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崔永元應仔細去看劉震雲的書，然後再發言

崔永元應仔細去看劉震雲的書，然後再發言

——也說劉震雲的寫作：從《故鄉面和花朵》開始…… 

作者：笑蘊 

崔永元因《手機2》憤怒 ，情急之下口不擇言，說：“從《故鄉面和花朵》開始，劉震雲的寫作成了文化與商品的野合”。而且指控劉震雲沒有“良知”、沒有“悲天憫人”情懷、以及喪失了知識分子精神……

撇開電影《手機2》的事情不談。單說崔永元借《手機2》扯到劉震雲自《故鄉面和花朵》以降的寫作是“文化與商品的野合”，還莫名地捎帶著一連串的道德指控，這顯然是“過份了”。而且是那麽地不符事實。

指控和爭論不該是潑婦罵街，也不應該使用辱罵和恐嚇。最好的辦法是“請看事實”——

先說《故鄉面和花朵》，200萬字，作家寫了8年。書出版後，許多大家預言：讀此書的人不會超過10個，看得懂的不會超過3個。 好在事情沒那麽糟糕，終於有“看得懂”的論者站出來，指此書是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精神長篇小說”，是作家用主要精力去關注筆下人物心靈並進行深入開掘的“現代精神長篇”，是《追憶似水年華》的中國版。說《故鄉面與花朵》有商業味道，有點瞎扯了。

寫完《故鄉面與花朵》，劉震雲又寫了《一腔廢話》。20萬字，寫了三年。從文體上看，《一腔廢話》把《故鄉面和花朵》開辟的話語狂歡傾向發揮到了極致。劉震雲談《一腔廢話》的寫作時認為，職業作家要對這個語種和這個語種的想像力負責。否則我們這個語種就沒有人負責了。這才是作家存在的意義。甚至有評論家認為，《一腔廢話》拉近了中國小說和卡爾維諾、胡安·魯爾福、君特·格拉斯、福克納之間的距離。

接下來，劉震雲先後創作了《手機》、《我叫劉躍進》、《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 、《吃瓜時代的兒女們》……

與詭譎的《故鄉面和花朵》、《一腔廢話》不同，到了《手機》，劉震雲突然返樸歸真，以傳統的白描手法，幽默智慧、錐錐見血地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觀察世界的方法。主人公在電視台主持節目，以“說話”為生。他的節目以說真話見長。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卻不由自主地說著謊話。謊話和手機相連，手機變成了“手雷”。正如李敬澤所說，《手機》對我們的生活，對整個的生存狀態，提出了富有威脅的分析。

劉震雲從來沒有停下對生活中一切“擰巴”現象的思考。《我叫劉躍進》可以說是劉震雲對於這個世界上“橫七豎八的擰巴現象對於人類歷史的偉大作用”的一次形象揭示。傅佩榮說，真正的悲劇是指一個平凡人，沒有特別做好事，也沒有特別故意做壞事，卻因為命運的擺布，而陷入一種極慘的情況。劉震雲筆下的主人公恰恰如此，一個做飯的廚子，陰差陽錯卷入一場事關性命的紛爭，其中的無奈、苦難與掙扎都直指這個社會的毒瘤所在……

《一句頂一萬句》是作家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是一部關於“孤獨”的作品。出版於2009年的這部作品，以劉震雲的語言、劉震雲的視角、劉震雲的方式描述了人人心中皆有卻又筆下皆無的中國式的人類“孤獨感”。它“充溢著生命的大悲涼和生存的真荒誕”，它洗練的語言中“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構成言說的藝術，都能擰出作家的汗水”。論者認為，“這樣平視百姓、體恤靈魂、為蒼生而歌的小說自五四以來還是第一部。”

2012年，劉震雲推出《我不是潘金蓮》，再次用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刻畫了中國社會令人無奈且“思之極恐”的“生活日常”。這是一部罕見的中國式的“荒誕”小說。作家把一個農村女人的上訪故事，以自己的銳度和深度，寫成了中國社會荒謬離譜的“人間喜劇”。    他以自己對人的存在、對人的境遇、對生存本相、對社會生活的高度敏感，以及直面這片土地、直面慘淡人生的良知和勇氣，擴大了現實主義在中國的疆域和邊界。

又用了五年，劉震雲在2017年為讀者帶來了《吃瓜時代的兒女們》。這是一部被稱為“現實魔幻主義”的作品。它寫的似乎是現實，當下之現實。但它的意韻、它的衝擊力卻是魔幻的、非常的。書中的宋彩霞和現實的趙紅霞、楊開拓和“微笑哥”，以及李安邦、趙平凡都有現實的對應……然而重要的是，作家在貼近現實寫作的同時，始終沒有忘記舉起他批判的武器，始終沒有忘記作為敘事思想家的角色，他批判的鋒芒始終犀利深刻而且無所不在。

我們不厭其煩地回顧劉震雲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今的主要創作，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回答崔永元的指控。

事實證明，在劉震雲的全部創作中，一以貫之的是作家的良知、道德情懷和直面生活的批判精神……

自《故鄉面和花朵》以降，小說家一以貫之地以罕見的膽識，刻畫出這病態世界的種種醜行與敗德，一切邪惡和汙穢，揭示出這豔若桃花的膿包給讀者，並引導讀者思考造成這一切醜惡的具體環境——不管是社會的、歷史的、現實的。

這種直面當下生活、直面慘淡人生的罕見勇氣，向我們展開了一個不忍目睹的世界。

在他的小說裡，我們所能看得見的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荒誕”的不能再“荒誕”的載體，荒誕的事件比比皆是，荒誕的現象在在發生，荒誕已經成為一種常態，成為一種生活日常，以致荒誕不再成為荒誕。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劉震雲探討的人性世界與人類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無關。他筆下的人物當然生活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但決定他們作為“人”的行為的卻不是或者說主要的不是這種社會存在。是的，無論什麽樣的政治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消除個人的道德困惑，生命意義問題“我們永遠得不到答案。”

劉震雲的敘事觸角超越了社會制度的正當性爭論，他用對個體生命的專注目光深刻地注視著現代社會中破損的像聞一多描述的一堆破銅爛鐵般的個人倫理行為。他的目光所在，他的敘事思想，他的小說構成，緊緊盯著不放的乃是這個時代這個時空下個體生命的偶在與人類道德倫理的基本關係，這也是哲學意義上的現代性的基本問題。

劉震雲關注的是，一個個體生命在遭遇偶然的生存裂傷後的必然行為。小說家通過一個個人物遭遇，一個個荒誕故事，一個個黑色幽默，描述出來一個個“個體生命”的灰暗和無奈。這正是作家的良知所在，道德所在，情懷和勇氣所在。

不知道崔永元先生從哪裡看見了劉震雲的寫作是“文化與商品的野合”，是對市場和金錢的迎合，是沒有“良知”、沒有“悲天憫人”情懷、喪失了知識分子精神的表現？

我們可以理解崔永元先生關於《手機》和《手機2》對他個人生活帶來干擾的焦慮感，但我們不能理解一個公眾人物在“氣急敗壞”之下的“口不擇言”。無論怎樣，都不應該扭曲和失去一個公眾人物好不容易在公眾面前累積起來的起碼的“文明與教養”。尤其是把話題扯到完全不相乾的人們身上時，更應注意分寸和尺度。

不過我們也知道，崔永元先生的這些言論隻不過是情急之下的“一時氣話”，我們理應原諒崔先生的這種“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