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70年的減貧事業

【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解決貧困問題，帶領人民持續向貧困宣戰。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積極探索、頑強奮鬥，實現7億多貧困人口擺脫絕對貧困，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加大扶貧投入，創新扶貧方式，扶貧開發工作呈現新局面，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基礎。我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這個成就足以向世界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新中國70年的減貧史，既是不懈探索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的奮鬥史，又是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的發展史，更是持續積累中國減貧經驗和取得巨大減貧成就的輝煌史。恩格斯指出：“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在新中國70年的減貧歷史長河中，不同時期的減貧思想、減貧模式和減貧方案存在差異、各有側重，但始終相互聯繫、一脈相承，形成了系統完整的邏輯體系：從“明確貧困根源”的邏輯起點出發，沿著“解決貧困根本手段”的邏輯主線展開，依托“治理貧困科學方法”的邏輯支點深入，朝著“逐步解決貧困問題”的邏輯目標推演，即嚴格按照“發揮制度優勢——發展解放保護生產力——推行‘減貧組合拳’的綜合治理——實現全面主動減貧”的邏輯，全力推進中國特色減貧事業向前發展。

發揮制度優勢推進減貧進程

在推進新中國減貧事業的過程中，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優勢，從源頭尋找減貧的治本之策，確立了以制度為基礎的國家減貧模式。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私有製是貧困問題的總根源。資本主義制度不僅不能解決貧困問題，反而會導致貧困問題不斷深化直至矛盾的爆發。要根治貧困，必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理論上，始終堅持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減貧理論。鄧小平同志指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擺脫貧窮的問題。”在實踐中，堅持依靠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築牢了減貧事業的根本制度保障，實現了有效減貧，彰顯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

新中國成立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優勢，確立了以制度為基礎的國家減貧模式。在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中，經過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主體地位得以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得以形成，奠定了國家動員減貧的堅實制度基礎；通過土地制度改革，人民群眾掌握了社會生產資料，享有了平等的土地權利，建立了農業增產和解決溫飽進而擺脫貧困的有力制度保障；通過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團結各族人民和各個階級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形成了集中力量解決貧困問題的強大組織合力。

改革開放新時期，建立和完善相關制度，不斷促進減貧工作常態化。改革開放開啟之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進一步凸顯和發揮，常態化的減貧工作機制逐步建立。黨和國家從這一時期的具體實際出發，科學制定和實施扶貧方略，全國人大六屆四次會議將“老、少、邊、窮”地區脫貧列入“七五”計劃，減貧工作上升為國家戰略行動；扶貧攻堅計劃和扶貧開發綱要相繼頒布，減貧工作進一步落到實處；國務院成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減貧責任和領導機制正式確立；針對貧困地區的專項扶貧資金得以設立，國家級貧困縣的扶貧標準正式明確，貧困地區脫貧步伐加快，減貧重心實現了從救濟式到參與式的轉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通過制度創新加快推進減貧事業發展。新時代，黨和國家將脫貧攻堅工作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加大扶貧投入，創新扶貧方式，減貧目標、責任、考核、評估機制不斷完善，減貧工作的針對性和精準度持續提高，穩定脫貧的長效機制逐步建立，扶貧開發工作呈現新局面。黨和國家根據工作進展及時調整扶貧方略，頒布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相關政策，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扶貧方向實現了從廣泛到精準的轉變；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減貧責任體系正式建立，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扶貧的減貧責任機制開始實行，確保了層層落實和履行扶貧責任；考核貧困地區扶貧開發工作成效的考核機制開始建立，改變了傳統以考核貧困區域地區生產總值為導向的考核方式，明確了貧困地區扶貧開發的工作重點；“回頭看”和省際交叉考核等考核方式開始運用，保證了扶貧開發成果的真實有效；第三方評估的評估機制正式引入，確保了扶貧評估結果的客觀公正，在很大程度上預防了脫貧人口返貧。2016年，全國返貧人數為68.4萬人，2017年降為20.8萬人，2018年大幅下降為5.8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7%，顯示出較高的減貧工作實效。

以發展解放保護生產力為根本減貧手段

黨和國家在推進減貧事業的過程中，始終將歷史唯物主義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理論作為基本依據，力求從根本手段上破解貧困難題。這一根本手段，就是不斷發揮生產力在減貧工作中的助推作用，持續夯實減貧的物質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不斷探索和豐富了“生產力”的內涵，強調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保護生產力的辯證統一，注重依靠發展來減貧，並根據不同時期的貧困問題，實施符合國情和發展實際的減貧政策，采取有計劃有差別的減貧方式，不斷提升減貧實效。

在發展生產力中積極減貧。新中國成立初期，生產力發展水準較低，大面積災荒加劇了貧困程度，在落後的生產條件下，黨和國家減貧的重心在於提高生產力水準、擺脫貧窮落後的面貌，這一階段主要采取恢復和發展各項生產、對貧困地區進行物資輸送等措施緩解貧困。改革開放新時期，減貧的重心轉換為推動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戶脫貧致富，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支持貧困地區產業發展、鼓勵貧困地區發展商品生產、推進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到進入21世紀後的優化貧困地區產業結構、推進產業化扶貧，貧困地區產業發展迅速，對減貧工作形成了強大的支撐。進入新時代，黨中央明確把發展作為解決貧困的根本途徑，著力在構建大農業發展格局、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中加大產業扶貧力度，貧困地區的生產力水準得以提升。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減貧歷程，不僅是貧困地區的生產力獲得發展的過程，也是我國現代農業穩步發展的過程，我國的農業生產能力不斷得到提升，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得到切實保障。1949年，全國糧食產量僅為11318萬噸；1978年，全國糧食產量增長到30477萬噸；2000年，全國糧食產量增加到46218萬噸，兩億多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2018年，全國糧食產量躍升為65789萬噸，我們成功將飯碗牢牢端在中國人民自己手中，實現了用較少土地養活較多人口的中國奇跡。

在解放生產力中有效減貧。解放生產力，是發展生產力的重要前提。鄧小平同志指出：“生產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從歷史的發展來講是最根本的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生產力獲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和發展，中國不僅贏得了民族獨立，也逐步實現了經濟上的獨立，為積極消除貧困、持續改善民生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改革開放新時期，農村改革等各項改革有序推進，不合理的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發展的束縛不斷得到破除，在整體實現解放生產力和推進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貧困地區的生產力水準也得到快速提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行，確保了農民獨立自主的經營權，極大地提高了貧困人口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農產品價格改革的推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保證了貧困人口的農業收入來源；鄉鎮企業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的推行，改變了貧困人口單一依賴農業生產生存的狀況，農民可以自由從事農業生產以外的經濟活動，促進了貧困人口收入來源的多樣化。進入新時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進一步破除束縛貧困地區生產力發展的各種弊端，貧困地區的生產力水準進一步提升。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加快健全，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對脫貧的異塵餘生帶動作用逐步發揮；戶籍制度改革深入推進，農民工同工同酬等權益得到保障，貧困人口增收渠道進一步拓寬。2018年，全國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0371元，其中，人均工資性收入為3627元，已成為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增收的主要來源。

在保護生產力中穩步減貧。保護生產力，是發展生產力的重要保障和重要內容。在貧困地區生產力水準和貧困人口收入水準穩步提升的同時，黨和國家注重將發展生產力與保護生產力相結合，明確生態環境也是生產力，充分發揮扶貧的生態效益。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扶貧開發與生態保護相結合，積極推動貧困地區生態建設和資源環境保護，貧困地區生態惡化問題逐步緩解；積極發展生態農業和環保農業，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提高。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係，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我國開始樹立綠色減貧的發展理念，走上了可持續的綠色減貧道路。在保證一定脫貧速度的同時，著重提升扶貧開發的持久性和穩定性，減貧的重心轉變為在發展中促進保護、在保護中尋求發展。在扶貧開發中，堅持精準扶貧與生態保護相結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著力於實現扶貧開發和生態改善的雙贏；堅持精準扶貧與綠色發展相結合，合理利用貧困地區的自然資源和生態資源，加快推動貧困地區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著力於實現扶貧開發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的統一。

采取“減貧組合拳”綜合治理貧困

新中國70年的減貧工作始終將辯證唯物主義作為基本遵循，探尋治理貧困的科學方法。這一科學方法，就是運用發展的眼光認識和分析貧困問題，將貧困問題視為多元化、動態化的複合問題，采取“減貧組合拳”來綜合治理貧困。

新中國成立70年來，黨和國家始終根據貧困問題的發展變化，針對減貧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及時調整、創新和完善貧困治理體系，在政策設計、措施選擇、主體培育等多個方面，多措並舉、多管齊下、多方發力，打出了貧困治理的“組合拳”，減貧的質量、效率和動力顯著提升。

頂層設計與具體舉措相結合。在貧困治理中，黨和國家從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對減貧方案進行了科學設計，不僅在戰略上明確了扶貧開發的基本方向，而且在路徑上促進了減貧舉措的落地實施。其中，明確外部幫扶與內生發展相結合，外在“輸血式”扶貧與內部“造血式”扶貧相結合，保障了貧困群眾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重視扶貧開發與區域發展相結合，在區域整體聯動中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在不同時期確立了脫貧攻堅克難的關鍵區域，著力重點突破。重視扶貧開發與農業農村發展相結合，從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後注重扶貧開發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相結合，到黨的十八大後注重脫貧攻堅與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統籌，再到黨的十九大以來重視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相銜接，在堅持“三農”重中之重地位、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中，逐步推進減貧工作。

開發式扶貧與保障性扶貧相結合。在減貧過程中，黨和國家逐步確定了開發與保障的雙重目標，既將扶貧開發作為脫貧致富的主要手段，又將政策兜底作為擺脫貧困的根本保障。實行產業扶貧與專項扶貧一起抓，從新中國成立後的物資救濟，到改革開放後的產業幫扶，再到新時代的“六個精準”“五個一批”系統性舉措，在推動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同時，開展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方面的綜合扶貧，實現了多維度、多領域的扶貧協同。實行物質幫扶與精神幫扶一起抓，從新中國成立後的物質幫扶，到改革開放後的堅持開發式扶貧，提倡貧困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再到新時代的扶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增強貧困群眾依靠自力更生實現脫貧致富的意識，在保障不同時期扶貧對象基本生活的同時，強化了貧困群眾在扶貧開發中的主體作用，提升了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動力和持續發展的能力。

構建多元主體的社會扶貧體系。面對不同的減貧主體，黨和國家始終重視各主體間的協調，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減貧事業服務，不但保證了各主體各自發揮作用，而且凝聚形成了協同減貧的重要力量。這一過程中，堅持共建共治共享的減貧理念，積極發揮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優勢，引導各方在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向貧困地區投入和傾斜，推進各類各項扶貧精確對接和共同發力。堅持黨的領導，逐步建立政府主導、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減貧體系，發揮了各級黨委和政府的主導作用，動員了全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發揮了各參與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實現了扶貧主體間的高度集成和良性互動。

將消除貧困作為重要使命實現全面主動減貧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牢牢將消除貧困作為重要使命，堅持積極主動脫貧，追求全面整體脫貧。全面主動脫貧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體現了我國的國際擔當。

在減貧範圍上，我們尋求的是全面整體脫貧，而不是西方國家的短期內緩解貧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在減貧立場上，我們堅持積極主動脫貧，而不是西方國家的被動被迫減貧。抓好扶貧工作，打贏脫貧攻堅戰，解決好貧困人口生產生活問題，滿足貧困人口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這是我們的目標，也是我們的莊嚴承諾，是國內外皆知的莊嚴承諾。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牢牢將消除貧困作為重要使命，力求順利實現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攻堅目標。

全面主動減貧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對於減貧事業，黨和國家堅持從戰略高度進行總體設計，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有力地推動了減貧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國家著力解決普遍性貧困問題，在發展工農業生產的過程中，堅持貧困人口不掉隊，抓住解決溫飽問題不放鬆。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的本質得以明確，先富帶動後富的思想得以確立。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在從解決溫飽到實現總體小康跨越的過程中，貧富差距持續縮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黨和國家致力於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明確將農村貧困人口脫貧作為發展中的突出短板，著力帶動所有貧困人口實現全面小康。

全面主動減貧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在減貧工作中，黨和國家始終堅持以貧困人口為中心，從貧困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各個時期貧困戶的現實需要適時制定和完善扶貧政策。新中國成立以來，從初期救濟農村鰥寡孤獨和雖有勞動力但生活上十分困難的貧困戶，到改革開放後確定貧困人口標準保證農村貧困人口生存需要，再到新時代精準識別貧困對象開展精準幫扶，對貧困人口的幫扶力度不斷加大，幫扶範圍持續拓展；從初期幫助貧困群眾解決溫飽，到改革開放後保障貧困群眾收入增加，再到新時代確保貧困群眾“兩不愁、三保障”，貧困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顯著提升，自我發展能力穩步提高。這一過程中，不僅減貧直接效果明顯，保證了貧困群眾直接受益，而且減貧間接效果凸顯，確保了所有農民一道共享減貧和發展成果，從而持續增強了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面主動減貧體現了我國的國際責任和國際擔當。消除貧困，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世界性難題。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在奮力消除自身貧困的同時，主動承擔國際減貧責任，履行國際減貧承諾，參與和推動全球減貧合作，為全球減貧做出了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70年來，通過接連的大面積貧困救濟、大規模扶貧開發、大力氣脫貧攻堅，我國減貧成績斐然，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七成。我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通過積極開展南南合作、倡導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國支持和幫助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消除貧困，推動建立了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減貧交流合作關係，有效促進了全球範圍內的減貧合作與共同發展。其中，我國不僅在消除饑餓與貧困等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先後為120多個發展中國家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提供了極大幫助。世界銀行前行長金墉曾在2017年指出：“過去五年中國的減貧成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世界極端貧困人口從40%下降至10%，主要貢獻來自中國。”

作者：蔣永穆 盧洋（分別系四川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四川省經濟發展研究院經濟師）

《光明日報》（ 2019年07月0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