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揭開19世紀塵封的西伯利亞流放史

西伯利亞，西起烏拉爾山脈，東至傑日尼奧夫角，面積1550萬平方千米，意為“寧靜之地”。然而在一個多世紀前，這裡卻是一個有著三百多年歷史的“大型開放式監獄”。

從19世紀初到俄國革命，沙皇政權將超過100萬名各種身份的囚犯及其家人流放到西伯利亞。這裡面既有罪犯、農奴、流浪漢，也有作家、起義者、革命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寧、車爾尼雪夫斯基等近代俄國的標誌性人物也置身於這漫長的流放隊伍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死屋手記》

1849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牽涉反對沙皇的革命活動被捕，後流放西伯利亞。其著名的半自傳體小說《死屋手記》便是基於這段流放經歷所寫，敘述了他在這期間的遭遇與見聞。在《死屋手記》的開篇，他這樣寫道：“大門外面是光明的自由世界，人們都過著一樣的生活。不過在大牆裡邊卻把那個世界想象成一個無法實現的童話。這裡才是自己特殊的、無比醜惡的世界；這裡有自己特殊的規章制度，自己的衣服，自己的風尚和習慣，以及毫無生氣的死屋，這樣的生活是別處所沒有的，人也是很特別的人。我要描寫的就是這特殊的一角。”

1854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哥哥米哈伊爾的信中描述了他在西伯利亞流放時居住的鄂木斯克刑罰堡的狀況：“夏天，它無比悶熱；冬天，它無比寒冷。所有的地板都爛了，覆蓋著兩三厘米厚的汙物，人走在上面會摔倒。窄小的塗有油脂的窗戶上覆著一層厚厚的霜，幾乎在一天裡的任何時候都無法在室內閱讀。窗格上有兩三厘米的冰。天花板在滴水，到處都有煙。我們像被裝在桶裡的鯡魚一樣。”

數以百萬計的人在這段殘酷的流放歷史中受難、逃亡、抵抗又處處生活，他們改變了西伯利亞的歷史，影響了俄國後來的發展，卻被逐漸忘卻。他們之中大多數人是文盲，無法為後人記錄下自己的經歷。這漫長的流放制度究竟是如何確立與演變的，各種身份的流放者們又在其中經受了什麽？

面對這些歷史謎團，英國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高級講師丹尼爾·比爾的著作《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給出了一種答案。

《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

丹尼爾·比爾用十五個月的時間查閱聖彼得堡、莫斯科、托博爾斯克、伊爾庫茨克等地的檔案，收集一手資料。他充分使用了19世紀的新聞報導、官方報告、俄國小說、回憶錄和日記等史料，還原了從 1801 年亞歷山大一世加冕到 1917 年尼古拉二世退位這一歷史時期當中革命者和普通罪犯在西伯利亞的經歷；講述了當沙皇政權與現代世界的政治力量猛烈碰撞時，俄國企圖控制其監獄帝國的努力；追溯了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確立與崩潰。

《死屋》一書的題目正是借用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丹尼爾·貝爾在一次訪談中說，《死屋手記》這本小說所關心的很多問題都成為了他研究歷史的出發點，也為他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資料。西伯利亞也正是通過《死屋手記》才真正進入俄國乃至其他國家讀者的視野，從此成為懲罰和磨難的代名詞。

而在自己的著作中，丹尼爾·比爾將關注點延伸到了更廣泛的社會民眾上，從普通罪犯到政治激進帳子、從長官士兵到無辜百姓、從逃犯到賞金獵人，書中生動刻畫了不同身份人物的命運，為讀者呈現了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殘酷性和流放者命運的悲劇性。

西伯利亞是俄國的黑暗之心，流放制度在沙皇俄國的殖民歷程中發揮著核心作用。這一系統原本的設想是將囚犯派遣去開發西伯利亞的自然財富，並使他們在西伯利亞定居。然而實際上，流放體系分派到西伯利亞腹地的不是富有進取精神的定居者，而是貧困、絕望的流浪者。

丹尼爾·比爾認為其 “監獄殖民地”的雙重身份所固有的緊張狀態從未得到緩解，刑罰殖民從未成為西伯利亞發展背後的推動力量。相反，隨著流放人數的增加，這種制度日益成為西伯利亞發展的障礙。

19世紀末，沙皇政府把成千上萬名熱誠的革命者放逐到西伯利亞監獄、礦山和偏遠定居點。西伯利亞不再是一個防止革命蔓延的隔離區，而是成了一個傳染源。在與世隔絕和幽閉陰暗的環境當中，這些革命者進行爭論，暗自謀劃並出版政治小冊子，以激勵並協調在俄國主要城市的地下革命活動。

1917年3月，尼古拉二世退位，權力移交給臨時政府。新政府宣布實行大赦，88000 名囚犯因此獲釋，包括近 5700 名政治犯和約 68000 名罪犯。4 月 25 日，臨時政府正式廢除流放這種懲罰手段，這一被稱為專製政治象徵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崩潰了。

“全書生動描述了種種關於罪與罰、贖罪、愛和可怖暴力的驚人與悲傷故事。書中人物包括專製者、殺人者、賣淫者、英雄。這是一部絕妙的佳作。”《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西蒙·賽巴格·蒙蒂菲奧裡如是評價。

該書的中文版目前已於今年6月正式出版，該書榮獲2017年坎迪爾歷史獎大獎，曾被評為《泰晤士報》《監視者》《BBC歷史》和《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年度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