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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隕落!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國氫彈之父”於敏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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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報記者 陳瑜

不到一個月前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在被黨中央、國務院授予改革先鋒稱號、頒授改革先鋒獎章的百人名單裡,一個絕密長達近30年的名字——我國著名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於敏院士特別引人關注。遺憾的是,當天於敏並沒出現在人民大會堂會場。

2019年1月16日,於敏先生辭世,享年93歲。

2015年1月,鎂光燈下,89歲的“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於敏坐著輪椅,被緩緩推向主席台中央,接過國家主席習近平頒發的榮譽證書。這是黨和國家的崇高褒獎,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榮譽。

1999年,於敏重回公眾視野,作為23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代表發言。在這之前,因為從事事業的保密性,他的名字“隱形”長達近30年。驚天的事業沉默的人生,這句話濃縮了於敏與核武器研製相伴的一生。

“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中,便足以自慰了。”面對榮譽,於敏說:“我們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面對這樣龐大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

黃沙百戰穿金甲 功在當代壯國威

這次轉身,對一個剛剛嶄露頭角的青年科學家來說,意味著巨大犧牲,核武器研製集體性強,需要隱姓埋名常年奔波。

1952年11月1日,美國研製的世界第一顆氫彈爆炸,其威力相當於1945年在日本廣島爆炸的原子彈的幾千倍。

為打破超級大國的核威脅和核訛詐,我國長官人高瞻遠矚,決定自力更生研製自己的原子彈和氫彈。

1961年1月的一天,鵝毛般的大雪紛紛揚揚,於敏冒著刺骨寒風,踏著厚厚積雪,應邀來到了時任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先生的辦公室。

這是於敏人生中一次重要轉型。

錢三強非常嚴肅地對他說,經所裡研究,並報請上級批準,決定將你作為副組長長官和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

這次轉身,對一個剛剛嶄露頭角的青年科學家來說,意味著巨大犧牲,核武器研製集體性強,需要隱姓埋名常年奔波。

儘管如此,於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務,從此,他的名字從原子核理論研究領域消失了。

多年後,他敞開心扉:我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度過的,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給我留下深刻的慘痛印象。正是這種民族憂患意識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促使我下定決心從基礎研究轉向研製氫彈工作。

在國際上,氫彈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氫彈研究被核大國列為涉及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

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於敏雖然基礎理論雄厚,知識面寬,但對系統複雜的氫彈仍然陌生。

原子彈爆炸成功後,為了突破氫彈原理,上級將黃祖洽、於敏及其研究小組中的30餘人一起調往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集中力量攻克氫彈,但遲遲未得要領。

1965年9月,於敏率領13室部分人員,帶上被褥、臉盆、計算手冊到上海華東計算所,利用該所運算速度為每秒5萬次的電腦,完成加強型核航彈的優化設計任務。

創造歷史的“百日會戰”開始了。

作為參與會戰的五十分之一,兩鬢染霜的蔡少輝老人至今對當時的情形歷歷在目。

他回憶,當時電腦性能不穩定,機時又很寶貴,不到40歲的於敏在電腦房值大夜班(連續12小時),一摞摞黑色的紙帶出來後,他趴在地上看,仔細分析結果,終於挑出了三個用不同核材料設計的模型,回到宿舍後坐在鋪著稻草的鐵床床頭,做進一步分析。

0、1、2……9,這10個枯燥無味的數字,在於敏眼中卻是一首首詩,一幅幅畫,而他,儼然是演算紙上的將軍。

“別人從紙帶裡看不出來的東西,經他一分析就成了活的知識。”蔡少輝稱讚於敏,總是能透過現象觸及事物本質。

剝繭抽絲,氫彈構型方向越來越清晰,於敏和團隊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沙漠腹地,一聲驚天動地的“雷鳴”,蔚藍色的天空驟然升起一團熾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幾百個太陽還要亮的光芒,急劇翻騰的烈焰騰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無比的蘑菇狀紫色煙雲,蘑菇雲產生的強烈衝擊波卷起沙塵,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戈壁灘。

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了!爆炸當量為330萬噸級,與理論設計完全一樣!

儘管當時條件非常艱苦,然而從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到突破氫彈,我國僅用了26個月,創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紀錄。這對超級大國的核訛詐、核威脅又是一個漂亮的反擊。

審時度勢預則立 魂系國防情更急

“我國僅用45次試驗就達到國際先進水準,很大功勞應歸於老於。”與於敏共事過的鄭紹唐老人說,核試驗用的材料比金子還貴,每次核試驗耗資巨大,萬一失敗團隊緩過勁來要幾年。”

1999年,《紐約時報》以3個版面刊出特稿:中國是憑本事還是間諜來突破核武發展?

當時接受記者採訪時,於敏指著報導中的一句話——“不用進行間諜活動,北京可能已經自力更生實現了自己彈頭的小型化”對記者說,“這句話說對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國在核武器研製方面一開始定的方針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他話鋒一轉,“但我們不是‘可能’,是‘已經’實現了小型化。

第一顆氫彈只是試驗裝置,尺寸重量較大,還不能用作飛彈運載的核彈頭,屬於第一代核武器。要與運載裝置飛彈適配,核裝置還必須提高比威力並小型化,發展第二代核武器,難度大大增加。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為種種原因,一大批優秀的科學家和科技骨乾相繼調離,於敏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兼核武器理論研究所所長,全面負責長官突破二代初級和次級原理,發揮了兩個至關重要的作用:決策、把關。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不但在初級小型化和中子彈原理試驗取得了圓滿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製實現重大決定性進展,而且次級小型化技術途徑已明確,核武器事業躋身世界水準已指日可待。

於敏沒有盲目樂觀,他將視線投向全球。

當時美國仍在不斷做地下核試驗,但他分析,其核戰鬥部的設計水準已接近理論極限,為保持自己的核優勢,限制別人發展,很可能會加快核裁軍談判進程,促成國際上簽署全面核禁試條約。

“這好比百米賽跑,要將成績在10秒基礎上再提升0.1秒,要花很長時間和精力。”胡思得院士說,當時我國還處於爬坡期,進步潛力還很大。

如果必須做的核試驗沒有做,該拿到的數據沒有拿到,豈不是要“功虧一簣”?

於敏心急如焚。他顧不上老朋友鄧稼先先生已身患重病,直奔醫院談了自己的想法。鄧稼先亦有同感。

幾經反覆,鄧稼先和於敏給中央打報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進程的建議。

正是這封建議書提前規劃了我國核試驗的部署,黨中央做出果斷決策,我國才爭取了寶貴的十年熱核試驗時間,完成了必須做的熱試驗。

禁核試後,如何保持我國核武器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於敏早已未雨綢繆。他提出,一定要把經驗的東西上升到科學的高度,用電腦模擬等新的方式開展深入研究,確保庫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該建議被采納並演化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重要支柱。”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所長李華說,至今它仍是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

相比美蘇上千次、法國200多次的核試驗次數,我國的核試驗次數僅為45次,不及美國的二十五分之一。

“我國僅用45次試驗就達到國際先進水準,很大功勞應歸於老於。”與於敏共事過的鄭紹唐老人說,核試驗用的材料比金子還貴,每次核試驗耗資巨大,萬一失敗團隊緩過勁來要幾年。老於選擇的是既有發展前途,又踏實穩妥的途徑,大多時間是在電腦上做模擬試驗,集思廣益,保證了技術路線幾乎沒有走過彎路。

乾著第一代,看著第二代,想著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於敏對核武器發展有著獨到的眼光和敏銳的判斷。

上世紀70年代,他敏銳感覺到,慣性約束聚變(ICF)不僅有可能用於解決能源問題,還可能用來研究武器物理。在他建議下,我國ICF終於作為一個獨立主題列入國家863計劃,從此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無欲則剛

“非寧靜無以致遠。所謂寧靜,對於一個科學家,就是不為物欲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始終保持嚴格科學精神。”

在研製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只有於敏未曾留過學。一個日本代表團訪華時,稱他是“土專家一號”。

對這個稱號,於敏頗多感觸。

“在我國自己培養的專家中,我是比較早成熟起來的,但‘土’字並不好,有局限性,對搞研究的人來說,‘土’是個缺點。”於敏說,科學研究需要各種思想碰撞,在大的學術氣氛中,更有利於成長。

由於保密和歷史的原因,於敏直接帶的學生不多。藍可是他培養的唯一博士。

博士畢業時,於敏親自寫推薦信,讓藍可出國工作兩年,開闊眼界,同時不忘囑咐,“不要等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

作為研究人員,於敏的工作對象是武器理論設計,但他對實驗相當重視。著名實驗核物理學家王淦昌曾說接觸的我國理論物理學家中,最重視物理實驗的人是於敏。

為了研製第一代核武器,於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著疲弱的身子來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國首次氫彈原理試驗,為了確保能拿到測試結果,試驗前,於敏頂著戈壁灘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刺骨嚴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鐵塔頂端,檢查和校正測試項目屏蔽體的擺置。

西北核武器研製基地地處青海高原,於敏高原反應非常強烈。他的飯量是122,早、中、晚餐只能各吃下1、2、2兩米飯。食無味,覺無眠,渾身疲憊無力,從宿舍到辦公室只有百米,有時都要歇好幾次,吐好幾次。即便如此,他仍堅持到技術問題解決後才離開基地。

於敏平時講話語速很慢,話也不多,唯一一次和人拍桌子,還是為科學真理起爭執。

1970年,白色恐怖籠罩西北核武器研製基地,進駐基地的軍管會將包括技術事故在內的三件事定為“三大反革命事件”。在一次會上,於敏終於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你們就是把我抓起來,我也絕不能同意你們的意見。因為你們的意見不符合科學規律!”

“如果當時他說一句假話,整個氫彈科研方向、路線將全部改變。”40多年過去了,胡思得回憶當年的一幕仍心有余悸,“做科研首先要誠實,否則對不起科學,對不起真理,這是老於教會我們的。”

1992年,在大型畫冊《院士風采》中題詞時,於敏寫道:“非寧靜無以致遠。所謂寧靜,對於一個科學家,就是不為物欲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始終保持嚴格科學精神。”這也是他一直信奉的人生格言。

藍可說,老師總是身體力行培養學生嚴謹的工作態度。

模擬雷射打靶產生X光雷射的程式剛剛編好,於敏就要求她把每一行的計算結果都列印出來。

“他用整整兩個星期,每天上午或下午到辦公室,用計算機把一個個物理量計算出來並一一核對。”在藍可印象中,老師除了思考,還是思考,全然不顧自己虛弱多病的身體。

上世紀50年代,儘管資訊不夠發達,但於敏每星期都要到圖書館坐上一兩天翻閱有關雜誌,詳細了解國際上相關領域的最新進展。

人讚於敏愈老彌堅,平時不大愛笑的他幽默作答:硬體老化,軟體也過期了。(原文刊於2015年1月10日科技日報8版)

於敏簡歷

於敏,男,漢族,中共黨員,1926年8月出生,天津寧河人,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他是我國著名的核物理學家,長期主持核武器理論研究、設計,解決了大量理論問題,為我國核武器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二代核武器研製中,突破關鍵技術,使我國核武器技術發展邁上了一個新台階,對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和國防實力的增強作出了開創性貢獻。榮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和“全國敬業奉獻模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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