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們，出於各種不同動機（概略地說，統治者看到的是關公的“忠”，而民眾所珍視的是關公的“義”），在接受關公作為精神支柱的問題上取得了某種意義上的共識，達成了相當程序上的一致，於是就從根本上決定了關公在中國文化史上所處的特殊地位。
中國是一個盛產各類“聖人”的國度，常言道：“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狀元”，套過來講，便是“三百六十五行，行行有聖人”。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文聖”、“書聖”、“畫聖”、“詩聖”、“醫聖”、“草聖”、“藥聖”……非常自然，與之相應，也有過“武聖”。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一個歷史上普普通通的戰將高高佔據著“武聖人”的寶座，受人頂禮膜拜、馨香祝禱，他就是三國時期蜀漢大將關羽。
歷代統治者對關羽屢次加封褒揚的結果，小說戲曲對關羽濃彩重墨粉飾的效應，使得其亡靈“侯而王，王而帝，帝而聖，聖而大”，步步青雲，廟祀無限，位齊孔聖，名播天下，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受崇拜的神聖偶像之一。在廣大民間，關公的聲譽甚至有駸乎文聖人孔老夫子的勢頭。別的姑且不說，光是關帝廟就遍布於域內城鄉僻壤，在數量上遠遠超過祀奉孔子的“文廟”。而其所享受的墓葬規格，也與封建帝王的待遇相埒，建有天氣森嚴的“關林”，與文聖孔子的陵墓“孔林”並駕齊驅，交相映輝！
這種現象的發生，的確有讓人感到詫異納悶的地方。因為論資歷，關公自然不及那位“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的“兵家鼻祖”薑太公；講軍事理論建樹，關公遠遠比不上享有“百世談兵之祖”美譽、撰著有不朽軍事名著《孫子兵法》一書的孫武子；比將德，關公在那位“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矢志“精忠報國”的嶽武穆面前顯然大為遜色；言戰功，關公也根本不如“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的韓信、白起等人。總之一句話，歷史上關羽的武功並不特別顯赫，理論上也無任何建樹。可是偏偏就是他能夠加冕那頂眩目搖神的“武聖人”桂冠（指自宋代以後），這究竟是歷史的誤會，抑或系人們的昏聵？遂釀成這一啼笑皆非的局面！
要猜破這個謎底，還必須從分析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入手。只有透過中國古代儒學文化的濃重氛圍，才能夠說清楚關公崇拜現象的來龍去脈。
眾所周知，自宋代起，封建中央集權統治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思想文化上的專製也日趨嚴密。這主要表現為二程、朱熹等道學家們喋喋不休地鼓吹“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教條，使得儒學文化進一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禁錮箝製著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明清兩代，在這方面更是“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於藍”，後來居上，與時俱進。這種文化的發展演變趨勢，也勢必要在軍事領域中得到頑強的表現。因此，對“武聖人”的遴選與欽定，自然不能以戰功大小、韜略高下為主要標準，而合乎邏輯地要以封建道德的優劣作為基本評價尺度了。軍事上的建樹雖然依然是確定“武聖”身分的一個因素，但卻完全處於十分次要與從屬的地位。換句話說，當時盛行的儒家道德至上思潮，決定了“武聖人”不過是“文聖人”在軍事領域中的化身，是儒家文化傳統的特殊“傳人”。
從這個角度觀察關公的身後際遇，就可以明白他登上“武聖人”的寶座決非是偶然的。因為，他的所作所為，在最大限度上合乎儒家所提倡的封建綱常倫理的基本規範。
首先，就對儒學的基本態度而言，關公他傾心孔學，尊崇儒教，據史書記載，他平生最愛讀《春秋左氏傳》：“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三國志》本傳松之注引《江表傳》）。於戎馬倥傯之際，捧讀儒家典籍（至於能讀懂幾分，則又另當別論），儼然一派身披戎袍的“儒將”天氣。
其次，就“忠心事上”這一點講，關羽他“匡扶漢室”，以保衛劉姓江山，維護漢室尊嚴為自己的天職。在他的心目之中，“君君，臣臣”畛域分明，“尊尊，卑卑”界限森然。“冰炭不同爐，漢賊不兩立”。對於董卓、曹操之流的欺上罔君行為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而對於君權的象徵――漢獻帝和劉玄德，則是克職盡忠，尊事無貳。即使是赴湯蹈火、肝腦塗地，亦在所不辭。保獻帝，忠劉備，成為其一生的奮鬥中心，人生的意義。就是在迫不得已投降曹操的情況下，也要預設前提，所謂“降漢不降曹”，給自己的行為找台階，打圓場。真正實踐了儒家所汲汲提倡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準則，實可謂義氣乾雲，千載之後，猶蕩氣回腸，不勝凜然。
最後，就“勇”這個標準而論，關公也算得上是勇冠三軍，光彩照人。這既表現為在戰場上他出生入死，驍勇善戰，溫酒斬華雄，殺顏良，誅文醜，千里走單騎，闖五關，斬六將，水淹七軍，擒龐德，降於禁，叱吒風雲，所向披靡，號稱“萬人敵”（《三國志·蜀書·關張馬黃趙傳》），為蜀漢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更表現為他愛惜羽毛，貞守名節，敗走麥城，淪為戰俘後，能做到視死如歸，慷慨捐軀，殺生成仁。真正體現了儒家“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的“大勇”精神！
總而言之，在關公的身上，充滿了儒家所推崇的各種美德。借用文天祥、趙孟頫等人評價嶽飛的話說，就是“忠義與日月爭光”；“忠孝素根於心”。這樣千載難逢的“《春秋》義薄雲”式的“儒將”，自然為“孔聖人”在兵林中的化身，是所謂“武聖人”的最佳人選了。絕非光懂得廝殺，不知道道德操行為何物的韓信，白起之流所能比肩；也不是僅僅會玩韜略詭道手段的孫武諸人所能頏頡的。
毫無疑問，關公成為“武聖人”，也是整個社會一致心理認同的邏輯結果，是所謂“大傳統”有意積極引導和所謂“小傳統”無意識順從響應的自然產物。在上層封建統治者的眼裡，關羽乃是忠孝節義的楷模，其突出的封建道德情操，實有助於收攬人心，推行教化，穩定統治秩序，鞏固一姓江山，因此就多方加以利用，拚命予以褒揚。清代乾隆皇帝詔改關羽諡號的做法，就充分體現了這方面的信息。當年乾隆下令編纂《四庫全書》，其間曾多次下諭，囑令館臣按照“聖旨”辦事。其中有一道諭旨這樣寫道：“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諡並非嘉名（按《三國志》本傳記載關羽的諡號為“壯繆”）……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為忠義。”為了褒揚關羽，不僅追加封號“靈佑忠義神武大帝”，而且還居然篡改史書，而其立足點卻扎扎實實落在了“忠義”兩字之上。“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封建專製統治者尊崇關公的真實用心於此也就昭然若揭了。
至於普通下層民眾，也從關公身上看到了叱吒風雲、橫掃千軍的神武和大義凜然、以身殉志的風范，因而充分肯定，敬若神明。至於“桃園三結義”故事所體現的對友誼忠貞不渝，為“大義”不惜獻身的崇高情操，更與下層民眾對相互理解、相濡以沫、榮辱與共的強烈心理渴求相契切、相吻合。因為“義氣”是人們在黑暗社會裡頑強地生存下來的主要依托和動力，在法制無法保護人們權益與生命的情況下，唯獨“義”使人看到渺茫的希望，不至於完全喪失生下來，活下去的信心。就是個別具有叛逆思想傾向的文人、學者，他們對於關羽，也是備為推崇、不勝仰慕的。例如那位“不以孔子是非為是非”的明代激進思想家李贄（卓吾），就曾這樣表白過自己對關公的敬慕態度：“古稱三傑，吾不曰蕭何、張良、韓信，而曰劉備、張飛、關羽。古稱三友，吾不曰直、諒與多聞，而曰桃園三結義。嗚呼！唯義不朽，故天地同久……某也四方行遊，敢曰以公（指關羽）為逑。唯其義之，是以儀之；唯其尚之，是以像之”（《焚書》卷四）。
儒家文化說到底，是一種以統治階級利益為本位，同時兼顧各階層的需求，發揮階級調和功能的文化機制。它之所以比法家等學說來得高明，受人歡迎，就在於它的不少內涵在很多情況下能以貌似公允的姿態出現，從第三者的角度來緩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衝突，從而保持社會生活秩序的相對穩定性。即從雙方的利益關係上找到最大的公約數。這一點在關公崇拜現象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顯而易見，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們，出於各種不同的動機（概略地說，統治者看到的是關公的“忠”，而民眾所珍視的是關公的“義”），在接受關公作為精神支柱的問題上取得了某種意義上的共識，達成了相當程序上的一致，於是就從根本上決定了關公在中國文化史上所處的特殊地位。這也正是關公之所以千百年來坐穩“武聖人”這把交椅的根本緣由。換言之，關公由人到神的文化嬗變現象，系由時代所造就，也是歷史所選擇。當然，在這個過程之中，《三國演義》及有關三國戲所起的潛移默化、感化挹注的作用和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
隨著封建制度的壽終正寢，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儒學便不再佔據歷史舞台的主角，由儒學文化精神塑造而就，依附儒學綱常名教而存在的“武聖人”關公，也不可避免要喪失過去的特殊地位。於是籠罩在他頭頂上的神聖光環漸漸黯淡了，完成了由神到人的複歸。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關公完全失去了市場，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關公仍是崇拜的對象。這一點，我們只要到南方城市的許多商鋪中觀察一番便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在那裡，關公已被許多商家供奉為財神，人們乞求關公隨時顯靈保佑自己生意興隆，闔府平安。這也表明，儒家文化的傳統在我們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對其進行改造和揚棄，依然是我們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所需要嚴肅對待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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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黃樸民，男， 1958年生於浙江紹興市，1978年至1985年就讀於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文化網絡傳播研究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董仲舒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軍事史。
代表性專著有：《春秋軍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與兩漢儒學思潮》、《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孫子評傳》、《何休評傳》、《大一統：中國歷代統一戰略研究》、《道德經講解》、《孫子兵法解讀》、《黃樸民解讀論語》、《刀劍書寫的永恆：中國傳統軍事文化散論》、《大寫的歷史》（系列三種）等；曾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文獻》、《學術月刊》、《中華文史論叢》等海內外各類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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