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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徵收“糖稅”,糖是個健康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大部分人“饞”糖,卻沒人真正對糖“上癮”。

圖/視覺中國

文 | 陳興傑

新加坡地處熱帶,民眾常年飲用汽水或碳酸飲料,這導致新加坡成為亞洲糖尿病問題最嚴重的國家。新加坡有560多萬人口,據說七分之一人血糖超標。新加坡政府對此憂心忡忡。2017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要對糖尿病宣戰。

最近,這場“對糖戰爭”有了新進展:該國將禁止高糖飲料在媒體上做廣告。此外,含糖飲料的外包裝將以顏色區分標識。標識分為5檔,分別指出飲料是健康、中性,還是不健康。牛奶健康,部分果汁屬中性,可樂這樣的“肥宅快樂水”,顯然是被抵製的“不健康飲料”。

“糖稅”成世界性“墮落稅”

新加坡是首個禁止高糖廣告的國家。而對糖的特意征稅,很多國家早已推行。

英國、法國、挪威、墨西哥等許多國家和美國的部分城市,都有專門的“糖稅”。糖廠和食品工業者痛恨此稅,但他們的力量在式微,輿論在妥協,不斷推出“低糖飲料”來佔領新市場。

科學家和知識分子是“糖稅”的力挺者。他們主張對蔗糖、果糖、糖漿這類“遊離糖”嚴限制、高征稅,首先是基於健康理由。

遊離糖以快速消化的方式提供能量,幾乎不提供其他營養。除了“甜”和“爽”,遊離糖在日常生活裡可以說一無是處。常常攝入這種糖,會導致齲齒、肥胖、厭食等病症。這種堪比煙草和酒精的墮落東西,當然要限制了。

糖對健康的危害,帶來另一層憂慮。糖如此廉價易得,富有誘惑力,人們總是傾向於多吃糖。尤其自製力差的窮人,他們暴飲暴食,大量吃糖,把身體搞得一團糟,卻無法負擔醫療費用。糖的銷量越好,醫療體系就不堪重負。因此,很有必要禁糖,挽救窮人健康和公共醫療體系。

在科普和政府宣傳推動下,“糖稅”可能是繼“煙草稅”和“酒精稅”後又一個世界性的“墮落稅”。

在一片對糖的咒罵和對“糖稅”歡呼聲中,有必要傾聽不一樣的聲音。這種聲音包含諸多嚴肅的命題:政府的行為邊界在哪裡,誰為個人的健康負責,如何正確解決公共醫療體系的困境。

為健康征“糖稅”,站得住腳嗎

首先要澄清的是,糖雖然不是健康食品,但也不是毒品。大部分人“饞”糖,卻沒人真正對糖“上癮”。糖不像海洛因、可卡因那樣帶來神經系統快感,進而產生依賴性,過量食糖最多屬於行為成癮,而非精神品成癮。

很多醫生推薦用糖果輔助戒煙,正是基於這一點。嚴肅的神經生物學研究結論,並不支持極端“反糖者”對糖的妖魔化宣傳。極端反糖者主張,將糖和酒精、煙草同等對待,徵收高額甚至更高的稅收,很難站得住腳。

其次,“糖稅”是否具有正當性。很多人吃糖過量不是不知糖的危害,而是有自己的權衡:寧要短期的愉悅,不妨犧牲長期的健康。這樣的權衡在日常生活裡,非常普遍。肥胖者沉迷於美味佳肴,戒酒者難免小酌三杯。喜愛甜食者,同樣也是如此。

世界參差多態,個人自由選擇這本是常態。政府有沒有權力制定國民的健康生活規範呢?

我想,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不難得出答案。倘若政府有權以健康之名,規定國民該多吃什麽,少吃什麽,那麽它就有權規定,國民應該幾點熄燈就寢,幾點起床晨練。這樣的生活,真值得追求嗎?

很多人覺得危言聳聽:徵收糖稅,最多是對製糖和飲料工業加一點稅收,調節一下消費量,與國民大眾有什麽關係?然而,任何稅收都要講政治倫理,強調為公眾服務。至少在“為大眾謀健康”這一點上,就很難站得住腳。

有感於此,“糖稅”的鼓吹者通常強調另一點:公共福利。為挽救公共醫療體系,有必要通過稅收控制一些不負責任的消費行為,以免公共醫療資源無謂支出。

必須承認,這樣的理由非常有力。公共福利體系下,任何個人行為都不再單純,很多後果都要他人承擔。何止過度吃糖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懶惰、熬夜、暴飲暴食,冒險作死,都是在浪費公共資源。福利主義不是免費,其背後是個人自由犧牲。

在傳統的自負其責的醫療體系下,每個人生病都是自己的事情,對他人談不上負擔不負擔,誰也沒有正當理由乾預。而在醫療服務公共化的現代,這種選擇消失了。

為公眾福利犧牲個人選擇自由,歷來是個矛盾問題。但是,在糖的問題上,一定要這麽做嗎?

陳興傑(媒體人)

編輯:李冰冰 校對:李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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