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話難打到電話隨便打
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電話是人們溝通、社會交流的最主要方式。正因為此，電話難打成為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典型現象，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電話裝不上、打不通、聽不清”仍在困擾著人們。
歸根結底，因為當時通信發展水準落後，供給能力不足。1949年，我國電話普及率僅0.05部/百人，也就是說，每1萬人才擁有5部電話。到1979年，我國電話普及率仍然很低，只有0.41部/百人。改革開放之後，隨著通信業體制機制的調整以及新技術的採用，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程控交換技術的上馬，推動我國電話事業走向大發展，“電話難打”的矛盾逐漸消除，只是在大家的記憶中留下了許多可說的故事。
當年的傳呼電話要靠“吼”才能聽見
公用電話傳呼聲飄蕩數十年
“15號三樓王阿姨，儂兒子伐回來切夜飯了！”這親切的叫電話聲，曾在老上海的弄堂裡“激蕩數十年”。這也是我國電話發展初期的縮影，很長一段時間，私人電話鳳毛麟角，公用傳呼電話承擔了溝通重任。
早在1952年，上海就全面開辦公用電話傳呼業務。在當時一篇名為《開辦傳呼電話記事》的文章中寫道：“第一家找的對象是長壽路西康路附近弄堂口的小煙雜店，店主聽到要在店堂裝公用電話非常高興，而且三分錢一次傳呼費不無少補。裝上電話不久，這家店果然生意興隆，消息傳開，申請裝公用電話的信就接連而來，就此，我們的局面就打開了。”
文中的煙雜店，就是當年公用電話傳呼業務的“第一陣地”。
很多老上海都有這樣的回憶：煙雜店裡，擺著一台黑色撥盤式電話機。當時的電話號碼是六位數的，手指伸進撥盤上的圓孔，沿順時針方向撥六下，遇到忙音則再來一次。一個店裡一般配有1-2位傳呼員，基本是住在附近的老阿姨或老爺叔，傳呼費3分錢一次，打電話4分錢一次。
出生在延安中路多福裡的錢先生是一位50後，家中排行老么的他，小時候與父母和四個哥哥姐姐一起住在弄堂二層樓。出生起，他就記得弄堂口的煙雜店門口，掛著一塊“公用電話”的牌子。
“那時候的傳呼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傳呼員直接在樓下告訴我們什麽事，一種是遞給我們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回電電話號碼，我們再到煙雜店去回撥。如果回撥的話，傳呼員就會告訴對方等在電話前。”
著名演員牛犇至今還記得弄堂口煙雜店的老大娘，每次上影廠有什麽通告或工作信息，大娘都會大聲嚷起來“牛同志，明天……”“她叫得那麽響，半條街都知道了”牛犇回憶起往事，打趣地說。
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公用電話亭，但只能接聽和撥打市內電話，不能打長途電話。如果要打長途，必須要到郵局。早年郵局設有電話隔斷室，小小的隔斷室，門口寫著1、2、3、4、5，只能容納一個人。撥打長途，需要去郵局提出申請，向郵政人員說明所要撥打的地址。
“早年打長途時需要等待，由郵局的人先接通才可撥打。有緊急的事，都打電報。電報早期每字3.5分，拍電報都是惜字如金。60年代有一次，老家的親戚過世了，一位電報員騎著快車來我家送信，我父親當天晚上就坐火車趕去了。”錢先生回憶說。
公用電話傳呼業務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直到後來，電話走進千家萬戶的日子。
線務員從閑到忙 見證電話大發展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進入電話大發展時期。眾多用戶申請安裝電話，這段時期，安裝電話的線務員們成為最忙碌的人，他們奔走在城市和鄉村，將電話線牽向千家萬戶。
王顯玉就是其中一位，那段歲月，成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記憶。
1978年，王顯玉還是一位剛滿20歲的“小鮮肉”，在上海市電話局技校學到一手維修的絕活後，他被分配到上海市話局中華分局擔當一名線務員。儘管年輕人生機勃勃，可初入社會的王顯玉卻過得很“清閑”，因為電話在社會上根本就是件稀罕物，裝得起電話的家庭可謂是鳳毛麟角。
在工作的前十年，王顯玉或許也猜不到電話這塊“璞玉”何時才能夠洗盡鉛華，大放異彩。
這一天並沒有等太久，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電話正式進入大發展時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裝電話，主要是出於做生意的需要。”王顯玉記得，當時九江路正在發展成“名牌一條街”，賣的都是舶來品，新潮的T恤衫和好看的皮鞋動輒就要上千元，都是從廣州進的貨，沒有電話怎麽談買賣呢？
因為上海本地的百貨公司不賣進口品牌，所以九江路上的商戶就更吃香了。“兩三個月的工資才買得起一件T恤，私營老闆沒有幾十萬本金也不敢做這門生意。”有了電話，這些個體戶就可以隨時根據銷量來調整進貨，免得銷路不好，一旦積壓，賠的都是血汗錢。
電話成為“香餑餑”以後，再想裝一部就難如登天了。等個1年、3年才裝上電話的家庭比比皆是。
20世紀90年代末，王顯玉一天要拜訪的用戶已經從20年前的五六家飆升到了五六十家，整整躥了10倍。
電話局放號的時候，來申請的用戶甚至能排成一公里的“長龍”，從雲南中路的放號營業廳開始，一路拐到金陵東路、西藏南路、寧海東路，再回到雲南中路。
申請安裝電話的用戶蜂擁而至，線務員從此就成了一項“苦力活”。一時間，弄堂裡、馬路邊、水泥杆上，到處都能看到“綠衣人”忙碌的身影，最多時上海平均每天得裝1000多部電話。新裝班的線務員根本忙不過來，所以本職是修電話的王顯玉也常常要乾裝電話的活，“大家每天早上7點就到部門，拿好各自的工單就分頭出發了，一個線務員每天至少要裝20部電話，忙到晚上七八點才能完工回部門。”
隨著裝機量的上升，維修工作也比早期辛苦多了。有一次，王顯玉去給一位住在高層的用戶修電話，不想那幢公房的電梯竟然壞了，他就蹬蹬蹬一路爬上了18樓，找到問題所在後，再跑回1樓去修線路，修好了還得再徒步登上18樓，當場打電話確認是不是修好了。像這樣一天跑幾十樓，對電話大發展時期的王顯玉來說司空見慣。
1999年時，我國電話普及率已經從改革開放之初的0.41部/百人大幅提升到13.12部/百人，打電話難的矛盾基本解決。進入新世紀後，隨著移動通信的發展，我國電話普及率迅猛提升，到2018年達到125.29部/百人，隨時隨地打電話已經徹底融入人們生活，成為平常。
移動通信從空白到領跑世界
移動通信的出現和發展，徹底改變了我國的通信格局和人們的生活，見證了我國通信事業從弱到強、從跟隨到領跑的變遷。
模擬移動通信時代，網絡製式五花八門，但沒有一個是中國的。2G時代，GSM和CDMA唱著“二人轉”，中國照樣是空白。3G時代，國產TD—SCDMA成為國際三大3G標準之一，我國移動通信發展取得突破，不過TD—SCDMA只有中國在用。4G時代，我國移動通信發展處於“並跑”階段。現在5G時代到來，在全世界範圍，中國和美日韓一道，處於5G發展“第一陣營”，引領著全世界5G發展方向。
搶裝電話是當時上海市民最熱衷的事
從上海起步
在聞名遐邇的中華商業第一街——南京路步行街上，有一棟始建於1932年的19層建築——“七重天”大樓。
19層的建築放在今天可能有悖摩天大樓的美譽，可一看到“七重天”透著年代感的外觀，你就不難聯想到它昔日最負盛名的幾個“最”：舊時上海最高的建築、最奢華的娛樂場所、第一家歌舞廳。時至今日，前台牆面上裝裱的字畫與老上海餐廳的設計仍保留著一絲古韻，每天晚上人們也還可以在這裡欣賞到摩登的歌舞表演。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裡是我國移動通信的起源地，就連樓內酒店的經理也不知道，在這棟樓的樓頂，曾豎起我國最早的通信基地台。
1982年，我國自行研製的150兆赫茲移動電話系統向社會開放，上海公眾移動電話網正式誕生，這是我國第一個開放的移動電話系統，基地台就設在“七重天”賓館的樓頂。當時的移動電話為車載式，也可在固定地點使用。
1987年11月，第一個模擬蜂窩移動電話系統在廣東省建成並投入商用，廣州開通了我國第一個移動電話局，首批用戶有700個。繼1987年廣州“開閥”之後，1988年，上海移動電話就投入了商用。也就是俗稱“磚頭手機”的大哥大。經歷了初期的冷遇之後，沒過幾年大哥大進入大發展的黃金時期，一機難求的火爆程度導致2萬元一部的大哥大被黑市炒到5萬元。
由於大哥大必須通過燒號的方式來與號碼進行綁定，因此，1992年大哥大爆紅後，“放號小哥”為了連夜燒號，甚至創造了一個星期都沒有回家的紀錄。
當時在長途電信局負責燒號工作的凌斌就是大哥大市場“紅紅火火”的親歷者，他清楚地記得，1995年大哥大進行過兩次集中大放號，總計賣出7萬台大哥大，令上海的大哥大用戶一口氣突破了10萬。現場同樣是現款購機，不但長途電信局從交通銀行請了10名工作人員帶著點鈔機來到放號現場，上海武警還派了一個班來維持排隊秩序，畢竟人人懷裡都揣著拿報紙包成的巨款。
有一陣，放號場地改到了黃浦區少年宮，凌斌和其他3名工作人員將200台大哥大存放在一間教室裡，總共價值400萬元。因為害怕夜裡有人來偷，他們一到晚上乾脆就將教室反鎖，人躺在裝大哥大的盒子上，在睡夢中也要守著這堆“磚頭”。在“放號小哥”們的人生裡，這想必也是最貴的一張床了。
曾經洋品牌滿天下
國內首個移動電話系統在上海誕生十年後，我國的移動通信開始從模擬時代轉向數字時代。但國內第一個GSM全數字移動電話系統並不是誕生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而是浙江小城嘉興。
1992年，原郵電部批準建設嘉興地區GSM演示系統，到了1993年，嘉興GSM網絡正式向公眾開放使用。浙江海寧企業家謝金松清楚記得這件事：“我記得當時中央電視台和廣播中還為此播了新聞。當年我們嘉興是世界第二、亞洲第一個開通GSM網絡的地方，比上海、北京都要早好幾年。”
在此之前，謝金松自己使用的是模擬手機，信號不是很好，“而且已經出現了破解模擬信號的黑手機，自己的‘大哥大’容易被別人盜打，所以就決定換成信號更好、安全性更高的GSM手機。”
謝金松使用的第一部GSM手機是摩托羅拉3200，“這部手機是當時我們市民拿到手的第一款使用GSM網絡手機。”謝金松說道。摩托羅拉3200給謝金松留下的第一印象還是個“磚頭機”：機身長13厘米，超常的橡膠天線，重量超過一斤，而待機時間只有短短的10小時，“儘管如此，心裡還是很快樂的。”
“當時嘉興這邊也只有六七個基地台，我是在GSM業務正式開放前，提前一年就用上了，相當於試商用。幾位老闆出來吃飯，桌子上豎著好幾部大哥大，天線林立，也挺壯觀。”謝金松回憶道。
隨後，謝金松也換了部小巧的GSM手機，但他並沒丟棄這部摩托羅拉3200。後來他萌生了創辦手機博物館的想法，自己使用過的摩托羅拉3200則成為他第一部手機藏品，“還好當時沒丟掉”。
如今，謝金松的手機博物館已經成為國內最大的專業手機博物館，收藏了13000多部老手機，見證了幾十年來移動通信發展的歷史，經常有人來他這裡借古董手機，舉辦各種展覽。
有了這座手機博物館，讓謝金松對國內移動通信事業的發展格外有感觸，“以前，我們的通信發展比較落後。在我的展館裡，你看那些老手機，絕大部分都是國外貨，摩托羅拉、諾基亞、愛立信、阿爾卡特、NEC、三洋、飛利浦、日立、東芝、北電等等。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國產的手機就很好，真的，中國人做的東西不比其他人差。”
5G時代跑在最前沿
孫勤沒用過大哥大，也沒用過BB機，只在以前的港片中看過。作為一名通信“發燒友”，他很新奇，為此還跑到博物館中去見識這些老古董。
但現在，孫勤感興趣的是5G。而且就在這個8月，他成為國內首批5G用戶，“之前就聽說5G手機上網很快，自己又比較喜歡打遊戲，所以就買了5G手機嘗個鮮。”
體驗之後，孫勤對5G的表現感到滿意，“在5G網絡覆蓋下，5G手機不管在遊戲還是視頻及操作體驗等各方面，相比之前用的4G手機都有很大提升，網絡非常流暢。比如之前想要下載《絕地求生》的遊戲大概需要2分鐘，現在15秒左右就能搞定。”但他也感到遺憾，現在5G網絡覆蓋的地方還不多，“這也能理解，網絡建設完善總歸需要時間。”
隨著6月6日牌照的發放，我國正式開啟了5G時代的大門，提前開始規模商用征程。
移動通信自20世紀80年代誕生以來，每十年會進行一代技術革新——從1G到4G，經歷了從模擬到數字、語音到數據的演進，網絡速率萬倍增長。中國此前一直都是追趕者的角色，而在5G時代，中國躋身第一陣營，成為全球5G引領者，在技術、標準、產業、應用等方面，擔當著重要角色，為全球5G產業鏈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在技術領域，據相關機構統計，中國企業在5G通信所需的標準必要專利申請數量中，佔比達到34%，位於全球第一。在標準制定中，華為、中國電信、中國移動等發揮著重要作用，比如中國電信主持了5G基地台基帶性能的技術討論和標準的制定。在終端領域，華為、中興以及vivo、OPPO都已經發布或者即將發布5G手機及CPE設備等。在應用方面，中國公司已經展開了大量的探索，尤其醫療、教育等領域。
今年7月，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醫生為患者實施達·芬奇機器人輔助下的直腸癌根治術，手術畫面被同步傳輸到仁濟醫院東院實訓中心和遠在寧波杭州灣的仁濟醫院寧波醫院，即使相隔100多公里，但是觀摩醫生照樣可以“近距離”學習。
寬頻發展從大國到強國
寬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是衡量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標準之一。
對於用戶來說，寬頻發展帶來的感受是一次次網絡升級和網速提升，經歷了56K網速的撥號上網、128K網速的ISDN上網，再進入M時代的ADSL上網，現在光纖時代來臨，百兆寬頻已經普及，千兆寬頻也正進入越來越多用戶的家中。
回想當初的龜速上網，很多人感到“恍若隔世”，感歎變化太快。
上海正成為雙千兆第一城
上海第一位寬頻用戶的故事
魏中竑稱得上是國內第一批網民，1995年他開始了自己的互聯網生活。這時，中國互聯網史上第一家商業公司瀛海威，還沒有豎起那塊著名的廣告牌——“中國人離信息高速還有多遠——向北1500米”。
現在，難以想象那時候的上網狀態。魏中竑是中國第一代“網聊一族”，Netmeeting和ICQ是魏中竑和美國同學在線交流的主要工具。那時候，還沒有QQ，更別提微信。
足以讓現在的主播、網紅們“汗顏”的是，魏中竑早在1996年就有了自己的個人網站，主要是電影下載。與如今的愛奇藝、優酷等在線播放高清，甚至藍光畫質不同，在那個網速龜速的年代，下載一個4M的電影預告片都要花好長時間。
當時，魏中竑在家通過Modem電話線撥號上網，上網成本真不低，他在香港花了1500港幣買了Modem帶回來，每月的電話費、上網費也要好幾千元。之後，ISDN上網方式出現，魏中竑也申請安裝使用，家中網速達到128K。
魏中竑家中網速第一次“跨越”，是在1999年。1999年國慶前夕，他無意間看到了一則安裝ADSL的廣告。“當時ADSL的初裝費是3000元，可以打對折。裝一部電話都要1000多元，1500元的ADSL也不算貴，所以沒多想，立即就申請了。”
看到這則廣告，魏中竑很興奮， Modem電話線撥號和ISDN都是窄帶上網方式，他想體驗寬頻上網會帶來怎樣的感覺。於是，他趕緊撥打了業務辦理電話。沒想到這一通電話，讓自己成為上海第一位寬頻用戶。而且，由於他是第一個安裝ADSL的家庭用戶，所以被列為試點，費用全免。
1999年國慶節後，電信工作人員到魏中竑家進行了安裝調試，很順利，上海的首位寬頻家庭用戶就這樣誕生了。
當時使用寬頻的人很少，所以速度也不限制，魏中竑自己測了一下，當時的帶寬大概有7.8M左右。這對用慣了撥號上網的人來說，無異於飛一樣的感覺，“無論用什麽形容詞都描繪不出那種極速的感受。”對那個年代的網民來說，一根ADSL寬頻或許比未來5G帶來的上網體驗更加震撼。
千兆光網撲面而來
作為一名90後，林彬對魏中竑的經歷感到不可思議，怎麽會有128K、512K這麽慢的網速。林彬用過10M寬頻、20M寬頻、100M寬頻，從來沒用過512K的寬頻，就像很多年輕人沒用過BP機一樣，對過去的事情感到難以置信。
兩年前，林彬成為上海甚至國內首批千兆寬頻用戶。2016年11月，距離上海電信宣布啟動千兆寬頻規模商用計劃後不到一個月，林彬家中用上了電信的千兆寬頻。
楓庭麗苑是上海電信完成千兆網絡覆蓋的第一批小區，林彬家中也符合上海電信推出的“千兆回饋計劃”，就這樣，他家中的寬頻就免費從百兆升級到千兆，進入家庭上網G時代。
之後，像林彬這樣的千兆用戶越來越多。在2018年10月，上海電信完成“千兆光網”建設計劃，千兆能力覆蓋全市，全面實現端到端“萬兆到樓千兆到戶”。
放眼全國，固定寬頻網絡已經全面邁進光纖時代，光纖寬頻用戶佔比在全球各國中穩居首位。而在2019年，我國又吹響了新的“號角”，在今年3月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開展城市千兆寬頻入戶示範”被記上了重要的一筆。工信部表示，今年準備在超過300個城市部署千兆寬頻網絡，爭取網絡用戶覆蓋能力達到2000萬。
千兆上網，正在全國範圍席卷而來。
作者／錢立富 李蘊坤 錢奕昀
編輯／挨踢妹
圖片／IT時報 網絡
來源／《IT時報》公眾號vittimes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