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19，第三方支付行業之變

中國的錢包製造商，太難了。

有著“中國縫製設備製造之都”美譽的浙江台州，如今已經找不到專門生產錢包的企業了。

要知道，這裡的路橋區峰江街道，在2017年之前曾有300多家箱包廠商，其中半數以上都生產錢包。

現在，要麽砍掉生產線，要麽轉型。

錢包產業的製造利潤，降至冰點。

即便是中國最大的小商品生產基地——義烏，也僅僅只有很少的人生產錢包，而且多半是外貿單，用於出口，生產要求極高，但銷量同樣在下滑。

時代在拋棄錢包生產企業時，連個招呼都沒打。沒有人能料到，打敗錢包廠商的，竟然是生產手機的。

而這，僅僅是移動支付發展洪流中，所產生的一個意想不到的影響。

高山之後必有峽谷，打敗錢包產業的移動支付也有起落。2017年，移動支付的發展開始“落”了。

站在2019年的年終回頭看，2017年是第三方支付的強監管年。這三年，可以稱得上是第三方支付的寒冬，而現在，乍暖還寒。

一

監管之變：管理到治理

2017年之前的第三方支付機構，日子過得相當滋潤。

線上有不斷增長的電商交易、發展如火如荼的互聯網金融，線下有橫掃國內的條碼支付，再加上讓支付機構“躺賺”的備付金利息，以及見不得光的黑灰產，支付機構的利潤率，並不比讓自己人都“不好意思”的銀行差。

不過，躺賺的好日子很快就到頭了。

源頭是《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國辦發〔2016〕21號），其中對於第三方支付提及了三個方面的整治：備付金管理、斷直連以及無證經營。接下來的政策組合拳，開啟了第三方支付的強監管之年，監管在行業中所刮起的風由微風陡然轉為颶風。

在2017年，僅是文件號就有響徹行業的10、209、217、281、296、248等政策，還有14、45、21等其他文件。監管範圍從上到下涵蓋了清算組織、金融機構、支付機構、收單及聚合支付機構。

文件很多，政策很多，但是中心很明確，即“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有關部署，落實國務院關於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管理的主旨也很明確，對經營支付業務的機構，要“斷直聯，清理無證經營，保證合規，繳納備付金”。

隨後兩年的政策與執行，基本遵循了上述文件的精神。

到了2019年，情況有了些許變化。互金整治工作成果顯著，網貸風險基本出清，轉型有序進行。而第三方支付已經全面完成斷直連工作，解決了多頭連接、內部黑箱操作的風險。備付金全額上繳將“灰犀牛”關入籠中。無證經營全面查處，二清、黑灰產等違法違規行為基本得到整治。

治“亂”是手段，發展才是目的。從今年陸續發布的一些政策能夠看出，支付強監管仍會持續，但主旨已經從整治轉向發展。

首批“名錄登記”企業落定、給支付機構備付金計息、促進條碼支付的互聯互通……，基於互金整治思路的“管理”逐步向行業發展的“治理”過渡。

二

市場之變：雙寡頭到三國殺

2017年，經過幾年的發展，移動支付行業已經基本被支付寶、微信兩大支付巨頭壟斷，其他的拉卡拉、蘇寧支付、快錢等機構各自割據一方。

很多人認為行業“雙寡頭”的格局或許將就此穩定。然而，互聯網經濟的模式下，從來都不缺少挑戰巨頭最後也成為巨頭的案例。

於是，並不甘心在條碼支付市場全面潰敗的銀行系支付產品來了——銀聯雲閃付以一種“王者歸來”的姿態，向兩大巨頭髮起了衝擊。

作為“國家隊”，銀聯雲閃付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因為有數十億銀聯卡作為基礎，有全部商業銀行的合作支撐，有中國銀聯十幾年的品牌背書，有打通銀行體系的“統一超級账戶”，再輔以“銀聯62節”的大力補貼，雲閃付的用戶量、交易金額都呈現指數級增長，並在交通出行、日常生活等民生領域的場景廣泛布局。截止2019年9月5日，雲閃付APP用戶數已經突破2億。支付市場格局真正的由“2+N”成為“2+1+N”，進入三國爭霸時期。

可以預見，短期內，“三國殺”的格局仍將持續。但是，在條碼互聯互通、刷臉支付、外資開放等新技術、新規範、新資本的衝擊下，行業格局如何仍然等待後來者書寫。

三

支付機構之變：買買買到賣賣賣

支付業務許可證（簡稱“支付牌照”）從2011年誕生到現在，從來都不缺乏收購與被收購的新聞。

到2014年底，牌照審批基本停止，2015年僅有兩家機構新獲支付牌照，此後牌照審批停止。總計271張支付牌照看似不少，但最有價值的“互聯網支付”牌照，卻僅有100多張。

想要獲得支付牌照，無疑只能通過股權收購的形式。牌照資源的稀缺性與互聯網巨頭的剛需，催生了支付牌照的二級交易市場，並在2016年達到頂峰，從2017年開始下滑。

根據公開信息，2015年有近10起支付機構的股權交易，2016年近20起，並在當年產生交易最高價格——30.39億元（海立美達收購聯動優勢），2017年則僅有10起左右。

以百度搜索指數對於“第三方支付公司”的熱度，更能看出市場對於支付公司關注的熱度（見圖1）。

不過當時的市場環境，更多的是“賣方市場”，支付牌照近似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巨頭們基於自身需求和對未來支付牌照放開的不確定性，紛紛打起了收購的主意。

再看2019年，支付機構的股權交易熱度雖然有所冷卻，但同樣數量不少。年初有萬輝化工收購得仕股份，近期也有PayPal收購國付寶、Wirecard收購商銀信。

看起來都是支付牌照的買賣，沒什麽不同，其實質卻已經發生了變化。

2017年是賣方市場，支付機構惜售，價格、條件不合適的情況下，自然不能成交。

2019年以來則不同，需求方由原來的國內巨頭，又新增了國際巨頭，但這並未造成支付牌照交易的供不應求。

究其原因，支付牌照的供給方增加了。經過了近3年的強監管和整治，中小支付機構面臨的經營困境，使很多人產生了“變現離場”的想法，賣牌照自然是最簡單粗暴的方式。直接交易市場已經近似成為“買方市場”。

除此之外，買牌照也可能不再是獲取牌照的唯一方式了，支付牌照放開或許成為可能。在這種心理預期下，買方自然對牌照資質更加挑剔。

四

雙向開放：走出去到引進來

2017年，在第六屆支付清算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飛以“支付產業全面開放”為主題，全面闡述了支付開放的政策、意義、原則和舉措等。

央行講話所透露出的信息，顯示著我國支付產業雙向開放的緊迫性和必要性。自移動支付發展以來，我國支付產業在“走出去”上已經小有成就。中國銀聯作為卡組織，對外不斷拓展合作國家，支付寶、微信、銀聯雲閃付基本遵從“國人走到哪，支付服務就到哪”的原則，滿足出境遊用戶的需求，在熱門的東南亞、日本、韓國等旅遊地，布局較多。

有趣的是，三者在國內的競爭同樣延續到了國外，因此也間接地將聚合支付機構帶到了國外。當然，其它如蘇寧支付、聯動優勢、首信易支付等機構同樣在細分領域有所斬獲。

與“走出去”對應的，支付服務的“引進來”卻一直缺乏實質性進展。

不過在2019年，外資終於進入支付領域。PayPal通過收購國付寶股權的形式，以商業存在的形式進入我國支付市場，隨後德國的Wirecard收購商銀信，也進入我國支付市場。

雖然國內的移動支付市場發展已經領先世界，在價格、產品上更具競爭力，但國際支付巨頭在全球的支付類牌照布局，以及跨境支付的經驗，將給支付產業帶來一個全新的競爭勢力，和打破市場格局的機會。

五

場景之變：C端消費到B端產業

如果追溯支付在B端的發展，要比2017年早的多。支付寶、微信分別背靠全國最大的電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C端的移動支付市場佔據90%以上的份額。這種很難被撼動的市場地位，使得其他支付機構或者成為它們的服務商，或者去C端之外的市場競爭。

2017年對備付金存管、互聯網金融等支付業務的整治，客觀上促進了支付機構向產業深入，由原來的僅僅提供前端清算，深入到企業採購、交易、銷售、資金管理等環節。蘇寧支付、快錢、匯付天下等支付機構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2019年以來，更多的支付機構開始探索在高速出行、公共交通、醫療衛生、政務服務等場景的支付服務優化，對於深入產業提供支付服務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這方面來看，監管的政策無疑是極其有效的。支付作為最基礎的金融服務，不管是“支付+”還是“+支付”，最重要的就是服務實體經濟，實現支付效率與安全的提升。否則，躺在備付金利息和暴利黑灰產產業鏈上的支付機構，又有什麽動力挖空心思去做又苦又累還賺的少的行業服務呢？

回顧這三年的監管，其實很多措施都是為了整治歷史發展中的亂象，促使支付業務回歸本源。例如與銀行的直連、亂連，濫用、亂放支付接口的二清，備付金的違規挪用等，這些風險都已基本解決。雖然互金整治工作將“強監管”烙在了支付行業上，但回過頭來看，又何嘗不是撥亂反正，對行業發展的糾偏。

吊詭的是，支付行業的健康發展與否通常和從業人員的處境背道而馳。

這三年，行業發展積極向上，從業人員境遇“積極向下”。從“監管不會這麽狠”到“支付沒法幹了”，再到“寧可不做，也不要觸線”，真實演繹什麽叫“心理健康的自我調節”。

業務範圍從一線城市拓展到十八線縣城的“下沉市場”，從國內到東南亞，再到沙特、尼日利亞，真的跨過了山和大海，也穿過了人山人海，走過了一個支付從業人員的“平凡之路”。

即便如此，支付機構仍然是幸福的。作為從業者，老闆不用號召不跑路，高管沒有牢獄風險，員工不用離職之後退工資。我想，這是來自於監管及時為行業降溫的最顯而易見的福利，也是移動支付之所以成為“新四大發明”之一的重要前提。

本文由“蘇寧財富資訊”原創，作者為蘇寧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黃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