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 | 新京報記者 李永博
早上上班前，走進便利店，往包裡塞進一塊三明治；夏日炎炎之際，在店裡吹吹涼風，挑上一瓶冰汽水；又或是深夜回家途中，那一口熱牛奶和美味的關東煮……
早在上世紀中葉，城市規劃學家簡·雅各布斯就在思考都市結構的基本元素以及它們在城市生活中發揮功能的方式。通過她的觀察，各式各樣的商鋪正是城市多樣性的重要指標。時至今日，更新迭代的便利店也不再固守傳統小超市的模式，提供便利服務，融入時尚文化的都市元素。
陸銘在對話中指出，便利店的生存邏輯和盈利模式背後指向著都市人的生活需求。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總是存在一塊腹地，等待更多的社會力量來探索和發掘，利用好這些潛在機會，也是便利店的生存之道。
商鋪是街道的基本構成元素。“街區”或者“街道”，對中國人而言總是顯得有些陌生。相比於歐洲城市常見的開放式街區，我們總是覺得圍牆林立、有出入管理的封閉式小區更讓人安心。開放式街道往往不安全，這種說法有沒有依據呢？
縱橫交織的馬路組成了不同的街道。在城市發展與規劃領域，馬路的寬與窄辯論一直持續至今。高密度的城市布局究竟好不好？窄馬路交錯叢生，會不會影響城市交通的通暢？在陸銘看來，我們對於自己所生活的城市，還存在著很多誤解。
陸銘，1973年生，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包括勞動經濟學、城鄉和區域發展、社會經濟學等。作品《大國大城》獲2016新京報年度經濟類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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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的今與昔
介於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生存邏輯
新京報：傳統的便利店在當下環境中面臨了多方面的挑戰。便利店在一個城市中發揮著什麽樣的功能？影響便利店發展和盈利的因素又有哪些呢？
陸銘：便利店的核心價值在於以人為本，以人的需求為本的綜合性服務。但我們也要注意到，便利店的功能其實是有所變化的。傳統的便利店就是為了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從個體戶的小超市開始，再到類似於連鎖式的便利店。最近，你會發現一些便利店引入了文化和時尚的元素。便利店在一座城市之中的功能，對於社區建設、社區生活非常重要，可以上升到很高的層次。
影響便利店生存的首要因素是人流。光顧便利店的顧客多數都是步行前往的，這種有別於其他商店的性質決定了如果一個便利店能開下去，就必須有一定的人流作為支撐。沒有一定的人數，便利店就可能達不到盈虧平衡點。
那麽，人流的多少又由什麽來決定？首先的影響因素是人口密度，在這一點上，不同的城市之間就存在很大的差異。一個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需要達到一定的標準，在人口較少、地廣人稀的小城市是很難發展便利店的。其次，在同一座城市中，不同地區的人口密度也不同。換句話說，在城市布局上需要考慮的是街道的易行走性。上海就是比較典型的案例，由於歷史原因，上海的市中心更接近於小馬路密布的歐洲城市，市中心的人口密度非常高。但如果你前往浦東，你會發現無論是人口密度，還是街道的易行走性，都是遠遠不如浦西市中心的。
城市的發展模式也會影響便利店的生存環境，我們常說一個城市沒有活力，有時候換一種說法就是城市的規劃與發展不以人為本，沒有考慮到城市市民的需求。有些城市急於采取“封牆堵洞”的政策，客觀上會降低人口密度，惡性循環形成之後，那些合法經營的便利店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最近在城市發展中有一個時髦詞叫作“夜經濟”。24小時營業的便利店就是“夜經濟”的重要構成部分。比如上海人就喜歡講“上海的溫度”，我在凌晨兩點出門，在家附近走個一百米，就能買到我急需的東西。如果一些政策沒有以人為本，降低了街道的活動，便利店生存不下去，城市的溫度也就不在了。
電影《夜·店》（2009）便利店劇照。
新京報：在便利店的盈利模式中，鮮食服務（快餐、速食類食品）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根據一些從業者的介紹，鮮食服務是大多數便利店能夠生存下去的核心業務。但是如今外賣行業的崛起似乎對便利店的鮮食服務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陸銘：這一點我是完全認同的。每一種商業形態都會發生動態的變化。實際上，傳統的百貨店、書店、咖啡店在新的時代也在面臨各種挑戰。便利店也需要適應時代的變化。有些功能可能會被取代，有一些仍然有自身的價值。比方說，突然之間下大雨，便利店為路上行人提供的雨傘就不是快遞所能取代的。大家找工作都需要列印簡歷，便利店提供的複印機也是一項很難被取代的便民服務。
便利店的功能擴展是商家需要考慮的問題，如果有些便利店品牌可以面對衝擊，就說明這不是全行業的問題。全家、7-11等外資便利店進入中國市場後，我們發現它們就和我們以前理解的小超市的概念很不相同。這些便利店擁有優質的速食服務，會在店內放上幾個小餐桌。全家還提供自家品牌的咖啡，這些服務內容上的創新是在商家面臨時代變化後所作出的主動調整。
新京報：便利店的發展模式在不同國家的差異也是很大的。中國的連鎖便利店大多分布在一二線城市，但在另外一些國家，人流稀少的鄉村小鎮也會有很多便利店，甚至便利店能夠成為一個街區的人流最聚集的地方。
陸銘：便利店在不同國家中承擔的功能是不同的。比如，美國的便利店可以提供本屬於政府的公共服務。最近疫情期間，美國的一些超市可以提供辦理結婚登記的服務。這類的事情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國家制度框架也會影響便利店在一個城市中所承擔的功能。之前所舉的結婚登記的案例可能比較極端，但我有個大膽的設想，未來的便利店能不能為上班族提供託管孩子的服務？這樣上班族的孩子放學之後可以在便利店中做作業。
政府的公共服務只能負責一部分內容，剩餘的會交給市場。但市場提供的內容也是有限的。所謂社區的概念，就是介於政府的公共服務與純粹私人之間的環節。我把上面所提到的稱為“準公共服務”，它既是公共服務，又不是由政府或市場來提供的。作為城市管理者，需要意識到這一部分的需求是很大的，而通過政府或市場來提供並沒有優勢。這些社區層面的需求，其實都包含在便利店的生存邏輯之中。
電影《南方車站的聚會》（2019）劇照。
2
街道與小區
開放式街道不安全嗎？
新京報：便利店也是街道的組成部分。談到“街道”，這個概念在中國語境下總是顯得比較陌生。相比於國外開放式的街道，我們更習慣於用封閉式的小區來構建我們的社區模式。為什麽我們總是覺得封閉式的小區更加安全呢？
陸銘：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非常複雜。中國的城市與歐美地區的城市在歷史的起點上就有很大的不同，這裡也涉及制度的區別，比如土地的私有化。
歐洲、日本的城市從一開始就是這樣建的，城市居民各自建各自的房子，只要不突破城市的規劃就可以了，所以在一開始就不存在小區的概念，只有街道和街區。我們在建國初期流行的都是大院模式，上世紀90年代以後開始土地批租，而土地也是成片批租出去的。
歷史、制度等起點的不同，也影響到了城市規劃理念的差異。中國人傳統的觀念就認為開放意味著不安全，北京的四合院建築體現得比較明顯。如今我們的規劃理念也改變了，開始提倡開放式街區。但是普通老百姓第一個反應就是害怕，他們感到不安全，這就是觀念上的差異。
《空間的力量：地理、政治與城市發展》，陸銘著，格致出版社，2017年2月。
新京報：安全的確是大多數人選擇居住地的首要考慮條件。這次疫情讓很多人意識到封閉式小區的優勢。但就日常生活來說，封閉式小區真的比開放式街區更安全嗎？城市規劃學家雅各布斯在上世紀中期就提出過“街道眼”的概念，你怎麽看待這種說法？
陸銘：這裡所說的“安全”，大致包涵兩層含義，犯罪意義上的安全與交通出行的安全。從犯罪角度來看，認為開放式街區不安全是沒有科學依據的。
越是開放式的街區也就意味著人流量越多。所謂“街道眼”的概念，就是指街區的自我防衛機制，行人、鄰居、街邊的商家、手藝人都能充當街道的眼睛，互相監督辨識陌生人和可疑分子。一家街邊小店的燈光就能給半夜回家的人提供安全感。如今一些城市的“封牆堵洞”行為也間接地消除了很多“街道眼”。相反，在一個封閉式的小區，整個小區內居民的安全都要依賴於小區保安與監視器。但是保安會有疏忽的時候，監視器也存在著盲點。
至於交通上的安全，其實是一個管理問題。在歐洲的城市，密布的小馬路之間有著減速帶，行人道與車道也有金屬裝置進行分隔。當應有的設施完善，車速下降以後，還發生交通事故就不是街區布局的問題了。如何設計街道需要考慮生活的便捷性與城市的宜居性，這些其實屬於技術層面的管理問題。
3
馬路的寬與窄
順應人的需求，給城市“加密”
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 1927）劇照。
新京報：關於城市馬路的寬窄，你寫過文章專門討論過。在你看來，城市一般存在兩種發展模式，一種是“寬馬路、低密度”的模式，另一種是“窄馬路、高密度”的模式。這兩種不同模式對城市人的居住與生活的影響有著怎樣的差異？現在很多地方都在提倡“窄馬路、高密度”，這是否已經成為了學界的共識？
陸銘：我不能說後者已經成為了一種共識。比如這次疫情暴發之後，很多人就又開始說“高密度”城市發展模式有哪些不利因素，比如人流量大，傳染病也就更容易傳播，等等。但是城市規劃學、城市經濟學的相關研究發現，“窄馬路、高密度”的模式相比前者的確存在一些優勢。
高密度的街區往往有更多的活力。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往往伴隨著更多的路口，更多的路口意味著更多的餐館、商店、公共服務場所，消費的多樣性也會因此增多，我所做的研究結論可以支持這個觀點。
此外，與很多人的直覺相反，在給定的總人口密度高的情況下，交通擁堵度反而是下降的。在小馬路密布的地方，街道兩邊的商店和提供的服務更齊全，城市居民開車出行的需求也會因此下降。
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城市都要“高密度”的發展模式，也不是說一個城市的所有地方都要密布小馬路。小馬路與小馬路之間仍然需要寬敞的主乾道，作為城市的大動脈起到快速路的作用。
《大國大城》，陸銘著，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7月版。
新京報：由於種種的歷史原因，中國的一些城市在布局建設之初，並沒有考慮到現代城市規劃的理念。哪些舉措可以幫助這些老城區改造得更適合現代都市人的生活呢？
陸銘：其實我們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首先是要順應人的需求，給城市“加密”。我們總是認為“高密度”是不好的，但我想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如果密度是壞的，大家為什麽願意住在市中心？如果密度是壞的，為什麽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房價越貴？房價就是居民的選票，說明其實大多數人還是喜歡居住在高密度的地方。
給城市“加密”的辦法有很多，比如利用中心城區的閑置綠地建造更多的居住房，樓層也可以造得更高一些。另外，中國有些小區的規模特別大，小區內的主乾道甚至可以達到四車道。這些小區其實可以合理地劃分，比如拆成兩個小區來管理。
我們還要提升城市的包容性。如今很多城市的建設都有封牆堵洞、拆違的風潮。下一步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城市中能不能允許多種形式的建築存在，甚至包括一些臨時建築？另外，我們如何去定義違章建築？我們現在認定設計圖紙上不存在的建築都屬於違章建築。但一張幾十年前的設計圖紙往往很難再滿足當下街區的生活需求。如果一個建築雖不存在於最初的設計圖紙上，但它既不違反安全性要求，又能滿足本地人的生活需求，其實可以採用更加包容的處理方式，比如土地出讓金，甚至通過罰款的方式，讓建築本身存活下去，這些都是促進城市和街區活力的方法。
作者｜李永博
編輯｜張婷
校對｜劉軍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