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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性大分裂,烏克蘭東正教脫俄獨立

統治伊比利亞半島七八百年後,阿拉伯人的馬鐙、政教合一政體、農產品種子、音樂和樂器,以及建築技術,被後來的西班牙人所繼承。

在歐洲,西班牙堪稱異數。

僅從最為直觀的相貌體征上看,不僅有別於西、北、東歐“顯白”膚色的波羅的海類型,即便與同為“暗白”膚色的地中海人種的意大利等南歐鄰居相比,西班牙人也特徵迥異——個矮精悍、黝膚暗發、深目黑睛。

一句話,這個長相“不夠歐洲”。

基因的普遍穩定,通常意味著成百上千年的積澱,而伊比利亞半島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西班牙在歷史上成為外來民族活躍的舞台,基因血統和相貌體征的獨特性多有外來民族的貢獻。

外來客走馬燈般,或過境、或居留,都留下相應的歷史遺產。這使得西班牙文明猶如一杯色彩斑斕的雞尾酒,呈現出非常鮮明的重層性,而阿拉伯文明可算是最濃鬱而溫暖的那一道色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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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地緣惹的禍

在國際舞台上早已沉寂的西班牙,近期製造出了大新聞——它與同樣不做大哥好多年的英國,圍繞著直布羅陀領土問題頻頻海上艦艇對峙,就像宮鬥劇裡成為太妃退居二線的遲暮美人,仍選擇鬥爭以維護各自的體面。

直布羅陀位於伊比利亞半島南陲,與英國遠隔千里。但凡飛地,必有特殊成因:直布羅陀是1713年西班牙為結束王位繼承戰爭,作為和平條件割讓給英國的,但西班牙又未放棄對其的主權要求。聽起來西班牙是被人欺負,可西班牙也欺負別人——就在直布羅陀一海之隔的北非彼岸,休達和林利利亞兩塊飛地是西班牙的領土。從地緣的角度看,兩地歸屬之爭與直布羅陀之爭性質相同。

直布羅陀地扼大西洋與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直到18世紀英國海權崛起才勢在必得。相形之下,西班牙較早佔有休達和林利利亞,更像痛定思痛後的防微杜漸——約1300年前,阿拉伯人正是以休達和林利利亞為跳板,渡海征服了伊比利亞半島。

遠古時,伊比利亞半島就有溯源不明的部落居住,甚至還出現了土著文字體系。約公元前10世紀始,來自腓尼基和希臘的商業殖民者為拓展商路,在半島東、南海岸建立了若乾商業據點。而來自北方的凱爾特人則居住在中、北部山區。

當時半島尚未開發,生態環境好到遍地野兔亂蹦,腓尼基人以“野兔”shapan命名該地。此地有著商人的最愛——豐富的貴重金屬資源,所以又有西班牙名稱espana(源於腓尼基語“埋藏”的說法)。半島的伊比利亞(Ibéria)之名則是出自希臘語,可能與半島第一大河埃布羅河有關。

海商民族腓尼基人從未建立過統一國家,僅以商業城邦的政權形態存在。約公元前9世紀建於北非突尼西亞的迦太基城,就是腓尼基殖民地中的翹楚。公元前4世紀,迦太基在與希臘人的商業競爭中勝出,成為地中海霸主,與新崛起於亞平寧半島的羅馬共和國發生戰爭。

二次戰爭時,迦太基軍在名將漢尼拔指揮下,取道伊比利亞東海岸,渡過比利牛斯山以東的羅納河,翻越阿爾卑斯雪山殺入意大利,讓羅馬人充分意識到伊比利亞半島重要的地緣價值。擊敗迦太基後,羅馬就在半島設置了西班牙行省(拉丁文寫作Hispa年,音近)。

然而,西班牙對羅馬並不友好。腓尼基人和希臘人在半島僅僅在商言商,而羅馬人則打算徹底整合,這勢必引起激烈反抗。伊比利亞半島中、北、東部的連綿山地,阻滯了羅馬方陣的腳步,為反抗軍提供了巨大便利。羅馬費時200年才算真正實現半島羅馬化,此時連共和國都蛻變成了帝國。

帝國新丁西班牙,在羅馬朝局中混得風生水起,赫赫有名的五賢帝中有兩位出自西班牙。羅馬帝國時期於西班牙堪稱黃金年代,但隨著羅馬衰弱,西班牙也迎來了蠻族入侵。

日耳曼族系中的西哥特人,經羅馬王廷允許入境,一路遷徙,作為戍軍駐扎在西班牙。羅馬帝國覆滅後,西哥特人索性獨立建國。只是,西哥特人文明程度低,治理結構松散,人數少,猶如從別處移植來的稀薄草皮,始終水土不服,難以扎根,只能借助羅馬留下的拉丁語和基督教工具,勉強維持西班牙社會的統一。恰在此時,阿拉伯人趁虛而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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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枝葉到根本

阿拉伯的崛起類似後來的蒙古:同是遊牧民族,同是出自貧瘠之地,同是出於結束部落仇殺的初衷,同是欲壑難填繼續對外擴張。不同的是,阿拉伯帝國政教合一的治理模式,比之蒙古隻識彎弓射大雕遠勝多矣,正應了中國人“攻城為下、攻心為上”的政治箴言。

如同馬其頓、羅馬等洲際帝國演示過的,阿拉伯人首先搶奪了鄰近的新月沃地、尼羅河流域等傳統先進文明區,但在地中海,東羅馬帝國是攔路虎。小亞細亞和東南歐為東羅馬核心地帶,難以滲透,阿拉伯人只得放緩擴張,在北非一帶繼續掃清邊角,迂回包抄。

正是這趟北非之行,竟意外變成了征服西班牙。這是阿拉伯帝國擴張中最後一次,也是最富戲劇性的一次大規模軍事行動。

起初,阿拉伯人對西班牙雖有覬覦之心,但因情報匱乏而態度保守。後經偵查,發現西哥特王國正鬧內訌,有機可趁。當時,在與西班牙隔海相望的休達,領主朱利安伯爵因與哥特王羅德裡克有奪女之恨,慫恿阿拉伯人渡海為己復仇,並提供船隻。

於是,阿拉伯人與從東羅馬手中“解救”出來的北非蠻族柏柏爾人組成聯軍,由塔裡克·伊本·齊亞德指揮渡海,登陸西班牙。登陸地前方有座峭壁,後命名為Jabal Tariq(塔裡克山),最終音變成Gibraltar(直布羅陀)。

羅德裡克王失道寡助,阿拉伯人入侵異常順利,西班牙成為阿拉伯行省,被冠以阿語名“安達盧斯”。但阿拉伯人的統治未能全覆蓋。西哥特殘余憑借中、北部山地掩護,與征服者苦苦周旋,後來更發展為若乾獨立的基督教王國,一直與異族異教的征服者對峙,是為“收復失地運動”。

對西班牙,阿拉伯人最初定位是進攻歐洲大陸的橋頭堡,但隨著在732年普瓦提埃戰役中敗於新興的法蘭克王國,阿拉伯人的征戰步伐明顯緩滯下來。因為變故不僅來自戰場,更來自朝堂。

阿拉伯帝國建立在遊牧部落整合的基礎之上,但部落仍有很大話語權,沒有子嗣的穆罕默德在時尚能壓製,繼任者若無足夠權威,則難免生亂。穆罕默德逝後,四大哈裡發僅首任善終,余者皆橫死,最後倭馬亞家族勝出,開啟了哈裡發世襲製,但伊斯蘭教的分裂也因此公開化。

宗教分歧引發的政治傾軋乃至謀殺,席卷帝國各地。西班牙自732-755年更換省長23次,平均一年一次,混亂可見一斑。

倭馬亞王朝根基不牢,被野心勃勃的遠親阿拔斯家族篡權,幾近滅族,但其傑出成員阿卜杜勒·拉赫曼逃出生天,來到西班牙。他取代原省長,自稱“埃米爾”,成為新統治者。泱泱大國縮水為一隅之地,如枝葉般無足輕重的邊地搖身一變,成為倭馬亞王朝不容有失的唯一根本。西班牙就像南宋時的中國長江流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期。

倭馬亞政權選擇蟄伏,雖自立一方,但承認巴格達的阿拔斯哈裡發的宗教權威,只求偏安於西班牙。事實上,倭馬亞政權憑仗西班牙的有利地形,擊敗過阿拔斯和法蘭克,迫使二者不敢再犯。

它的主要敵人在半島內部:北有基督徒抵抗勢力,己方陣營又有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的內耗,以及全社會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矛盾。維護和平,埋頭建設,悶聲發大財,本是明智選擇,但總被以宗教信仰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爭端的負面影響抵消。

時光飛逝,阿拉伯人的高度集權體制,最終被封建制度蘊含的分離主義因子侵蝕得千瘡百孔。而在北部山地,抵抗勢力逐漸集中於兩個中心——卡斯蒂利亞王國和阿拉貢王國。雙方勢力對比開始扭轉。中間雖有第八任埃米爾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辣腕治世,強化中央集權,但成效不過曇花一現。其在位時自稱哈裡發,即為“科爾多瓦哈裡發國”。但終其盛時,都未能撼動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

進入11世紀,哈裡發國分裂,基督勢力的收復失地運動也轉入戰略反攻。托萊多、科爾多瓦、加迪斯、巴倫西亞、塞維利亞……直到最後的格拉納達。泰法諸國(從“科爾多瓦哈裡發國”分裂出的穆斯林小國,泰法為“教派”之意)甚至向北非的穆斯林兄弟柏柏爾人求救,但都無法挽救敗局。1492年,西班牙基督徒的收復失地運動圓滿完成,隨後開始資助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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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文明的歷史遺產

1469年,卡斯蒂利亞與阿拉貢兩個王國聯姻。10年後,先後成為國主的伊莎貝拉和費迪南實現了兩國聯合共治,奠定西班牙統一的基礎。1512年,隨著納瓦爾並入,西班牙統一最終完成。6年後,西班牙國王查理一世同麥哲倫簽訂遠洋探險協定,後者在1519年開啟了人類首次環球航行。

儘管西班牙當局出於政治考量,展開社會思想文化領域的“去阿拉伯化”,但阿拉伯人近800年積澱無法盡去,且無處不在,對西班牙社會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首先是軍事政治領域。兵凶戰險,戰爭是最講究實效的活動,西班牙人在與阿拉伯人長年累月的戰爭中學到了很多。自希臘、馬其頓和羅馬時代以來,重步兵方陣一直是歐洲軍隊的主流戰術。儘管羅馬帝國受亞洲騎兵戰術刺激也組建了騎兵,但根子上仍不過是騎馬步戰的輔助兵。直到亞洲遊牧民族將馬鐙傳入歐洲,騎戰的可靠性顯著提升,歐洲才迎來了騎士時代。

而馬鐙出現在西班牙,正是經阿拉伯人傳入。此前,西班牙武名不彰;是後,西班牙騎士成長迅速,漸成歐洲武人的一張王牌。史詩《熙德之歌》就是對這一時代的真實寫照。

阿拉伯式的政教合一政治體制,也深刻地改變了西班牙。這種高度集權體制適宜大爭之世,西班牙人浸淫其中,雖然憑此擊敗了阿拉伯人,奪得全球殖民潮的先發優勢,但該體制的弊端也使西班牙喪失了持續發展的後勁。

其次是經濟科技領域。阿拉伯入侵時,西班牙是個落後地區,入侵者帶來舶來品和先進生產方式,既有農產品種子,也有各類科技。

今日西班牙語中,有約600個al前綴打頭的單詞,幾乎都是阿拉伯舶來語——al是阿拉伯語常用定冠詞。例如運河acequia為阿語“水溝”al-saqiyah的對音;棉花algodon為阿語al-qutn的對音;稻子arroz為阿語al-aruzz的對音。在今天,西班牙還有許多地名出自阿拉伯語,例如安達盧西亞就是安達盧斯(Al-Andalus)的變音。

再次是思想文藝領域。同屬阿拉伯文化區,安達盧斯只是巴格達本部的分支,加上西班牙本土文明程度太低,是故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思想文化領域不太見長,具體表現為社會學科較萎縮,發達的是自然學科。即便是這少存的成果,經西班牙當局清洗,也是七零八落。得以大量存活的是不涉及價值判斷的文化藝術,當中最富個性的當屬音樂。

西班牙音樂的旋律,帶有明顯的阿拉伯風格,一定程度影響了中世紀風靡歐洲的遊吟詩人的形成。西班牙的常用樂器,也是經阿拉伯人傳入。譬如吉他,阿語寫作quarah,西語則寫作guitarra,傳至英國則為guitar。類似的還有琵琶和三弦琴。

西班牙建築更堪稱阿拉伯文化的記錄儀。結束內戰後,慣於舞刀弄槍的西班牙人在建築技術上依賴穆斯林,選擇在阿拉伯風格基礎上嫁接入自身的羅馬、哥特風格。這種混合、雜糅的建築樣式,被稱作“穆德哈爾”式——Mudejar源自阿拉伯語Mudajjan,本義為“允許留下的人”,指的是工匠的身份。穆德哈爾風格滿足了西班牙人追求個性、標新立異的要求,很快從上流社會往民間普及,成為西班牙建築的代表性樣式。

最後是生活習俗領域。這也是阿拉伯文化影響廣泛性的體現。譬如,到過西班牙的遊客,常常驚訝於米飯竟是一個歐洲國家的主食,而大米正是阿拉伯人傳入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社交時的貼臉或吻手禮,也是源自阿拉伯。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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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收復失地運動以宗教為紐帶,以民族主義為驅動,近800年裡形成了強大的路徑依賴,導致西班牙統一半島後對穆斯林的報復帶有很大的必然性。

因為有過被異教徒統治的經歷,西班牙在歐洲鄰國面前常懷自卑,最後選擇在哪跌倒在哪爬起,采取抬高宗教地位的方式來向歐洲社會證明自己作為歐洲一員的正統性。這一政治路線直接導致非基督徒處境艱難,遠不如安達盧斯時代阿拉伯人對基督徒、猶太人的寬容。不願改宗的非基督徒紛紛用腳投票,數百萬人選擇外逃避難,西班牙幾乎成為教士和軍人的國度。

西班牙統一打破了“阿拉伯文明扎根在哪,就永遠固定在哪”的神話,但就像英國史學家斯坦利·蘭普爾在《西班牙的摩爾人》一書中所言,“摩爾人(指曾佔領西班牙的穆斯林)被放逐了;基督教的西班牙如月亮般暫時發光,終究是借來的光輝;接著就發生了月食,西班牙一直在黑暗中搖尾乞憐”;阿拉伯絢爛多彩的中世紀余暉過後,西班牙開始長期在黑暗中蹣跚前行。法國作家大仲馬為此發出“歐羅巴之界,止於比利牛斯山”的嘲諷。直到20世紀民主化改革後,西班牙才算走出隧道,重向光明。

作者 | 趙博淵

排版 | 龍明佳,Keith

本文首發於《看世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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