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學
張偉是北京大學的一名大學生。考上北大後，他成了高中母校和整個家族的驕傲。頭頂“北大學生”的光環，張偉和家長出門遇上熟人，一定會有幾分鐘的時間，所有人的焦點都匯聚在他身上，不遺余力地誇讚他。
張偉來自南方內陸省份。他就讀的高中是市裡最好的高中之一，但每年考上清北的學生也保持在個位數，少的時候可能只有一兩個。升學宴上，有位親戚說了一句讓張偉印象深刻的話，“我吃了這麽多次所謂的狀元酒，就只有你們家這個是真的狀元。”
但北大的光環並沒有給張偉帶來實實在在的快樂，卻讓他感受到了愧疚、壓力和痛苦。
張偉不止一次想過，如果不讀北大就好了。如果高考沒有多考那三十分，進一所和自己實力相當的大學，也許他還能輕鬆地做那個自信的年輕人。
張偉是超常發揮壓線進入北大的。
整個高三，他徘徊在年級前20名，成績好時也衝到過年級前幾名。但那年的高考卷子特別適合張偉這樣排名頭部的學生在衝刺時彎道超車——卷子整體太簡單，拉不開差距，壓軸題又太難，大家都答不上來。拚的是仔細、不丟分，以及壓軸題多拿步驟分。
高考答題的技巧，所有老師都會講，比如題做不出來不代表拿不到分，可以去寫過程、做分析，拿步驟分。張偉把這個戰術細化到平時的訓練中。他從不盲目刷題，做完一道數學題，他會分析如果考試碰到這種難度的題，要怎樣處理才能在最短時間內拿到最高分。
這些思維訓練，在考場上幫助了張偉。高考數學，在兩道壓軸題沒有答完的情況下，他拿了138分。
壓線進入北大，雖然張偉對高手如雲的學習環境不是很有信心，但想到自己既然能考到這個分數，還是有實力的。努力些，多花點時間學習，肯定可以彌補差距。張偉一直都知道自己可以比別人花更少的時間，達到相同的學習效果。他對自己的學習效率非常有信心。
但在北大，面對一群比他優秀、比他聰明、還比他努力的同齡人，張偉第一次感到力不從心。
有一個河北的同學，保持著和高考時一樣自律的作息，像一張行走的日程表，雷打不動地學習。還有一些同學每天花很多時間在學工、學生會，參加社團活動，生活多姿多彩，但成績依然特別優秀。
張偉發現那些來自教育水準高的省份的同學，他們的優秀不僅體現在成績上，而且幾乎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有一個沿海省份來的同學，拿過奧賽金牌，參加鋼琴比賽也能拿獎，會彈那些高難度的世界名曲。相比之下，張偉曾經四年的學琴經歷，更像是玩票。
第一次受到衝擊，是一次化學隨堂小測。題目很難，張偉隻拿了70多分。有一個來自大省超級中學的女生拿到卷子一臉苦澀，說自己考得不好。張偉還主動安慰她。但女生看到張偉的成績，又看了他一眼，沒好意思告訴張偉自己的成績，直接走了。後來張偉從其他同學那得知她考了92分。張偉說，“當時心裡落差特別大，懷疑他們和自己上的不是同一節課”。
一道無法靠努力去填平的智力、天賦和眼界的鴻溝，橫亙在張偉和他的同學之間。而張偉自信心的徹底潰敗是在物理課上。
物理老師講課太快又太籠統，張偉聽課像聽天書一樣，完全跟不上節奏。比如老師會花半節課講概念，緊接著兩個概念之間出現一個公式，然後講這個公式推導的一系列數學過程，就結束了。但物理比較厲害的同學都說老師講得好。
那門課的助教是物理學院的研究生。解題時，助教會說，“這個題很顯然是這樣去推導”。但，哪裡顯然，為什麽這麽推導，張偉不懂。可學霸們不但聽懂了，還會在課後追加更深入的問題，有時張偉連他們問的問題本身都無法理解。
課後，張偉瘋狂地看書、看PPT，但還是看不懂，或者說一時之間看懂了，第二天就忘了。理科知識，如果不能完完全全理解、串成知識網絡，硬記很難。就好像搭一座紙牌屋，每張牌都在晃動，要是忘了放好其中任何一張牌，整個紙牌屋就會倒塌。
有段時間張偉想，既然花了時間也學不會，倒不如不學，躺平做一條鹹魚。真正躺平後，張偉又感到前所未有的慌張。從小到大都是年級前列，他無法放下內心的執念和傲氣，安心地當吊車尾對張偉來說，比努力學習更難。
更重要的是，“北京大學”這四個字的光環讓他不敢止步。他特別害怕讓家鄉的老師、朋友和親戚們失望。他說，那個時候的自己，“像一台已經沒有汽油的汽車，卻依然被人踩死了油門試圖加速”。
失控
在北京大學的整個大一期間，張偉最開心的事情，是加入了北大的紅會和青協。他每周會花一到兩個下午去校外做志願者，真正幫到別人的感覺，讓他感到踏實和開心。
但學習實在是佔用了他的太多時間，張偉逐漸放棄志願者活動，也停止一切其他活動。只要沒課，他就泡在自習室裡。到達了努力和智力的極限，他的成績卻更差了。
整個學生階段，包括高考在內的所有考試對張偉而言，都是有掌控感的事情。但進入北大後，張偉逐漸失去了對考試和成績的控制。
大一下學期期末考試，高數和物理兩科連著考。張偉考完數學那天通宵複習，瘋狂看書。40多個小時高強度作戰，但最後物理低空飛過及格線。
大一入學前，張偉給自己定的目標是排名年級前30%或者20%，大一上學期，他排名年級前35%，到了大一下學期，他的成績隻排到了年級前70%。
一分耕耘不再有一分收獲。
張偉陷入一個走不出來的死循環。過度的焦慮導致學習效率下降，結束一天無效的學習，想到其他同學又學了多少，又把自己甩開了多少，導致了他更深的焦慮。
張偉隱隱意識到自己的精神狀態不對。大一暑假，他和朋友嗨玩了一陣子，想通過一些極限運動釋放壓力。暑假結束，他以為自己調整好了，但後來知道那只是假象。
大二一回到熟悉的校園環境，所有的壓力、焦慮全部往回湧，甚至比之前更嚴重。一個月之後，張偉發現自己的情緒失控了。
他會突然陷入抑鬱，僅僅是因為正在寫作業時筆掉了，或者因為把杯子裡的水灑在了桌子上，這些日常的小事讓他自責、焦慮、喪氣。他不知道該做什麽才能讓自己開心。
那段時間，早上醒來，張偉就感覺疲憊，什麽都不想做，不想起床，不想上課，不想吃東西，不想喝水，不想上廁所，就想在床上躺著。有一個周末，他真的在宿舍躺了一整天，一直到天黑，逼著自己下床吃飯。沒想到，下床後，他的第一句話是“我好累”。
而與抑鬱相反的，他有時又會突然亢奮，從早到晚不停地講話。張偉是一個內向的人，一般不會主動跟人搭訕。但是在那些時刻，即便旁邊那個人跟自己完全不熟，他也無法忍受超過5秒的沉默，會主動搭話，講到停不下來。
下定決心後，張偉獨自去北京六院做了檢查，被確診為雙相情感障礙，即躁鬱症，病症和他的表現一樣，在狂躁和抑鬱兩個狀態之間來回切換。拿到結果，張偉的第一反應卻是，“我果然不正常”。一段時間以來獨自承受的絕望和壓抑終於找到了出口。醫生告訴他，他有問題，那至少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被確診之後，張偉反而看到了希望。他查了很多和躁鬱症有關的資料，按時吃藥，每兩周複查一次。確診後，他前後一共吃過四種藥，氟西汀，喹硫平，丙戊酸鎂和奧沙西泮。
藥效對病情的控制是緩慢的。張偉還是會時不時陷入焦慮。考試成績不好引發的對未來的焦慮，成了他揮之不去的念頭，他的腦袋裡裝了太多的“如果”——如果畢不了業怎麽辦？如果不能讀研怎麽辦？如果找不到工作怎麽辦？
有一次上完課回到宿舍，張偉又發現自己陷入焦躁，感到腦子裡有兩個小人，一直在吵架，快要被吵死了。張偉必須讓自己安靜下來，他需要時間去複習。最後張偉找到一種快速讓自己冷靜下來的方法——自殘。
第一次，他用刀劃自己的手臂，傷口不深，他沒有感到疼痛，但看到血滲出來，流下來，僅僅是那個過程，心裡面的雜念消失了。
以後，每次腦子裡的小人吵到不可開交，他就用這個方法。用刀劃手臂，看到血留下來，世界都安靜了。
就像藥物上癮一樣，最開始劃一下兩下就好了，後面就開始越劃越多，一直到左手手臂全部都是刀疤，甚至找不到地方下手。為了防止別人看見，那陣子張偉出門都穿長袖遮蓋。
複查時，醫生給張偉加大了藥物劑量，但收效甚微。看著手上密密麻麻的傷痕，張偉決定告訴班主任。班主任為他辦了緩考。她特別理解張偉，因為她也有過相似的經歷，也來自小城市，體驗過相同的落差，因此休學過一年。
當班主任把“休學”這個選項擺在張偉面前時，他卻拒絕了。他怕休學耽誤時間，而且一旦休學，就不得不和家長坦白自己的狀況。
一直到那時，張偉都沒有將他的病情告訴父母。
坦白
這是張偉從小養成的習慣——身上發生的事，除非到兜不住的地步，否則不會告訴父母。
張偉的父母一直很忙。他們從未讓他在物質上有過缺失，卻無法給他足夠的陪伴。小時候，整個周末經常只有張偉一個人在家。那時候父母吵架，還是孩子的張偉特別想知道為什麽，父母隻告訴他“小孩不要管”。小孩的想法很簡單，“你們不想讓我知道發生了什麽，我也不想讓你們知道我身上發生了什麽。”
父母並不嚴厲，相反，他們很開明。對張偉的要求，從來都是“盡力做到自己的最好”，而不是某個年級排名。成績穩定的情況下，他們給張偉足夠的自由度，不強製要求周末必須在家學習，也不規定每天必須學習多少時間。
但作為中國家長，高考之前，和孩子的交流必然是圍著學習和成績轉的。這給張偉造成了錯覺，以為父母在意他的成績高於一切。
一旦在學習上失敗了，他的整個人生就失敗了。他甚至可能會失去父母的愛。
張偉一直背負著這個假想獨自前進，一直到他向父母坦白後，才發現自己誤解了他們。
接受治療一個多月後，情況沒有好轉。在班主任的勸說下，張偉給父親打了一通電話。
那是一個周五，張偉特地找了一條沒有路燈的僻靜小路，最開始，他還是故作鎮靜地描述自己的狀況，他不想在父親面前表現得太脆弱。但講到情深處，他還是崩潰到大哭。
張偉對父親說，“我特別害怕讓你們失望，我進了一個那麽好的學校，但是我的成績卻特別差，覺得自己很廢，特別怕萬一我畢業以後找不到好的工作，不能出人頭地。”
張偉的父親是80年代末的大學生，是那個年代的高知人群。在張偉眼裡，父親優秀、自律、做事專注，一直是自己的偶像。他從小就希望自己長大之後，也能像父親一樣成功。
第二天下午，張偉的父親就飛到了北京。他們找了間學校附近的小飯館吃了頓飯。父親安慰張偉，成績好壞不會改變他們對張偉的評價。相比健康，成績真的沒有那麽重要。
一開始張偉根本不信，成績怎麽可能不重要。成績太重要了，它是過去十多年家庭交流的核心問題，是張偉生活的重心。
張偉問父親，如果成績太差了，讀不了研，怎麽辦？如果成績再差一點，畢不了業怎麽辦？在這之前，考不上研、畢不了業、被退學；這些假想對張偉來說像是一個深淵，一想到有這些可能性，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父親說，“讀不了研就做其他工作，沒什麽大不了。畢不了業的情況雖然很不理想，但如果真的發生了，那就畢不了業唄。那麽多高中文憑的人也過得挺好。”
這是一個張偉完全沒有預料的回答。他一直不敢告訴家人，是怕一旦攤牌，自己“廢柴”一樣的狀態會讓父母失望。
父親的這些話，解開了張偉的心結。
張偉形容，“就好像我站在一個懸崖邊上，非常害怕掉下去。我爸那幾句話雖然沒能幫我離開懸崖，但他給我兜了一個底，他讓我知道我不會掉下去，就算掉下去，底下也有一張他幫我編織的網，我不會摔死。有退路，對當時的我來說，太重要了。”
和解
離開北京前，父親為張偉找了心理谘詢師。心理谘詢和藥物，以及父親的話，幫助張偉緩解了部分的焦慮。但精神疾病的恢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時間。接近期末，張偉需要做個決定，休學還是準備複習考試。
張偉又陷入了矛盾。
整個學期都在和躁鬱症糾纏，張偉已無力應付高強度的期末考試。但他又擔心，萬一休學後，狀態並沒有調整，時間就白白浪費了。
父親告訴他，活在當下。“如果當下無法以正常的狀態參加考試，那就休學。萬一一年後無法調整過來，大不了再休學一年。人生就是這樣，你得做了才知道能不能成功。甚至有時成不成不由你決定，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光是現在，以後工作了，面對這種情況會更多。”
張偉最終辦理了休學。遠離壓力源，病情終於逐漸得到緩和。靜下心來，回顧自己在北大的學習狀態，張偉用了一個詞，“內卷化”。
這是一個社會學的詞匯，應用在北大學生的學習氛圍上，大意是：大家都越來越努力，越來越累，但絕大多數人的收獲並沒有增加——努力變成了對內傾軋，而沒有產生新的價值。
比如某一門課，期末要交一篇論文，字數要求是不低於2000字。正常情況下最多寫3000字。但是一些學霸，真的很認真對待這個論文，可能寫出1萬字甚至2萬字的報告。
然後，緊隨其後的一部分同學意識到危機，哪怕自己的內容沒學霸優質，也要在字數上表示對課業的誠意，這部分人就把字數加到了七八千字。最終，出於對分數的隱憂，所有人都被“卷”進去被迫堆字數，很少有人敢真正按照2000字的要求去完成作業。
北大匯聚了最聰明的腦袋、最強意志的學生，學霸中的學神、強者中的王者，互相壓迫、追趕，每個人都很累，但沒人敢停下來。
生病之後，張偉對身邊的同學更加敏感，他發現了好幾個和自已一樣處於焦慮狀態的同學。學校的心理谘詢中心對本校學生每年提供6次免費的谘詢服務，也有24小時的危機乾預熱線。張偉發現自己狀態不佳時，曾去預約心理谘詢，但排了兩個月的隊，才真正預約上。
有一次，張偉在知乎上看到一個北大畢業生的一句話，印象深刻，那個畢業生寫道，“從北大畢業之後，我才逐漸意識到原來我是個普通人，在畢業之前我都以為自己是個傻X”。
張偉說，“北大的人大部分都自命不凡，但是當一堆自命不凡的人在一起，就一定會有人受到打擊，我就是受到打擊的那個人。”
休學後，父母一直在幫助張偉減壓。
他們給張偉的建議是：以畢業為目標，拿到學位證和畢業證，其他都不重要。哪怕掛科，只要補考過了就行。
張偉慢慢開始接受自己，承認與別人之間的差距，明白人生不只有一種出人頭地的活法。
“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過法，雖然在北大受挫，但如果畢業後願意回到家鄉，比如做一個高中老師，那我肯定也是老師裡的佼佼者。”
給自己找到一條退路後，就多了一個底，張偉發現自己對未來沒有那麽慌張了。
注：文中張偉為化名
作者周嶼，自由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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