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兼收並蓄終寬闊

　　意見領袖 | 秦朔

　　厲以寧先生2月27日去世。1993年，我隨反映廣州改革開放15年的電視專題片《南方的河》攝製組到厲先生家中採訪，當時我負責打電話聯絡，採訪是時任新華社記者的王志綱老師做的。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厲先生，30年前的事了。

　　過去就很喜歡厲先生寫的詩詞，最近回看，覺得更能體會其中的意涵。

　　他在1955年大學畢業時的自勉中寫道：“兼收並蓄終寬闊，若谷虛懷魚自遊。”在1980年改革初起時寫道：“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陳規當變終須變，留與兒孫評短長。”

　　在1981年遊青城山時寫道：“緩流總比急流寬”“疏導順情國自安”。在1996年為《轉型發展理論》一書出版寫道：“邊城集鎮荒丘，大山溝，多半見聞來自廣交遊。下鄉怨，下海戀，下崗憂，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樓。”

　　腦子裡想著這些詩詞，對眼前看到的一些經濟、產業現象，也有了新的認知。

　　我一直為生產性創新和高質量發展鼓與呼，做過很多相關調研和報導。

　　與此同時，我也寫過《高質量發展與低門檻創業可否同行？》等文章，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超大規模且各地差異很大的經濟體，如同金字塔，固然需要高大上、高精尖、高科技的東西在最上面引領，也需要與14億人日常生活緊密關聯的大量製造活動、服務活動作為基座。

　　我反對那種動輒就把傳統產業視為低端的觀點和做法，認為很多傳統產業乃是基礎產業，是永遠存在的。傳統不是落後，恰恰要去傳承，只是如何不斷提升其品質、水準的問題。也有的傳統產業有這樣那樣的不足，如綠色環保方面有欠缺，確需升級，但這也有一個過程，不能操之過急。

　　就說農業，很傳統，就沒有高科技嗎？有的是。

　　比如，中國人愛吃雞，但白羽飼料雞的種源長期全部依賴進口，國家每年需要的種雞量大致為五六千萬套。實現種源自主，就要突破關鍵技術。去年中國農業科學院已經成立了白羽飼料雞研究中心，他們自主育成的幾個白羽飼料雞的新品種也通過了國家審定。

　　種豬也有類似問題。我國本土種豬的市場佔有率只有百分之幾。2020年國家進口種豬超過2萬頭，主要來自法國、丹麥、英國、加拿大等國。引進一頭種豬，加上運輸費、隔離費等，平均要4萬元左右。要解決這一“豬芯片”的問題，需要足夠的技術投入、政策保障和專業人才支撐。

　　我國在雜交水稻、緊湊型雜交玉米的育種上國際領先，但蔬菜種子的差距就很大。過去有所謂“外國種子論粒賣，國產種子論斤賣”之說，說的就是兩種種子間的差別。

　　還有農業機械的問題。《瞭望周刊》前年刊文，援引江蘇大學收獲裝備研究院執行院長李耀明的觀點，指出“我國農機與歐美日有近30年差距”。教育部等編制的《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預測，到2025年，農機人才缺口將達44萬人，在“中國製造2025”十大重點領域中缺口比例最高，超過60%。為何缺口這麽大？一個原因是，“招生的時候，不少家長、學生聽到‘農’字就搖頭”。

　　人們之所以“聞農而避”，是不了解農業也大有可為，比如可以走一二三次產業融合發展之路，即日本、韓國所說的，把農業做成“六次產業”。這裡的關鍵是延伸產業鏈，通過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創意設計、價值提升，實現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等等。

　　中國式現代化，是方方面面的現代化。農業、工業、服務業都要現代化。如果腦子裡隻裝著半導體、新能源、生物醫藥、區塊鏈、元宇宙等等，政策都向這樣的高地傾斜，忘了農業也是科技大顯身手的舞台，是非常偏頗的。

　　兼收並蓄終寬闊。高質量發展也是協調發展，均衡發展，不能顧此失彼，厚此薄彼。

　　在現實中，很多地方還是習慣在產業規劃和產業發展中追風口，趕新潮，“喜新厭舊”，甚至不顧自身條件，一窩蜂而上，最後留下一地雞毛，而本地原有的基礎產業因為不受重視，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

　　科創是當今重大主題，每個地方都應該用科創思維審視自己，讓科創成為帶動現有產業發展的內生力量。但這不等於，每個地方都要去搞硬核科技和先導產業。

　　以生物醫藥產業為例，對各地政府工作報告的不完全統計顯示，全國已有29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將醫藥製造業、生物產業列為優勢產業、優先發展產業等，399家國家級產業園區（國家級高新區169家，國家級經開區230家）有超過一半將生物醫藥作為重點發展方向。

　　其實發展生物醫藥產業很不容易。生物醫藥產業是蘇州的“一號產業”，蘇州是全國的第一梯隊。前不久我到蘇州學習交流，得知2022年蘇州生物醫藥產業實現了規上工業產值2188億元，企業超過3800家，其中規上企業569家，市級以上專精特新企業39家，上市企業32家，蘇州生物醫藥及高端醫療器械集群入圍了國家先進製造業集群。

　　蘇州生物醫藥產業園（BioBAY）2006年從蘇州工業園啟航，17年沿著一個方向前進，一張藍圖繪到底，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儘管如此，如果單看產值，蘇州2022年工業總產值為4.36兆元，生物醫藥產業隻佔5%左右，相當於蘇州的沙鋼集團2021年營收（3028億元）的72%。

　　蘇州經濟發展水準很高，有很強的實力先行投入，“一號產業”堅持了17年，目前的產值也不算大。全國那麽多地方都要搞生物醫藥產業，基礎、條件、場景、耐心，都做好準備了嗎？值得好好想想。

　　各地也很熱衷半導體行業和人工智能，估計也有類似的情況。

　　對戰略新興行業，有選擇性地進行政策傾斜，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實事求是，要有度，更不能教條化，“唯此為大”，對其他產業產生排斥性的心理。

　　例如我們的資本市場，對能體現新動能的科創企業有巨大支持，對傳統行業則缺少感情。創業板就曾提出，“農林牧漁、農副食品加工、采礦、食品飲料、紡織服裝、黑色金屬、電力熱力燃氣、建築、交通運輸、倉儲郵政、住宿餐飲、金融、房地產、居民服務和修理等傳統行業，原則上監管層不支持屬於上述行業的企業申報創業板上市”。當然創業板也支持“傳統產業與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深度融合”，但對“傳統”二字天然帶有偏負面的看法，是明顯的。

　　這麽多行業，原則上都不能申報創業板，到底合不合理？

　　在注冊製背景下，只要企業合法誠信經營，有持續發展能力，能為投資者創造價值，為何不能放寬尺度？

　　更何況，這些行業裡的很多企業，在價值鏈的不少環節中對科創的運用也很廣泛，可以說他們是科創型的農林牧漁企業、農副食品加工企業、食品飲料企業，等等。為什麽不能用新眼光去看待他們呢？

　　國家提出要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大量和衣食住行相關的消費品生產企業，能不能也為他們廣開上市之門呢？

　　前一段我曾向一位交易所的同志請教，對消費品企業上市為何這麽苛刻？他說，可以到港交所上市。如蜜雪冰城2022年9月在深交所主機板提交了招股書，後來撤下材料，轉戰港交所。但在我看來，消費品企業如能在A股上市，對擴大市場知名度、影響力會更好。

　　有時我甚至懷疑，現在科創企業的投資與上市備受追捧，錢都圍著他們轉，很多企業真能為投資者創造價值嗎？而到香港上市的消費品企業，有的科技含量其實也很高。比如西安巨子生物（02367.HK）是全球第一家能夠量產類人膠原蛋白類材料的企業，其創始人發明的重組膠原蛋白技術2013年獲得過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你說這是消費品企業還是科創企業？我們能不能將有高科技含量的消費品企業也視同為科創企業？

　　高質量發展，和包容性發展應該是辯證統一的。

　　一味求新，喜歡新名詞、新說法，喜歡部署新攤子，不僅有可能好心幹了並不擅長的事，還會導致對存量的、現有的問題缺少興趣去挖掘、去解決。

　　很多地方都強調營商環境的重要性，類似“誰砸了企業的飯碗，我們就砸誰的飯碗！”這樣的金句也出了不少。我一直說，一個地方，把過去歷屆政府承諾過的事情先梳理好，先兌現，比再做新的承諾，再喊新的口號，有效的多。否則企業會想，你過去說的都沒落實，憑什麽相信你現在說的？

　　但現實是，大家都喜歡做新事，有新作為，不喜歡按照問題導向，把積存的問題好好解決。都喜歡在地面加蓋新樓層，不願意追根溯源，打好地基，補好漏洞。

　　最近我和一位科創板上市公司創始人交流。他高度肯定中國科創的發展，但也談到有些制度和矽谷相比還有相當距離。按照規定，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在設立時的股東人數不得超過200人，而他們創立時希望做“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企業”，全員持股，900多人持有股票，不符合上市要求。

　　科創板改革後，允許上市，但條件是50個人放在一起做一個持股平台，以減少人頭數。上了持股平台的員工要鎖定三年才能減持，而公司12名高管是個人持股，只要鎖一年。為體現平等，12名高管自願也鎖了三年。

　　另外按規定，上市前的option（期權）必須買成股票，如果不買成股票，上市以後再轉成股票又要鎖三年，且將來減持時，如果option直接減持要交45%的當年所得稅。所以大家“砸鍋賣鐵”，作為創始人的他從銀行借了幾千萬把股票買定，由於月供很高，三年鎖定期過得非常辛苦。後來還發現，上了平台的員工減持要繳超過40%的稅（平台企業一道，個人一道），而個人股東投資則是繳20%的資本利得稅，也不平等。

　　此外，公司給員工發的股票、期權，全都計入公司成本，這樣公司基於財務報表的考慮，也不敢給員工多發股票。有些在國外的外籍員工的持股和減持更複雜，從提出減持到最後兌現要不少時間。

　　經歷了很多波折的這位企業家說，他感到員工持股是一條很難走通的路。

　　我舉這個例子不是要指責證券部門，他們已經推動了不少變革。問題在於，很多事情要顧及到散戶主導的市場的文化傾向，涉及到多個部門，前前後後有多種規定，新路子以為走通了，但實際推進中，前後對不上，走得很辛苦。

　　現在各地都在強信心、促經濟，都在往前跑，我覺得不妨回頭看一看存量的問題，特別是那些一直很難解決的問題。因為難，一定是系統性的、相互交織的。難題解決了，就能釋放很大的空間，而且前面的發展也不會走著走著，又受到歷史症結的糾纏。

　　不要腦子裡都是新東西，是增量。存量裡的問題，也許是更重要的影響因子。

　　高質量發展對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要看到，高質量發展和降門檻，寬準入、激發更多的積極性創造性，也是辯證統一的。

　　上周我在一個會議上見到龍永圖先生。他說，中國在加入WTO後放開了外貿經營權，讓幾萬家、幾十萬中小企業獲得了自主進出口權，創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就業崗位。他曾偶遇一位做燈具生意的年輕人，說過去燈具出口的利潤都被中間商拿走，每年僅賺幾十萬，擁有進出口權後每年能賺上千萬。

　　外貿經營權的放開是外貿管理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自2004年7月起，中國進出口經營權由審批製改為備案登記製，大大提高了企業外貿活動的活力，尤其是民營製造業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的積極性，到2019年，民營企業首次超過外商投資企業，成為中國第一大外貿主體。2020年民企佔中國外貿總值的比重升至46.6%，而2001年僅為6.6%。

　　聽了龍先生的講話，我和一位鄰座的經濟學家交流。為什麽之前那麽長時間，外貿經營權隻給國企做，不放給民企，可能是覺得國有的才放心，才代表正確，而民營的會搞亂。事實上，市場經濟中沒有誰是天生正確的，只有市場化國際化的競爭、客戶交付的檢驗，才能篩選出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誰是真正的正確。一定要包容，要給民企試，一試就知道誰行誰不行，誰是高質量發展。

　　改革開放中，很多政府的決策之所以得人心，有實效，大都是因為放鬆管制、放低門檻、放寬準入而實現的。正確不都是苛刻的、管束的。激勵人人向前，激發市場活力，讓經濟大生態蓬蓬勃勃，在生長中不斷迭代超越，這是最大的正確。

　　再舉一個例子。我熟悉的一家綜合旅遊集團，因深受疫情影響，希望做一些轉型，比如像迪士尼那樣打造一些IP和IP衍生產品。而IP往往是由動漫、遊戲、影視劇等承載的。在調研中他們發現轉型最大的不確定在於，這些動漫、遊戲、影視劇能不能如期上映。比如計劃按某個節慶或重大活動播出一部片子，但到底能不能如期播出，很不確定。所以他們不敢做大的投入。

　　現在總是說民間投資的積極性還不夠強。我認為頒布新的鼓勵政策是必要的，但深入調研積極性究竟為什麽不夠強，進而加以突破性的解決，應該更重要。

　　當然，這種限制性較多的情況正在改變。我聽一家上市影視企業創始人說，最近審批的速度加快了很多，這是很積極的信號。

　　結語

　　這篇文章希望傳達的信息是，要充分考慮中國的發展階段和國情，把高質量發展和包容性發展，把科創和各個行業運用科創的發展，把增量發展和存量改革，等等，更好、更加辯證地結合起來，以調動和激發更廣大的市場主體的信心與能動性。

　　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厲以寧接受《南風窗》採訪時說，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還有一些不足。第一個不足之處是城鄉二元體制基本上沒有觸動，只能說略有松動；第二個不足是國企改革需要深化，行業壟斷沒有破除，需要突破“玻璃門”現象；第三個不足是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進展太慢。今後改革應從上述三方面來著手。還應做到政府職能的切實轉換，使政府成為服務者，同時要減少審批，多採用經濟調節手段。

　　“一定要繼續解放思想，才能使改革深化。中國經濟前進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困難和問題，都將在改革與發展中逐步解決。”厲以寧說。

　　一代大師已去，但他留下的寶貴精神遺產，後人當傳承並發揚光大。我相信，只要有“兼收並蓄終寬闊”的氣度，中國經濟必將有“若谷虛懷魚自遊”的新的盛景。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