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天凱哈佛演講：貿易是為了互利 戰爭將導致兩敗俱傷

非常榮幸應邀訪問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中心創辦60多年來，不僅成為美國，而且成為全世界最傑出的中國研究中心。

我們非常感謝中心各位專家學者多年來作出的積極努力。中美關係發展過程中的許多關鍵人物，例如費正清先生、今天在座的傅高義教授，以及基辛格博士、布熱津斯基博士等，都同哈佛大學和費正清中心頗有淵源。我今天下午能到這裡演講深感榮幸。

不久前，費正清中心出版《中國問題》一書，提出了關於中國的36個重要問題，這些問題很可能塑造美國未來的中國觀。對這些問題，我並沒有現成的答案。但是我非常讚同宋怡明教授在該書前言中所說：“正如美國對華貿易存在赤字，美國對中國的理解也存在赤字。” 當然，對於這個赤字，並沒有相應的“順差”。儘管有人在拿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說事，但我認為美對華“理解赤字”更為重要，也更難平衡。如果我們不全力以赴地減少“理解赤字”，那麽它將給中美關係帶來長期的負面影響。

我們必須共同努力，促進兩國之間更準確、更深入、更符合實際的相互理解，這不僅是中美兩國，也是全世界的利益之所在。我希望我們今天的討論能為中美雙方增進相互了解、減少“理解赤字”盡一點綿薄之力。

剛才，宋怡明教授全面清晰地勾勒了中美關係。我想先談談自己對中國和中美關係中一些根本性問題的思考，之後在問答部分再談幾個具體議題。

首先，我想談談中國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我願向大家推薦習近平主席的兩次重要講話：一是去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二是上周在博鼇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的主旨演講。

在十九大報告中，習主席明確了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目標，即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我們將在此前的2020年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4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我們將在2050年到來時，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中國未來幾十年實現中國夢和國家現代化的發展藍圖。

在近日博鼇亞洲論壇的主旨演講中，習主席總結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和取得的成就，指出改革開放成就了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明確了中國將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改革開放，這一點不會受到任何外部壓力和影響的左右。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將越開越大，這是中國作出的戰略抉擇。習主席在會上還宣布了一系列擴大開放的重要舉措。我認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麽，中國要做什麽，已經十分清楚了。

在談到中國的發展目標和戰略時，國際社會非常關注 “新時代”一詞。“新時代”意味著什麽？我認為,“新時代”意味著中國進入新的更高水準的發展階段，意味著我們要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努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因此，當前我們更重視的是發展品質，而不是數量；是人民的獲得感，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速；是按照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推進全面發展戰略，而不是隻盯著狹義的經濟增長。因此，“新時代”最主要的內容是我們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是中國國內的發展，而不是搞地緣政治或地緣戰略。

當然，“新時代”也包含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內容。因為中國要發展，就要順應世界潮流。中國只能在開放而不是封閉中實現發展，也只能在和平繁榮的國際環境中實現發展。我們沒有稱霸世界的計劃，也無意用中國的“新時代”取代美國的“舊時代”。

我認為，“新時代”意味著中華民族這一古老的文明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時實現現代化；“新時代”意味著人類五分之一人口將擺脫貧困，過上更美好的生活；“新時代”意味著一個自尊自豪的大國將重回世界舞台中央——不是為了挑戰或取代任何人，而是要擁抱世界，為全人類作出新的貢獻。

這就引出了我所要講的第二點：中國和國際秩序。

我們認為，當今世界正經歷大發展大調整大變革，科技進步和工業革命給我們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人類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但一些國家國內以及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卻在加大。世界總體保持了和平穩定，但一些地區和國家仍處在武裝衝突和戰爭的陰影之下。主要大國之間雖然沒有爆發重大或直接戰爭，但互信嚴重不足。人與人之間聯繫更加緊密，但隔閡也在加深。世界正面臨諸如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氣候變化、疾病、自然災害等全球性挑戰。深化多邊合作、改善國際治理的需求正在上升，但多邊國際組織的作用卻面臨被弱化的危險。

沒有任何國家能單槍匹馬應對這些挑戰，也沒有任何國家能在孤立中實現繁榮。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如此需要國際合作，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合作。這就是為什麽中國提出了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設想。中國將繼續為促進世界和平、實現共同繁榮、維護國際秩序作出自己的貢獻。

在國際秩序問題上，近來有人指責中國意圖顛覆現行國際秩序，是所謂的“修正主義國家”。我認為這完全是對中國的誤解。所謂國際秩序，是指二戰以後建立的以聯合國系統為中心、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確立了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如各國主權平等原則、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不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原則、尊重各國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原則、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等。

中國在恪守上述原則方面保持著良好記錄。中國一貫反對在國際關係中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除非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根據《聯合國憲章》作出的授權。中國一貫主張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國際爭端。我們在處理包括朝核問題在內的諸多國際地區難題時，始終堅持上述原則並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我們將繼續呼籲尊重所有聯合國會員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獨立，並為弱小和貧窮國家仗義執言。

與中方做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些國家屢屢違反上述原則，頻繁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侵犯其他聯合國會員國的主權。他們在未獲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甚至不顧安理會成員國的明確反對，執意發動戰爭，打著“人道主義乾預”和“保護的責任”的旗號，使一些地區陷入混亂、生靈塗炭。

《聯合國憲章》開宗明義地指出：“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過去70多年，我們是否真正做到了？我們能否使我們這一代及子孫後代免於戰禍？這還是個未知數。

遺憾的是，正是那些一再違章的人反而對其他國家橫加指責，企圖給他們貼上“修正主義國家”的標簽。坦率地說，這些人應該有一點兒羞恥感。現在是再次回顧並重申這些基本原則的時候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國際秩序更加合理、有效。

穩定的大國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對維護和加強國際秩序至關重要。明年初，我們將迎來中美建交40周年。孔子說“四十不惑”。但事實上，人們在許多問題上仍然時常感到困惑。要處理好中美關係這一重要的雙邊關係，我們需要消除一些困惑。

首先，中美關係40年發展給兩國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也為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穩定和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冷戰時期兩次最大的“熱戰”都發生在亞洲，但今天亞太地區總體保持和平穩定，甚至朝核問題也總體可控。不僅如此，中美共同推動亞太地區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之一，我們還共同克服了上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和約10年前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過去兩年亞洲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三分之二。我認為，中美兩國在這一過程中功不可沒。

當然，美國采取對華接觸政策的目的是服務於自身利益。正如尼克松總統第一次訪華時對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說的，“我是為了美國利益而來的”。一個良好的中美關係有利於兩國人民。隨著兩國關係的發展，雙方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正在日益擴大。中美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有許多國際和地區問題及全球性挑戰需要我們共同面對和推動解決。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促進全球經濟增長與繁榮，符合我們兩國的共同利益，也是我們兩國對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

與此同時，中美兩國都有各自重要的國內議程需要完成。一個穩定牢固的中美關係有利於我們更好地實現各自國內發展目標。

當然，中美之間的確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們的競爭遵循基本的國際準則，只要這種競爭以公平、建設性和相互促進的方式進行，那麽這樣的競爭就符合兩國的長遠利益。對中美這樣的大國而言，我們的競爭實際上主要不是圍繞國際問題，而是各自的治國理政。如果我們能把各自國家治理好，沒有人能夠威脅或改變我們；但是如果我們連自己的國家都治理不好，那麽也沒有人幫得了我們。

中美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國家，在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發展階段等方面都存在差異，兩國之間存在一些分歧和問題是自然的。但是我們應對這些分歧加以區分。在涉及主權和領土完整、國家統一的問題上，中方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余地，這是一條紅線。在經貿問題上，我們應該在相互尊重基礎上通過對話協商，妥善、平衡解決雙方關切，實現互利共贏。近來有很多關於中美之間可能爆發貿易戰的討論。我想強調：貿易是為了互利，戰爭將導致兩敗俱傷，貿易戰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會摧毀貿易往來。

展望未來，中美關係既面臨機遇，也面臨挑戰。中美關係未來如何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今天選擇以何種心態去看待自身、看待世界、看待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的中美關係。如果我們任由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支配我們，那麽目之所及都是陷阱和陰謀。人們甚至會對“一帶一路”這樣積極的新倡議、對語言學習等文化交流產生疑懼，會無端地認為別人的夢想就是自己的夢魘。如果我們抱持更積極、更合作的心態，我們就能洞悉新趨勢、抓住機遇，並將挑戰化為機遇，為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不久前，我讀了微軟首席執行官薩蒂亞·納德拉寫《刷新》一書。他在書中提出，擁有積極的心態和學習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書中所倡導的開放、積極和前瞻性的態度給我很多啟發。或許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我們也應該點擊“刷新”鍵，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21世紀的世界新形勢和新趨勢，從而共同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否則，說不定哪一天我們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從1981年我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至今，我作為留學生、聯合國職員和外交官，已先後在美國生活了11年。我在美國學到的東西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的生活、工作以及我對世界事務的看法，對我產生的影響是積極正面的。然而近來，我卻開始感到困惑。我問自己，現在的美國還是我以前認識的那個開放、自信、樂觀的美國嗎？我在華盛頓找不到答案，於是今天我來到了哈佛大學，相信你們會給我一個答案。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