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城市”的兆市場在哪裡？

說出來你可能不信，但是你正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最“聰明”的國家裡。數據顯示，中國是全球城市數字化和人工智能應用程度最高的國家。在數份報告的統計中，中國的數字化試點城市都超過了500個，城市治理領域的人工智能滲透率絕冠全球。

數字城市，體量巨大的“智力遊戲”

與外國的零星試點和循序漸進相比，中國的“經濟開發區”模式往往會給出很高的產業預期。工業和資訊化部在4月印發的《雲計算發展三年行動計劃》提出，到 2019 年中國的雲計算產業規模要達到 4300 億。而像武漢和重慶這樣積極推動數字化的城市，他們自己設想的讓數字城市驅動的智慧產業的規模就超過了1兆。一場體量巨大的“智力遊戲”正在中華大地上展開。

這麽大的大規模，體現在哪兒？

目前在數字城市的應用中，智慧交通和大數據安防是成績斐然的兩個領域。治理擁堵自不必說，用數字城市的理念治理交通最開始是美國人給紐約想的點子，放在中國可算是解了燃眉之急。比如說深圳市，深圳擁堵最嚴重的時候，高峰時期每平方公里汽車密度510輛，部分路段時速只有10Km／h。通過在城市交通系統中安裝監測設備，讓城市交通的情況了變成雲端能夠分析的數據。數字城市的分析結果有效地指揮了信號燈、違章拍照等等交通治理功能。以前是車看燈，現在是燈看車。根據車流安排信號。今年，深圳反而成了一線城市裡最暢通的一個。相關區域平均車速提升了15%。

而在智能安防領域呢，因為有一系列警察部牽頭的“天字頭”工程，效果就比較多點開花了。比如今年歌神張學友就因為連續有8名逃犯在他的演唱會上被抓而獲得了“逃犯克星”的稱號。事實上，根據警察機構的披露，逃犯是在演唱會附近觸發了“智能感知警務系統”，視覺識別和智能安防立了頭功。

當然，數字城市的應用遠不止這些。實際上，只要是能被計算的產業，都能用在數字城市上。天津就採用了智慧環境技術監控城市電網，通過合理分配能源，從2015年開始，每年的萬元GDP能耗都能降低6%以上。

然而，相比這些閃光點，中國各地的數字城市計劃也擺脫不了一些“中國特色”。比如規劃上重技術輕戰略，尤其欠缺整體思維和遠景思維。在中國的數字城市建設規劃裡，“城市治理”佔到了很大的比重。然而太強調“治理”極有可能導致數字城市的碎片化。因為，使用數據“治理”城市的大多是政府部門。長此以往，數據全在政府機構裡轉，甚至在個別部門裡轉，無法匯集成真正的大數據。城市的數字建設如果從這樣的思路出發，就會導致各自為政，缺乏長遠的規劃。事實上，中國的數字城市規劃中，有超過十年規劃的只有長春和大連兩個城市。而有明確的3年、5年、10年整體規劃的，也只有大連一家。

那麽，應該怎麽辦呢？事實上，應該把數字城市建設看成是是整個社會的基礎設施。對於商業和經濟的促進作用應該突破“遠程審批”、“在線辦理”等一些老的套路。把數據用起來，催生出一批能用數據解決問題的企業。比如數據分析、數據設備生產、數據整合企業、甚至是數據標注的勞務型企業。當基礎設施暢通之後，智慧經濟也就有了土壤。

當然，在城市數字化的路線上，也並不是只有華山一條路。入局的各大玩家都給出了自己的方案。Oracle和思科等IT公司就比較喜歡做功能性的整合，而BAT這類互聯網巨頭則會突出自己的運算優勢，像華為這樣的通訊巨頭就更明白搭建好數字城市的基礎設施對整個智慧產業的推動作用。比如，9月6日-7日即將在濟寧召開的“雲聚產業 數贏未來”雲產業合作高峰論壇上，華為就召集了各城市的管理者分享實踐經驗，和雲計算領域的前沿企業一起探討不同地區發展數字城市的可能性。

被忽視的“數字城市”產業鏈

提高效率是人們最容易想到的數字城市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事實上，提高商業效率只是整個數字城市產業鏈中的一小部分。

上面說過，數字城市是智慧產業的基礎設施。事實上華為有一個“黑土地”的比喻。就是當一個地區的數字化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智慧產業才會破土發芽。什麽是“黑土地”？具體來說，就是一個城市的網絡覆蓋率，互聯網和物聯網的傳輸速度，傳感器的種類和分布，數據的自由度和整合度，平台是否統一等等。這些看起來似乎都是很基礎的事情，然而恰恰這些才是衡量一個城市數字化程度的重要參數。在數字城市領域領先的赫爾辛基、阿姆斯特丹、紐約等城市也無一不是先從建設高效的數字基礎設施開始，而後才逐漸在此基礎上開展智慧產業鏈的建設。一般來講，互聯網企業傾向於輸出計算能力，所以更喜歡談應用層面的事情。而華為曾參與到全球各地的數字建設之中，不同的經歷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全局性的視角。

從全局視角來看，整個數字產業鏈的上中下遊，從設備製造和維護的工人，到數據分析和運營的工程師，再到扎根於數字產業的企業，都需要大量的崗位。台灣大學報告顯示，智慧行業會削減一些政府服務類崗位，但是會創造包括安裝、維護、協調在內的智慧型崗位。多項數字城市的功能疊加，就有可能在幾年內將就業率提高3%。

硬體拉動的是就業崗位的增長，而軟實力則真正起到助推產業的作用。說到底，數字城市是一個智慧人群長官的變革。許多城市設立了首席數據官的職位。波士頓設立了一個分析部門，而芝加哥則組建了一個數據科學小組。召集人才的目的是推動產生能夠直接服務市場的機構和部門，讓數字城市在本地解決問題，然後將解決問題的方法輻射到其他地方去。

順理成章地，更大的市場留給了數字城市的先行者們。那些率先發展了數字城市產業的城市，會獲得寶貴的“直接服務市場”的機會。也就是說，先得到經驗的人，就有機會把自己的經驗輸出給別人。

麥肯錫調查得出，全球範圍內即使是像阿姆斯特丹和紐約這樣數字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也有三分之二的太空有待提高。而中國有500個亟待數字化的城市，並不是每一個都適合北上廣和BAT的模板，區域細分和垂直是一個永恆的需求。在數字城市領域，率先走出來的二三線城市將有機會成為新的領頭羊，培育出新的獨角獸，這才是城市數字化帶來的真正機遇。

在數字城市的概念之下，高達兆的產業鏈浮出水面。在這塊智慧經濟的沃土之上，正群雄逐鹿一般快速崛起數百個新的希望之地。穿透那些被忽視的行業細節，哪座城市能夠率先衝殺出來，就有可能成為中國新經濟領域新的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