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是如何在錢上 “做手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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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貨幣是商品交換的產物，同時，它也是推動人類商業交換行為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貝、鹿皮、金、銀、銅、紙幣乃至於粟帛等實物都曾作為中國古代的流通貨幣。其中，用銅鑄造的貨幣使用時間最長、流通範圍最廣。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鑄幣的國家，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晚期，就使用過金屬貨幣“無文銅貝”；周朝建立後，“周而有泉”，銅製錢幣逐漸普及。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發展，銅錢成為普通貨幣。

著名史學家呂思勉認為，古代的銅錢起初可能是由民間鑄造的，因為，最早期的銅錢重量不一，如果是國家鑄造的，重量會一致。漢文帝時代甚至鼓勵民間大商人鑄造銅錢。到了漢武帝時期，才禁止民間私鑄銅錢，地方政府也不能鑄造，一律由中央政府的上林三官負責鑄造五銖錢，流通全國，使漢帝國的幣製達到空前穩定，貨幣信用也好，而國家鑄錢的金融傳統也由此奠定下來。

隨著古代商業流通發展，對貨幣的需求量逐漸增加，受銅礦開採量的限制，官府所鑄造的銅錢無法滿足市場需求，於是，很長的歷史階段，民間也私鑄銅錢。無論是官造，還是私鑄，古人都曾經在銅錢上“做手腳”。

官方在銅錢上怎麽“做手腳”？

官府在不得已情形下，以少錢充多錢。1600多年前，十六國時期的漢國（後改稱前趙）君主劉粲政權，內政混亂，經濟凋敝，主管財政的官員動足了腦筋，“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陌”，但是，國家收賦稅依然使用以八十為一百的“八十陌”錢，這相當於國家購買支付強製壓價，在錢上面動歪腦筋，飲鴆止渴，做了個壞示範。

前趙後趙形勢圖

大同元年（535年），梁武帝下詔：“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徒亂王製，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 “九陌錢”就是指以九十充當一百使用的錢。梁武帝下這詔書的背景是當時無論官方和民間，都普遍從一串錢中抽10%出來，使得貨幣價值縮水，物價上漲。

雖然官府曾有令禁止抽錢出來，但因利益驅使，綜觀整個梁朝，銅錢“短斤少兩”之風愈演愈烈，“大同（年間）後，八十為百，名東錢；七十為百，名西錢；京師九十為百，名長錢。”（宋代王應麟《小學紺珠》）對此，官府也是默認的。

陳朝流通的兩柱錢和鵝眼錢，價值相同，但實際重量是兩柱錢重，鵝眼錢輕。看似政府省了鑄造材料，卻為貨幣市場埋下了紊亂的誘因。

中唐以後，銅錢更加缺乏，朝廷也模仿前朝政府，在錢上“做手腳”。官府實際開支以不足百錢之數為“陌”，稱為“墊陌”，其不足之數則稱為“除陌”，由唐憲宗年間主管財政的官員皇甫鎛確立，形成了一種稱為“墊錢法”的制度。唐昭宗末期，朝廷規定可流通八十充當一百使用的錢幣。

宋朝太宗時期，曾規定以七十七錢為“陌”，如同十六國時期的漢國，時稱“省陌”，錢陌足百數則稱“足陌”，實際是沿襲了唐朝的“墊錢法”。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宋代一百個錢書寫為“陌”，其意思同“百”字，是計算錢數的部門。南宋文學家洪邁的《容齋隨筆》中記述，在宋代足額一百的“陌”錢，又被形象地稱為“十十錢”。錢有足額的，自然也會有不足額的，在錢上“短斤少兩”，當時人都知道。

可見，古代官方在錢幣上“做手腳”是完全公開化的行政行為。雖然，官方以不足額錢流通市場解了一時之“渴”，卻對國家、社會貽害深遠。

宋代錢幣

民間在錢上做的“小動作”

民間“小動作”——流行扣減銅錢數量。

梁朝官方鑄造鐵錢後，民間因為取得鐵比較容易，私鑄成風，大同年間，市面上公私鐵錢泛濫，“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隋書》），相當於貨幣超發，幣值暴跌。因交易用的鐵錢數量極大，開始出現了“大額貨幣”，論“貫”計數。按照規定，“貫”是1000個錢，但是各地在錢的數量上都用幻影大法，名為“一貫錢”實際數額只是700錢、800錢，至多900錢，其中貓膩大家都心照不宣，懶得去追究。儘管政府一再要求錢數必須足額，“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

民間明目張膽地扣減銅錢數量，這跟政府的默認有密切關係。上行下效，以至梁朝末期整個金融市場失控，甚至於民間“遂以三十五為百”，抽去了65%的應付價值，這樣一來，錢的購買力可想而知，更助推了社會動蕩。

“做手腳”

沈括說北宋“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者”，意思是說北宋年間，民間繳納稅賦有沿襲前朝習慣用80個錢充作100錢結算的。其實，宋代貨幣錢陌製分為足陌製與短陌製，沈括所言的是一種省陌形式。

在宋朝初期政府是允許“短斤少兩”的，屬於短陌製的一種。 而宋代短陌製除了“省陌”外還有兩種類型: 一是行陌，二是市陌。“行陌”是各行各業自定的短陌，因行業區分各不相同；“市陌”是各地在不同情況下的短陌, 形式很多。如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中《 都市錢陌》記載：“都市錢陌，官用七十七， 街市通用七十五。魚肉菜七十二陌，金銀七十四，珠珍、雇婢妮、買蟲蟻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短長使用。” 其中，“官用七十七”是“省陌”，可以用之與官方結算；“街市通用七十五”是當時東京的“市陌”結算標準；其後，魚肉菜行、金銀行、服務業以及書寫潤格等，都有各行業的“短陌”標準。宋代的行陌、市陌，完全是民間所為，支付標準繁縟複雜，不利於商業的發展流通，對於普通百姓也是種剝削。

宋代錢幣

銅錢也有“魚目混珠”

南朝宋時，市面流通的貨幣缺乏管理，輕重不一，給交易帶來很大困難，有人特意將官鑄的銅錢進行剪、鑿，以取銅另外牟利，這些經過修剪的“殘疾銅錢”照樣混入市場流通，助長了刁滑的社會風氣。當時即有大臣建議：“若官鑄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要禁止剪鑿官方銅錢、混用殘破錢幣的非法行為，卻沒有能嚴格執行。

梁武帝時期鑄造了肉好周郭的“五銖錢”，“周郭”是指鑄錢的圓邊及其方孔都有凸起的輪廓，很精致。還鑄造了一種圓邊沒有凸起輪廓的銅錢稱為“女錢”，以這兩種錢幣作為法定貨幣。儘管官方一再重申必須用法定貨幣，但是百姓卻悄悄在市面上用前朝古銅錢，“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輕重不一、規格各異的銅錢，使得市場交易矛盾頗多。

鑄錢

陳朝流通貨幣，兩柱錢重，鵝眼錢輕，於是民間奸商將兩柱錢溶化了改鑄鵝眼錢，瞬間就得暴利。陳文帝天嘉五年（564年），朝廷鑄造法定貨幣“五銖錢”，規定“一（五銖錢）當鵝眼（錢）之十”，到了陳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年）又鑄“六銖錢”，一個六銖錢法定兌換十個五銖錢，也就是說，100個鵝眼錢才能換一個官方的六銖錢。這使得鵝眼錢的幣值更低，惡性循環，其材質更劣，混雜使用，錢幣市場亂象橫生，當時屬於陳朝的一些嶺南地區就不用錢幣，采取易貨交易，“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

北朝的錢幣私鑄也悍然成風，被大做手腳的劣幣充斥市場，軍事強悍、政治專斷的北方政權雖然也對金融貨幣管理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沒有什麽效果。隋唐時期，被做手腳的劣質銅錢也不少。

五代時期，“閩鑄鉛錢，與銅錢並行”。當時的湖南地區還鑄造錫錢，與銅錢並行流通，1枚銅錢等同100枚錫錢，起初只是在湖南境內使用，因商業來往，也流布到了中原。後唐同光二年（924年）三月，政府指出民間混用鉛、錫錢屬於非法行為：“泉布之弊，雜以鉛錫，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儘管政府禁止鉛錫錢流通，若有發現，立即沒收，但是政府的無法完全抑製商業洪流，鉛錢、錫錢在中原民間也照用不誤。還有的不法商販在流通銅錢中摻雜鐵錢、鉛錫錢混用，以次充好。

銅錢范

兩宋時期銅鐵錢並行，因銅器比銅幣值錢，遂出現很多毀錢鑄器現象，銅錢在市面上日趨緊俏，有些地方使用鐵錢，並產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元代曾鑄行過少量的銅錢，但貨幣主要流通紙幣，這在中國古代是較突出的現象。

清代銅錢製沿襲明朝制度，主要鑄行小平錢，即一文小錢。清朝民間商務中大數額的用銀兩，小數額支付用銅錢，錢、銀並行，因法令趨於嚴峻完備，在錢幣上動心思做手腳的案例日趨減少。

錢幣“做手腳”，小心遭罰

漢武帝時期，法令嚴峻，頒布緡錢令後，規定私自鑄造錢幣判處死刑，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一清查，“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資治通鑒》），而沒有查獲的私造錢幣之人更是無法計算，“犯者眾，吏不能盡誅”。

王莽新朝，對於私造錢幣和貨幣造假行為判處死刑，但是私自鑄造錢幣的利潤太誘人，頂風作案的人比比皆是，政府也只好退一步，王莽地皇元年（公元20年），政府“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官吏以及犯法私造錢幣人的鄰居如果知情不舉報，也與犯法者同罪，反觀可知，當時在錢幣上“做手腳”的現象非常普遍。

王莽減輕私鑄錢幣的刑法，貌似仁政，實際上卻助長了更多人謀取暴利、作奸犯科之心。“（王）莽既輕私鑄錢之法，犯者愈眾，及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女子步，以鐵瑣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

王莽所鑄契刀五百（長得太像我們現代的鑰匙了~）

後唐天成年間，不法商販在流通銅錢中摻雜鐵錢、鉛錫錢，政府一再重申：“應中外所使銅錢內鐵鑞錢即宜毀棄，不得輒更有行使。如違，其所使錢不計多少，並納入官，仍科深罪。”（《五代會要》）

綜觀史料，官方對民間私鑄錢幣的管制以隋朝初年最成體系。

隋文帝統一南北建立大一統的國家後，除舊布新，對流通貨幣也進行了改革。“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隋朝初期鑄造的新錢非常精美，“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隋書》）為了防止奸商私自鑄造錢幣偷工減料，隋文帝下令在各個城門關口展示100個隋朝新銅錢作為樣式，經過的客商人等，查驗身上所帶錢幣，將之與政府新錢幣對照，“勘樣相似，然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為銅，入官”。——看來，隋朝早期，即便是私自鑄造的銅錢，只要樣式、重量與官造的錢幣一樣，也就可以堂而皇之流通市面了。這同當時技術有關，因為除了對樣式與重量進行比照外，也沒有更好的防偽措施了。

隋文帝重鑄五銖錢後，一再嚴令禁止南北朝時期流通的形式各樣的劣幣。但是，市場那麽大，帝國政府無法對每一場交易都監督到位。於是，中央政府將這個推行新錢的任務下壓給地方政府，直接跟地方長官的經濟效益掛鉤，命令：如果地方還在使用以前的舊錢、劣幣的話，一經查到，縣令扣減半年的俸祿。又經過一年多時間的嚴令推行，五銖錢得到了普及使用，“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

楊堅所造之隋五銖（楊堅果然很有一套）

舊問題解決，新問題又出現了。因為當時鑄造五銖錢，都要摻雜一些錫、鉛，這兩種金屬比銅要便宜很多，於是，在鑄造時摻入多少錫鉛，成為牟利多少的關鍵，私商鑄造，追求利潤第一，從外表和重量上看，錢幣符合政府標準，但其中的含銅量卻大大降低了。

最大的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商人鑄造錢幣做手腳不是要用錫、鉛麽？隋文帝時期規定：“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采取。”從材料源頭上掐斷奸商做假的條件。然而，暴利之下，偷工減料的錢幣難以禁絕，隋帝國乾脆“一刀切”，不許私人再鑄造銅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隋書》），而且執行起來相當嚴厲，一些頂風作案，鑄造、使用劣錢的人甚至被處死，這一措施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數年之間，私鑄頗息”，此後的整個隋文帝時期，帝國的金融市場、商業市面都平穩有序地走向繁榮。

好景不長，楊廣登基後，內政混亂，一些豪強又開始私鑄錢幣，變本加厲地做手腳，“錢轉惡薄”，隋朝開國皇帝煞費心力整頓出的漸上正規的貨幣流通市場，一時之間變滅殆盡，錢幣造假更加觸目驚心，原來國家規定“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偷工減料為一千個錢隻重二斤，還有的甚至驟減到一斤。最駭人聽聞的是，民間刁滑之人剪鐵皮，“裁皮糊紙以為錢”，夾雜在官方銅錢中濫竽充數地使用。這樣做了手腳的錢幣，一是不容易發現，二是即便有人在一堆銅錢中發現了幾個這樣的“紙銅錢”也沒有辦法，如此情形下，夾雜在官銅錢中的“紙銅錢”越來越多，實在不像樣子，造成隋朝末期市場混亂，“貨（幣）輕物貴”，民不聊生，引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最終帝國滅亡。

隋朝疆域圖

政府既有嚴懲措施，為何在錢幣上做手腳一直都有市場？

最主要的原因是，鑄造不符規製的錢幣有大利可圖。同時也跟古代開採不易，銅礦、銅原料極少有關。再者，還跟官方規定的流通貨幣銅錢不能滿足社會交易的需求量有大關係。所以，我國古代社會很多時候，都是雜用各種錢幣、實物，乃至於外國錢幣，作為交易結算的，官方也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法，常常默認。著名文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就指出：“歷代亦從未注意於民間貨幣的足不足，而為之設法調劑，所以貨幣常感不足於用。”（《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