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者宮崎駿：一個厭惡日本人的日本人

分裂感在宮崎駿的身上幾乎無處不在，但他總能把各種分裂處捏合在一起，變成一種沒根據沒原則的樂觀健康。正如他許多次總結的，他透過電影持續向孩子們傳達的是：“或許你尚未遇見，但這個世界上真的有許多美麗的東西，或美好的事情。”“生存在這個世界是值得的”

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359期

全文約8980字，細讀大約需要18分鐘

沒有矛盾的人估計也是無趣的人

記者：娜烏西卡確實是很有魅力的少女。

宮崎：她的胸部很大吧！

記者：是的。（笑）

宮崎：那不是為了讓她哺育自己的小孩，也不是為了讓心愛的男人抱個滿懷。我認為那樣的胸部才能給予城裡即將死亡的老爺爺和老婆婆一個溫暖的擁抱。所以，我才把她畫得那麽大。

——1984年5月

72歲的宮崎駿這次沒有罩在標誌性的白色大圍裙裡。他穿著白西服，白須白發，只有眉毛還是黑的。9月6日，站在為他退休發布會趕來的六百多名記者前，宮崎駿批評自己：之前說過好幾次退休，搞得大家都不相信了。

“但是這次……”他表情嚴肅起來：“是認真的。”

說完卻噗嗤笑出來，笑完又不好意思似的，抬手撓了撓頭頂的白發。

早在1987年，還是籌備《龍貓》的時候，他便在講座上說過自己：一邊嚷著要洗手不乾，一邊轉頭又與人談論新的影片策劃。“我自身的分裂也愈加深重。……一邊說討厭專職意識，一邊在公司中卻僅僅以才能來評價別人；一邊宣稱自己不想置言，一邊卻又頻繁地指摘日本動畫；一邊怒吼著“日本動畫，衰亡吧！”一邊卻又擔心著失業的同行；……我明知要以如今的狀況創作人性的作品，就必須忍受這非人性的現實，但卻又心安理得地成為工作之奴。”

分裂感在宮崎駿的身上幾乎無處不在。他是著名的反戰主義者，同時也是著名的武器愛好者，十幾年裡上床必看同一本收錄各式小國軍機的書，“對武器和鎧甲之類的興趣是常人的3倍左右。”童年經歷讓他曾極度厭惡日本，批評起日本來毫不留情，但出國時，他又會視日本的榮辱為己任，一再提醒同行者要注意自己的行為舉止。吉卜力工作室裡，經驗老到的員工會偷偷向新員工傳授和宮崎駿相處的秘訣：你最好不要全盤相信他今天所說的話，因為他明天說不定又會提出一個完全不同的說法。

最後，宮崎駿總能把各種分裂處捏合在一起。在導演押井守眼中，宮崎駿的可愛之處是，“他的哲學最後總是一句話：好的東西就是好，管它什麽邏輯！”而這一點讓宮崎駿自己不知該喜歡還是懊惱，因為他發現，那種雜亂無章的處世風格、與矛盾和平共處的態度，繼承自他從小以為是錯誤示範的父親。許多年後，再被問到他身上的矛盾之處，他開始回答：“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沒有矛盾的人估計也是無趣的人。”

現在，儘管看起來，他似乎已經變成他本人曾期望的“有著溫厚的白發和胡須的老人”。其實，歲月並沒有把他變得心平氣和。他說，即使他很努力地想讓自己變沉穩，卻怎麽也辦不到。

“我的內心似乎住著一個我所不知道的‘宮崎駿’。”他在67歲時寫道：“我是個在諸如凶殘的部分或是憤怒、憎惡之類的情緒部分，都比別人強上一倍的人。明明是個偶爾會陷入失控的危險境地的人，卻在日常生活中盡量壓抑住這部分，因而甚至被認為是個‘好人’。這和我的真面目是不一樣的。”

在共事近五十年的老朋友高畑勳眼裡，宮崎駿“愛恨分明、感情豐富、過度期待他人的才華、為夢想破滅而呐喊叫嚷、對他人所作所為無法坐視不理、操心成性、愛說又愛做。急性子又容易放棄，結果把一大堆麻煩事往自己身上攬；不喜歡意志力薄弱、寬以待己和缺乏上進心的人，並且把他們看得很扁，可是卻又忍不住伸出援手。……他有孩子氣的一面，天真無邪又任性率真，所以會把自己的欲望表現在臉上。可是，卻又因為有著比別人多一倍的律己、禁欲意志及羞恥心，因此經常想要加以隱藏，使得表現出來的行為顯得曲折不可測。”

變成一個厭惡日本人的日本人

從小，我心裡就有個疑問：我的出生，

是不是個錯誤？

——1998年4月

7月10日，吉卜力工作室發行了免費雜誌《熱風》的特輯“修改憲法”，工作室的三大支柱宮崎駿、高畑勳、鈴木敏夫都在裡面發表文章，反對修改《日本憲法》第二章第九條：“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5000本雜誌散到全國各大書店，幾天就發光了。吉卜力工作室又在官方網站上公開了部分文章。文章和7月20日上映的反戰主題新片《起風了》一起，讓宮崎駿收到了“賣國賊”的罵聲。

9月6日的退休記者會上，宮崎駿說：“鈴木製作人因為談論憲法一事已經受到威脅，說不定坐電車會發生危險，也不能裝作不知道。”但他也不想因此修訂自己這方面的言論。

“要是再早生一會兒的話，我大概會變成一個軍國少年。”宮崎駿在《熱風》裡寫道。比宮崎駿大6歲的主持人築紫哲也，在跟宮崎駿對談時曾描述過自己當年作為軍國少年的樣子：“戰爭結束那一年我10歲。當我發現有很多大人——尤其是一些優秀的人——對於我所堅信的非打不可的聖戰懷著疑問，覺得那是錯誤的並予以反對，或是將自己的想法寫在日記裡時，我對自己的無知感到非常的震撼。想不到過了幾十年的現在，那些人或許還在，但戰爭卻不曾停止；那個10歲的孩子現在竟然還活在如此糟糕的大環境裡，忍不住想追究上一代的責任，或說是全體的責任。”

戰爭並沒有給宮崎駿留下太過深刻的直觀印象。畢竟，戰爭結束時，他才4歲。他記得空襲，記得街道燃燒的情景，記得一點打輸了的屈辱感。

某種程度上，宮崎駿甚至算是戰爭的受益者。他的父親是“一個公開聲明不想上戰場，卻又因為戰爭而致富的男人”。當兵時，在軍隊開拔前往中國前夕，宮崎駿的父親提出要照顧老婆孩子不能上戰場，這在當時是無法想象的舉動，會被罵為“叛徒”。父親如願留下，在家族裡開的宮崎飛機製造廠擔任廠長，負責生產零式戰鬥機和其他一些軍用飛機的配件。為了大量生產，技藝未精的工人也被找來充數，生產的瑕疵品相當多，但只要用錢打通關節就不會有問題。多年以後，宮崎駿第一次在電影長片中放棄了他的幻想世界，拍攝了他的封山之作《起風了》，講述的便是二戰期間零式戰鬥機之父堀越二郎因為熱愛飛機而設計戰鬥機的故事。

戰爭帶給宮崎駿的痛苦更多是在戰爭之後。貧窮而失掉自信的日本，總說“人類無可救藥”的母親，常常述說自己在中國殺人經過的叔伯，從不為自己生產戰爭武器和生產瑕疵品產生罪惡感的父親，都讓表面看起來開朗聽話的宮崎駿，成長為一個內心纖細膽小的少年。他沉迷於戰爭故事，拚命地閱讀戰爭書籍。他想：日本人應該是戰爭的加害者；叔伯們的行為應該是錯誤的；那麽，由他們撫養長大的我，不就成了錯誤之下的產物……“我那廉價的民族主義終於被低劣的自卑感所取代，我變成了一個厭惡日本人的日本人。對中國、朝鮮及東南亞各國的罪惡感不時在我心中交戰，甚至嚴重到讓我否定自己的存在。”

他排斥父親那樣馬虎度日的“低劣現實主義者”。父親喜歡在女人堆裡打滾，知道戰爭是傻瓜才會做的事，但如果一定要打的話，那倒不如趁機撈一筆。“什麽做人的道理、國家的命運，全都與父親無關。他惟一關心的是，一家人應該要如何活下去。”

宮崎駿成為了左派，卻找不到可以舍身奉獻的地方，看到鏡中自己開朗快活的雙眼都會無地自容。他急著想要肯定自己，告訴自己要有自己的根，卻又忍不住討厭日本和日本人及它的歷史，也不喜歡日本的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即使後來從事動畫製作，也還是喜歡以外國為舞台的作品。

宮崎駿動畫角色

萬物有靈且美

光是龍貓真實存在這件事，

就可以讓小月和小梅獲得解救。

只是存在而已……

一生當中只要

遇過一次龍貓就夠了。

——1988年6月

宮崎駿重新認識和肯定日本已經是30歲之後。第一次從歐洲回來，他突然感到自己是多麽喜歡島上的草木自然。

“兒童和青少年時期最關心的事情還是女孩子，根本不可能去喜歡植物。30歲之後，看到山毛櫸枝頭長出的嫩芽，竟忍不住驚歎起它的美麗。從那一刻起我開始對植物產生興趣。”宮崎駿說。

格林童話裡，主角會睡在森林的樹洞中。宮崎駿很難想象那個畫面。因為，假如是在日本，昆蟲肯定會爬滿全身，什麽種類都有。這一刻，他會想：“啊，我果然是日本人！”

也是在30歲的時候，宮崎駿看到了中尾佐助的“照葉樹林文化論”（講述日本文化源頭的文化人類學理論，照葉樹林就是常綠闊葉林）。宮崎駿喜愛麻薯和納豆等黏性食物，年輕時最愛在明治神宮的闊葉林中散步，小時候會聽愛說故事的母親講述山梨縣的山村點滴。這些都因“照林樹林文化”交織在一起，讓宮崎駿“真正明白了自己的出身”。

“我恢復自信的原因不在於日本製造的車子和家電製品，而在於一本書給了我力量。”“發動戰爭的愚蠢日本人、攻擊朝鮮的豐臣秀吉、最討厭的《源氏物語》……當我知道自己可以跨越這些禁錮，將心底奔流的思緒與照葉樹林相連時，感覺很舒暢，真的是解脫了。”“這本書給了我一個出發點。無論是對於歷史、國土或是國家， 我都看得比以前更加清楚。”

繩文時代（日本舊石器時代後期）充滿奔放創意的土器讓宮崎駿體會到自豪。連青春期曾給宮崎駿帶來很大困擾的鼻子形狀問題也解決了，因為發現它像繩文時代人的鼻子。宮崎駿甚至稱繩文時代為日本人最幸福的時代，——“沒有國家和戰爭，也沒有充滿巫術的宗教。我想，此時代必定非常祥和，人們的個性必定善良溫厚。萬物有靈是他們最樸實的信仰。”

萬物有靈也成了宮崎駿的信仰。他迷上了樹，因為樹最能象徵這個複雜多樣化的世界。“樹不只是樹，一棵樹上有許多寄生或共生的生物。人類的時間、鳥的時間、蟲的時間，或者細菌的時間，各有各的時間觀，卻可以同時存在於一棵樹上。”

早上走進工作室，宮崎駿會跟空無一人的屋子說“早安”。他的解釋是：“這裡有人的哦，雖然我不知道是誰，不過肯定有的。”這會讓人想起《幽靈公主》中，闊葉樹林裡忽隱忽現的半透明白色小人，轉動腦袋一起發出嗒嗒嗒的瘮人聲音。

他從不在過年時前往神社參拜，因為他不認為神會存在於那樣金碧輝煌的神社裡，既然是日本人的神就應該住在深山幽谷裡。他曾帶著幼年的兒子去衝繩的山中見到最接近原始風貌的神社，拜的神體是石頭或樹。昏暗寂靜的空間裡蝴蝶到處飛舞，氛圍陰森森的。兒子嚇得直叫“好怕，好怕”。感覺好像有什麽東西存在著。

宮崎駿解釋，對日本人來說，那種“害怕”的心情其實就是對森林的一種尊敬之情——也就是所謂的原始宗教、萬物有靈。“歐洲系列的童話思想都認為光明象徵正義，黑暗象徵邪惡。我不喜歡這樣的論調。對日本人來說，神就存在於黑暗中。”“自然是混沌不明的，因為裡面一定是暗藏玄機。這個世界的現象不是一句超自然或神秘就可以解釋清楚的。這個世界並不是只為了人類才存在，所以有鬼怪之類的存在也是很自然的事。”“那樣的感覺會與自己內心深處的幽暗面相聯繫，而當那樣的感覺消失時，自己內心所存在的陰暗面也會消失，這時便能感覺負面的自我意識越來越淡薄。”

“日本人似乎不會希望神明來解救自己的靈魂。”宮崎駿說：“雖然嘴裡口口聲聲說死後要去哪裡，但其實心裡不會馬上想到西方極樂世界或是天國，反而認為在山林間或泥土裡立地成佛，才是最好的結局。”

豐饒的自然同時也可能是凶殘的自然。平時微笑的神明也可能會變成凶暴的神，“不過，一旦鎮壓之後，就會變成面帶笑容的和藹神明。我比較喜歡這樣。”宮崎駿說。也許正因為這樣，除了作為背景、面目模糊的軍隊和戰爭，宮崎駿的電影裡幾乎沒有真正的反派，反派的身上總有讓人理解的部分，有時是財富或權力帶來的貪婪或自我膨脹，有時是神靈對人類破壞自然的抗議……電影的最後，他們往往都和解或改正了。這不是卡通片或通俗電影通常的方式，《風之谷》引進到美國時，名字被改成了《風之戰士》。

宮崎駿不大喜歡被人說是環保主義者，因為萬物有靈不是為了人類著想，只是不想破壞自然。“對人類有害的就是害鳥，對人類有益的就是益鳥，這種說法很奇怪。”他在家裡不會開冷氣，不用洗衣粉，用天然肥皂絲。院子裡枯死的圓木中跑出飛蟻，太太害怕木造地基被啃壞，要燒掉圓木，宮崎駿卻說，不要燒，家裡就算被啃壞也無所謂。夫妻倆爭論的問題常常是：盆栽裡有了毛毛蟲，把葉子啃得亂七八糟，到底是該保護盆栽，還是應該保護毛毛蟲。

不過轉頭，他又會想得很開。圓木還是被太太燒掉了，那就燒掉吧。“我其實是個縱使明白地球即將毀滅也會活得開朗又快活的人。因為，我心裡雖然知道大家都會死，但畢竟現在大家都還活得好好的。”他會笑著說。

這也頗像他對待國家的態度，一邊各種憂心忡忡，一邊會說：“我是一個認為國家再糟也不會拖累我的人。也就是說，就算國家破產了，大家還是有辦法活下去。雖然我們隨便就把國家掛在嘴巴上，國家太愚昧而不圖振作時也會讓國民很難堪，可是所謂的民族也好、人民也罷，都跟國家沒有關係。”

幻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連結

從飛機上往下望，

看著日本國土的人口增加成這副德性

且到處是高爾夫球場，

心裡的感覺真糟。

一這麽想就覺得好悲觀，

可是一旦旁邊坐了一個可愛的人，

又心跳加快，一時之間，

幸福感覺又冒了出來，

而這，就是人吧。……

這兩種看似分裂的觀點不能在電影裡

合而為一嗎？

——1994年8月

給無數人帶來美妙童年的宮崎駿自己並沒有一個美妙童年，他甚至也沒有一個悲慘童年。作為兄弟姐妹中最聽話懂事的那一個，他的童年以“好孩子”的姿態平淡度過。“在朋友之中，我應該算是頗為開朗的人。但在內心深處，卻存在著一個充滿極度惶恐與恐懼的自己。”“沒有自我意識，但正因為沒有自我意識而緊張莫名。”那種只是在配合父母的屈辱感讓他非常難過。

他記得自己18歲之前，總是躲在房間裡亂吼亂叫，看那些描述恨意和不快事物的連環畫，一心一意想要忘掉一切。他真的忘掉了。他能記得初次見到蟬的眼睛有多漂亮，也記得螯蝦那呈現剪刀形狀的大螯有多感人，但是關於自己與他人那時互動的模樣，卻全部從記憶裡消失了。

“所以我後來會製作兒童動畫，其實是一種補償心理。”宮崎駿後來總結：“童年不是為了長大成人而存在的，它是為了童年本身、為了體會做孩子時才能體驗的事物而存在的。童年時5分鐘的經歷，甚至勝過大人一整年的經歷。”

在準備高考的黑暗季節裡，宮崎駿看到了日本首部長篇彩色卡通片《白蛇傳》。看完電影后，他幾乎失魂落魄地晃蕩在飄雪的回家路上，蜷縮在桌爐邊哭了一整晚，這裡面夾雜著考生的抑鬱、青春期的惶恐和少年的懷春。正在模仿憤世嫉俗連環畫的宮崎駿感覺醍醐灌頂：其實他不想畫那些，他渴望自己能夠肯定這個世界。

曾泡在藝術影院中看《修女喬安娜》和新浪潮的宮崎駿發現，那些電影“加起來也不如我對一部《摩登時代》的喜愛”。加上並不優秀的《白蛇傳》對他的意義，宮崎駿總結：“通俗作品的意義在於與它相會的那一瞬間所產生的感悟。”“觀眾是為了從現實生活的不自由中解放而走進電影院的，為了發泄鬱結，尋求自我肯定及憧憬，找回面對現實的力量——哪怕只有一點點。所以，儘管通俗作品或有輕薄，但它必須有真情流露。觀賞它的門檻又低又寬，想進去的人並不會受到阻攔，而其出口卻使人獲得極高的淨化效果。我一向不喜歡迪斯尼的作品。我認為它的入口與出口門檻都是一樣的低而寬，像是在蔑視觀眾。”

許多年後，即使拿到了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獎、威尼斯電影節榮譽金獅獎，甚至在與真人電影的角逐中拿到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宮崎駿依然認為自己拍的是通俗作品。如果說通俗可以用票房來代表的話，日本電影票房紀錄用近乎誇張的方式展現了宮崎駿的受歡迎程度——日本本土電影史上最賣座的前5部電影，有4部屬於他。儘管他自己認為，他的作品主要還是拍給孩子看的，因為“如果以為動畫可以解決大人世界裡的問題，那未免是太一廂情願的想法。”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在成人世界裡也一樣風行。

宮崎駿喜歡作家村上龍對他的評價：“我們全家都喜愛您的作品，是因為您不以人道主義為訴求。雖然您的動畫都是以完美結局來收場，但裡頭卻沒有一般所謂的人道主義。我認為人道主義是一條非常輕鬆簡單的路線，而且，還必須編織許多的謊言。現在的小孩都非常嚴苛，一眼就能夠把那種人道主義給看穿。”

即使要創造的是瑰麗和奇妙的幻想世界，宮崎駿最看重的仍是那個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連結，不能脫離“現實主義”。龐大的機械不應該僅僅是力量的象徵，它應該是主角花功夫做出來的，壞了由主角自己動手修好，或者至少也該有個設計者或技術團隊。“要畫出這部分，虛構的世界才會成真。”

來吉卜力工作室應聘的許多年輕人，被問到想畫什麽時，回答：“爆炸場面。”再問：“之後呢？”就沒有任何想畫的東西了。宮崎駿不滿意：“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人要如何生存的問題，或者是如何看待人和萬物之間的關係等這一類對人的關懷。”正如他希望機械的作用是“幫助人們從束縛中解放”。這些東西被他稱為聖誕樹的樹乾，而那些迷人的幻想是樹上的聖誕老人和發光的星星。“要是沒有葉子，或是有了葉子卻沒有枝乾，我想不會有人認為那是聖誕樹的。”宮崎駿說。

由宮崎駿親自設計的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館，位於東京三鷹市井之頭恩賜公園內，投資約50億日圓興建，佔地面積約4000平方米。自2001年10月宮崎駿博物館開館至今，慕名而來的遊客源源不絕

宮崎駿的法西斯主義

我們的美術熱衷於將太陽的光芒放進畫面裡、

描繪出空間層次、表現出世界之美。

例如，儘管慘劇正在眼前展開，

我們仍然盡全力表現出

其背後的世界之美。

對我們而言，無論是近代繪畫史、

東洋或西洋的差異、傳統或前衛的差別，

怎麽樣都無所謂。

唯有潛藏在畫面的最深處、

那個看不到盡頭的地方，

或是從畫面的框架滿出來、

向左或向右延伸的這個世界以及燦爛的太陽，

種種生物或草木或人們得以生存，

才是最重要的。

——2005年10月

中國傳媒大學教師周逵想象中的吉卜力工作室，起碼有個大大的接待室，來訪者絡繹不絕，“全世界的人都想跟宮崎駿認識吧。”2009年，他們逮著了極難得的機會採訪宮崎駿。實際情況是，如果沒人提醒，周逵差點兒錯過了東京都近郊這幢不起眼的安靜的三層小樓。

1985年，專門為宮崎駿和高畑勳製作動畫的吉卜力工作室成立。吉卜力的本意是意大利語“吹過撒哈拉沙漠上的熱風”，曾被意大利空軍飛行員拿來作偵察機的名字。又被熱愛飛行器的宮崎駿拿來作工作室的名字。1992年，宮崎駿設計，工作室自建房子，搬到了現在的地方。

會客廳的椅子墊子都是龍貓的樣子，中國記者團像坐在了一群龍貓的身上。周逵記得，工作室製作人鈴木敏夫和大家寒暄著，一旁的宮崎駿顯然不喜歡寒暄，他隨手拿了張紙，畫出一個小怪獸。

十多年前，高畑勳眼裡的宮崎駿還不是這種隻埋首藝術世界的風格。宮崎駿精力旺盛，是創作者的同時，也是“工作室的強力主宰者”。“他將因為創作而感到疲累的頭腦和雙手，移用到公司內的營運和第一線指揮等重度工作中，讓身心稍事休息。最近則以頂樓庭園和地震用廁所的發明、設計、監工等工作來讓頭腦冷卻一下。”“對我們這群普遍缺乏計劃觀念的動畫工作者來說，他真的很稀有。”

導演押井守這樣描述過宮崎駿：“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很輕鬆愉快的人，但是當討論漸漸熱烈起來的時候，他卻完全不給你留點余地，結果我被他說了很多難聽的話。”吉卜力無數次邀請押井守加入，他都拒絕了。“理由是他們管得太嚴了。……比如說，他們告訴你早上10點來，晚上10點回去，然後你得乖乖地不斷工作一年或兩年。但是在我這兒，在晚上之前沒有人來，也沒有人知道誰現在在做什麽。……吉卜力很像克裡姆林宮的翻版，宮崎先生像是主席，高畑先生就像蘇聯總統之類的，而製作人鈴木無疑是克格勃首腦。但是他們做出來的東西，和他們組織內部的真實情形卻完全是兩碼事。會聚集在吉卜力的，都是喜歡那種一致性的團結的人。……對某些人來說，它遵循著很好的秩序，但對其他人來說，那簡直是難以忍受的法西斯主義。然而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只有在這種山一般的嚴厲控制之下，那樣的電影才做得出來。”

“對一種創造性的工作來說，無政府狀態至少要比權威下的自由要好多了。”押井守覺得。

這大概也是吉卜力工作室多年來缺少接班人的重要原因。新人難得被提拔為導演，還得接受宮崎駿在現場的指手畫腳。比如《側耳傾聽》的導演近藤喜文，就因宮崎駿插手被迫改掉情節，兩人接連發生衝突，關係急轉直下。電影獲得了當年日本本土電影票房第一的成績。可是，“完成那電影后他急速地衰老。”宮崎駿說。兩年後的1998年，近藤喜文因病突然去世。

“47歲，感覺人生不是在攀登，而是渡過了奈何橋。”許多年後，宮崎駿重提起他，揉搓著臉頰，緩解尷尬似地乾笑兩聲，又沉默著低下眼睛：“很可惜。”他重重歎一口氣。

2006年，宮崎駿的長子宮崎吾朗在吉卜力工作室成為導演。作為父親，宮崎駿給他了更為尖利嚴苛的批評。

宮崎吾朗執導第一部動畫電影《地海戰記》時，宮崎駿去工作室看望，便在紀錄片裡說：“與其說不想見，不如說不想接近他。會令自己心情不好啊。”電影首映時，放到一半宮崎駿就離開了放映廳，抱怨：“就像坐了3個小時一樣。”之後該片確實遭到外界嚴厲批評。

2011年，宮崎吾朗執導《虞美人盛開的山坡》，宮崎駿看到兒子的畫就說：“那種沒有靈魂的畫，畫得再多也沒有用。”兩人對創作發生分歧，宮崎駿每天都去工作室轉悠，忍不住向導演要台本看。吾朗用沉默拒絕。父親沒把自己放在眼裡，他非常厭惡這種感覺。最終，《虞美人盛開的山坡》成為當年日本本土電影票房冠軍，並拿到了第35屆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卡通片。不知這能否讓宮崎駿滿意一些。

在提拔作畫人米林巨集昌首次導演電影《借東西的阿麗埃蒂》時，宮崎駿第一次忍住，不做任何檢查。他甚至在這一年內都故意和米林巨集昌保持距離，連路過時也盡量不去看他那邊。“這是我的節製，我絕不插手。”

一年後，離原畫截止日還有3天時。宮崎駿終於第一次似乎不經意地走向坐在導演席的米林巨集昌。宮崎駿看著導演席窗外的風景，說起自己當年坐在這的風景：“花少了不少啊，以前滿街都是花店來著。對面黃色屋子的顏色也淺了，以前是檸檬黃來著。”米林巨集昌笑著應著。宮崎駿又閑閑地走開了。某種可以被稱為傳承的東西，就含在這看似不經意的話語中 了。

（參考資料：《出發點1979-1996》、《折返點1997-2008》、《動畫大師宮崎駿》、《世界動畫電影大師》、《日本動畫的力量：手塚治蟲與宮崎駿的歷史縱貫線》、《宮崎駿雜想筆記》、《宮崎駿：思索與回歸——日本的卡通片和我的出發點》、《押井守談宮崎駿》、NHK宮崎駿系列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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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359期

文 / 本刊記者 劉玨欣 實習記者 鄭宇 葛思賢

編輯 / 鄭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