總是向他們請教，言必稱“先生”“愛卿”，絕不直呼其名。其中最受重用的就是大學士張廷玉和鄂爾泰。這兩位都是幫助他榮登帝位、穩定朝野的老臣。
雍正皇帝駕崩那天，張廷玉第一個趕到，指揮宮人找到密詔副本，當場宣讀。在場的還有鄂爾泰。他因“深夜無馬，騎煤驢而奔，擁今上登極”。
登基第一天，乾隆就下令，讓莊親王、果親王、鄂爾泰、張廷玉輔政。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還將鄂、張二人封為伯爵。這此之前，這種超出品級的高含金量爵位隻賞給有軍功的大將。也在這一年，乾隆為雍正服喪期滿，恢復辦理軍機處建置，將鄂爾泰和張廷玉任命為軍機大臣。
在《乾隆朝上諭檔》中有一道諭旨，乾隆特批年邁的張廷玉可視身體情況在家辦公。張廷玉的兒子去世時，乾隆還專門賞銀一千兩給他辦喪事。鄂爾泰享受到的關照不相上下。他不僅是大學士，還是首席軍機大臣，可以說是乾隆面前的雙料紅人。
乾隆對老臣以禮相待，就連對貪官汙吏都多有包容。
上位之後，乾隆下令查明各地虧空公款的案件，“其情罪有一線可寬者，悉予寬免，即已入官之房產未曾變價者，亦令該衙門查奏給還”。簡言之，就是一切從寬處理，就算交不上罰款，也放你們一馬，那些被沒收房產的，也都一一歸還。這跟他那眼裡容不得一粒沙的父親雍正大為不同，一下子給官員們松了綁。《嘯亭雜錄》裡就說：“乾隆凡事皆以寬大為政，萬民歡悅，頌聲如雷。”
當猛虎露出爪牙
如果你就此認為，乾隆就是個凡事寬以待人的老好人，就想錯了。從一開始，他優渥對待老臣，但同時也在提防老臣的權力，不能反過來製衡自己。
因為皇帝對張廷玉和鄂爾泰的重用，一時間朝中唯這兩位滿漢高官馬首是瞻。乾隆五年四月上諭中這樣寫道：“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即侍郎、尚書中亦所不免。”
鄂張朋黨，漸成了乾隆的心腹大患。他一直想找機會敲打一下兩位老臣。正好，性情素來傲慢的鄂爾泰先撞到了槍口上。
為了博乾隆之弟弘晝的歡心，鄂爾泰主張把雍正當親王時住的王府賜給弘晝。這不但違背了雍正想將王府改為廟宇的遺願，還插手了皇帝家務事。乾隆駁回他的建議，把王府改造成了後來的“雍和宮”。
偏巧這時，鄂爾泰的兒子鄂容安和門生仲永檀密謀對付張廷玉，事情敗露，惹怒乾攏儘管他顧及鄂爾泰顏面，從寬發落了鄂黨，但也給了鄂爾泰一張“黃牌警告”：如果再犯，絕不寬恕。”
經過幾次折騰，鄂爾泰威風不再。1744年，他臥病在床，並於第二年春天病逝。乾隆還是親自登門祭奠，並準其配享太廟，入祀賢良祠，陪在先皇左右。不過，1755年，這份殊榮又被乾隆收回。鄂爾泰的門生胡中藻因一句“一把心腸論濁清”，把“濁”字放在“清”字前，落入文字獄，殃及鄂爾泰。在他去世近10年後，鄂爾泰被遷出賢良祠。
張廷玉比鄂爾泰活得久，日子也並不好過。他趕上了皇帝性情大變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歷史學界通常認為，這一年是乾隆統治由寬入嚴的分水嶺。
這一年，乾隆生命中的“白月光”孝賢皇后去世，從后宮波及前朝。在孝賢皇后的葬禮上，乾隆先是以“表現得不夠悲痛”為由收拾了兩位皇子；覺得工部造的金冊不夠精致，問罪一批大臣；處置了好幾個在皇后喪期內剃頭的大臣，指責他們不尊重皇后……這場官場大地震也波及到了張廷玉。
皇后去世後，翰林院負責寫祭文。乾隆對此相當重視，要求親自檢查。他一眼就從雞蛋裡挑出了骨頭，對祭文中用的“泉台”一詞相當不滿，認為這個詞配不上皇后的尊貴身份。於是下令把主管翰林院的大學士張廷玉罰俸一年。
作為一個丈夫，乾隆痛失所愛的悲傷尚能理解；但作為君王，乾隆這些舉動很難不讓人理解為“借題發揮”。因為前期寬鬆政治，官場怠惰之風漸起，結黨營私日益嚴重，乾隆已經憋了好幾年，是時候秋後算账了。
鄂爾泰倒台去世，張廷玉一家獨大。在朝鮮史料中甚至有這樣的記載“人皆以為張閣老在，天下無事雲”。
其實早在這年正月，張廷玉就已向乾隆提出告老還鄉的請求。乾隆並未答應，理由是先皇都許諾你死後配享太廟了，不在崗位上奉獻最後一絲光熱不足以回報如此恩情。
退休不被批準，又因為皇后祭文被罰，張廷玉惶惶不可終日。次年，乾隆看他實在沒什麽價值了，終於答應放他回鄉。滿心以為自己成功著陸的張廷玉忘了立即向皇帝謝恩。乾隆一怒之下令軍機大臣寫了一道聖旨，請張廷玉回奏。結果，還沒等聖旨發出，張廷玉便來了，可見有人提前泄密，偷偷給他傳了信兒。
不上趕著謝恩乾隆能忍，但張廷玉在朝中有這樣的黨羽支持是乾隆不能忍的。他也不藏著掖著了，直指張廷玉貢獻不夠，要收回配享太廟的恩賜。後來又因為張廷玉的兒女親家貪汙，乾隆尋了個借口將張廷玉家抄家。
在乾隆一次次的打壓中，張廷玉身心受挫，一敗塗地，張黨也隨之瓦解。此後直到嘉慶道光兩朝，清朝都沒有出現明顯的朋黨活動。對此，乾隆自己都頗為得意：“本朝綱紀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
乾隆十三年後，這位皇帝對官員愈發嚴苛。歷史學者雪珥甚至認為，在整個清朝，殺貪官最多的皇帝，就是乾攏
“在政治高端摸爬滾打了幾年，他終於掌握了專製權力運作的真諦：在專製政治中，皇帝一個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歷史學家張巨集傑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道，他認為，乾隆到中後期，已經發現，“寄希望於官員們的責任心和榮譽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而一旦他把這些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官員，定位為奴才，用官爵和財富激勵他們，同時收緊繩索，舉起皮鞭，以胡蘿卜加大棒的方式來統馭他們，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特殊的和珅
1757年，湖南布政使楊灝貪汙國庫三千余兩白銀案發。在清朝，布政使專管財賦和人事工作，也就是說，楊灝這是監守自盜。按照《大清律例》，這樣的情況，貪汙40兩白銀以上，就要殺頭。
不過，楊灝在案發後，很快就退回了贓款。新任湖南巡撫覺得他既然已經退贓，應當依法改為“緩決”，相當於今天的死緩。
乾隆知道後，大為震怒，覺得這樣處理，會形成示範效應，讓其他官員覺得，只要退贓，就可以免死，貪官們自然就沒有了後顧之憂。於是，一天裡，乾隆連下四道聖旨，要求處死楊灝，新任巡撫則被革職抄家。
乾隆的理由和憂慮，看似很有道理，但事實上，這個原則他並未遵循太久。五年後，乾隆推出了“議罪銀”制度——官員可以通過繳納“議罪銀”，減免應受的刑事或者行政處分。
這種政策忽變的背後，有一個人功不可沒，就是人們熟悉的和珅。
在18世紀的最後二十多年裡，雖然乾隆對官員管理越來越嚴苛，但和珅卻成了一個例外。儘管兩人年齡相差39歲，但再也找不到比和珅更懂乾隆的人。故宮圖書館副館長向斯甚至覺得，“他們可以說是‘精神上的愛人’，幾乎不分彼此”。
關於乾隆是如何發現和珅的，正史中並未記載，野史裡倒有4個說法，且一個比一個傳奇，歸結起來，大概是因為和珅才貌雙全。其中有一個說法是，皇帝出宮遊玩，有侍衛稟告有犯人逃脫。皇帝怒罵：“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一旁的侍衛聽不懂乾隆在說什麽，只有和珅回答：“是典守者不能辭其責耳。”
這兩句來自《論語》。乾隆沒想到區區一個守衛居然也念過《論語》。乾隆又詳細了解了和珅的家世年紀，從此對他另眼相看。
最離奇的一個說法則完全印證了乾隆的“顏控”屬性。傳說乾隆的父親雍正曾有個妃子。當年的熊孩子乾隆有一回看到妃子在對鏡梳妝，就走過去用手遮住她的兩眼。妃子不知是誰，驚慌之下用梳子打了乾隆。這件事後來被雍正的皇后知道了，她賜死了妃子。無意闖下大禍的乾隆在妃子脖子上點了紅色，作為標記，並約定：“如果魂魄有靈，20年後再相見吧。”
和珅被譽為“滿洲第一俊男”，乾隆初見他覺得似曾相識，仔細一看，甚至覺得和珅脖子上還留有紅色印記。於是把和珅視為那位妃子的轉世，將一腔憐惜愧疚移情到了和珅身上。
從這段野史之上衍生出了另一則坊間傳聞：乾隆與和珅也許有斷袖之歡。清史研究專家李景屏在著作中認為“這一點可能是真的”。她覺得當時清代取締官妓，嚴禁官員宿娼，於是官員們嫖男妓成風。身處其中的乾隆、和珅沾染上這種風氣也未可知。
少罰了兩萬兩
對君王來說，鞏固統治才是硬道理。比起各種傳說加持，他此時寵信和珅其實是出於一種需要：傅恆征戰緬甸病逝後，他要培養能替補的年輕心腹。
從1775年11月起，和珅在官場上的升遷如同搭乘火箭，往往數月就要經歷一輪升職或轉崗。他先從三等侍衛升為禦前侍衛，接著被派去軍機處當差，後又被任命為內務府總管大臣。這種速度即便是戰績赫赫的皇親貴胄傅恆都望塵莫及。傅恆從侍衛到總管內務府大臣花了2年時間，進入軍機處又用了5年，和珅隻用了不到一年。
和珅的官運之所以如此亨通，很大程度上在於他能摸透皇帝的心思，其中最得聖心的大概要數讓乾隆的錢袋子鼓了起來。提高皇帝的收入，和珅有兩樣法寶，一是抄貪官汙吏的家產，另一個就是議罪銀制度。
李景屏認為，其實早在和珅之前，乾隆就已經出了這麽個主意。乾隆二十八年前後，就有官員通過多交罰款來求取寬大處理。隻不過當時還只是偶爾為之，隨著和珅主管內務府，議罪銀制度就成了慣用方法，罰款數額也從一兩萬上升至數萬甚至數十萬。
這對乾隆來說，是筆不小的收入來源。和人們對君王的想象不同，按照大清祖製，國庫的錢由戶部掌管，只能用於國家工程，皇帝的個人花銷則由內務府負責，這才是皇帝的私房錢。私房錢來源主要有三條管道：一是出租皇家莊園和土地所獲的租金；二是通過做生意、放貸來錢生錢；剩下的就來自各地大臣的進貢。
乾隆花錢大手大腳，無論是賞賜，還是日常用度都很大。會玩的乾隆自打登基初期，就一直計劃著各種出巡活動。此外，乾隆時期還修建了不少廟宇，這些費用都是皇帝自掏腰包。在乾隆十三年的《內務府月折檔》中，7月份內務府為修繕添建雍和宮支出30000兩，到了12月，又領20000兩。在雍和宮歷次改造中，乾隆自費超過三十萬兩，而他的祖父康熙修建五台山寺廟，所費不過數千兩。
於是，乾隆經常感到錢不夠用。為了開源，他甚至還曾派內務府官員做掮客，去俄羅斯買皮貨，轉到國內出售。除此之外，又讓內務府對商人發放高利貸、出售特許商品經營權等等，可謂費盡心機。
這時候，和珅出現了，幫他建立了議罪銀制度，極大擴充了收入來源。以前官員想交罰金，一般都是充入國庫，但新頒布的議罪銀制度，準許罰金給皇帝支配，這樣一來，乾隆的小金庫就充盈很多。
正如之前乾隆怒批楊灝案提到的，這種制度，勢必會引起示範效應。這之後乾隆朝的貪腐之風，果然越來越盛。官員們甚至還發現了變相賄賂皇帝的方法，犯了一些小錯後，自己申請重罰。歷史學家張巨集傑在《饑餓的盛世》一書中就記載了一個故事，河南巡撫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趕緊向皇帝請奏，要求罰銀三萬兩。搞得乾隆都很不好意思，打了個三三折，交了一萬兩。
這個事例很好地反映了乾隆後期的官場狀態。官員們大都戰戰兢兢，謹小慎微，畢竟張廷玉因為用錯一個詞，就受到了處罰。於是，官員們不得不想方設法，結皇帝之歡心。那些上繳的罰金，官員們自然不會甘心自掏腰包，之後又會從其他地方，加倍貪汙回來。
“很多事情他管不過來，於是整個官場就處於失控狀態。”歷史學家張巨集傑認為，“乾隆朝的政治，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只有明君而沒有名臣，所有的聚光燈都打在乾隆一個人身上，其他人只能生活在乾隆的陰影裡。”在這個把集權推向頂峰的皇帝眼中，臣子不過棋子，執子的只有他一個。
●參考資料：
《乾隆與和珅》，李景屏、康國昌著，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乾隆三部曲》，高王凌著，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年
《乾隆：政治、愛情與性格》，張巨集傑，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
《饑餓的盛世》，張巨集傑著，重慶出版集團，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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