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人：完美情人？一段去病態化的文化史

人—機器人性愛與婚戀，不少人或許會用一句“變態”以蔽之。這個話題非常新，不少人今天聽後仍然側目，視其為醜聞奇談；對有的讀者來說，它還只是影視科幻。但類似現象的歷史又很久遠，因為讀者要回到古羅馬文學裡去找它的原型。當然，故事伊始，主角還不是機器人。在過去兩千年裡，它經歷了一個從雕像經人偶延伸到機器人的過程。

一、皮格馬利翁和“旅途的女人”

古羅馬詩人奧威德《變形記》中的皮格馬利翁故事是這個母題的史前階段。皮格馬利翁是古希臘時期生活在塞浦路斯的藝術家，善雕刻。他不喜歡凡間女子，因為後者道德敗壞。他寧願獨臥空榻，也絕不與這些女子結婚。他用巧奪天工的技藝雕刻了一座雪白的象牙少女像，其美麗程度絕非肉體凡胎的女子可比。皮格馬利翁把全部的精力、熱情和愛戀都給了這足以亂真的雕像戀人。他撫愛它、裝扮它，待它如妻子。在愛神維納斯的節日上，他乞求愛神讓它成為自己的妻子。愛神被他打動，賦予了象牙雕像以溫度和呼吸。回家之後，皮格馬利翁發現“愛人”的身體開始變軟、臉上緋紅初現。他們結婚，後來甚至生下了女兒帕福斯。

皮格馬利翁的故事激發了很多人的靈感，讓無數文人和藝術家為之著迷。奧地利表現主義畫家和作家考考施卡（Oskar Kokoschka）就是其一。為了減輕繆斯和女友阿爾瑪·馬勒（Alma Mahler，音樂家古斯塔夫·馬勒的遺孀）離他而去的痛苦，他定製了一個阿爾瑪人偶。他不厭其詳地規劃了替代品的所有細節，以期複製皮格馬利翁的神跡和幸福。但現實裡畢竟沒有愛神的眷顧，“到貨”的人偶沒法讓他聯想到曾經的繆斯。試驗失敗之後，考考施卡不無醋意地在回憶錄《我的生活》中寫道：“為何人們沒有忘記皮格馬利翁這個名字，而那些政客和理論家的名字隻留在了自己的回憶錄裡？”

皮格馬利翁的遺產有兩個層面。一是藝術家與藝術品的互動關係；二是人和無生命人像的性與愛。第一方面在西方文學藝術史上極被重視，被很多文人大家當作藝術家和藝術的寓言來探討。而在另一個層面上，很多人支支吾吾，文人墨客多不齒於談，只是古代的編年史記錄者才會直截了當地寫上那麽三五句：一個輕佻的年輕人或不虔誠的園丁，抱著一個他看到或挖掘出的雕像或異教神像，去吻它冰冷的唇……1767年，歌德在早期敘事小詩《皮格馬利翁》中較為隱晦地描述了這樣的“傻瓜”。主人公的朋友對他說：“你擁抱的是堅硬的石頭／哦你真是傻得可以！”但懂得變通的歌德讓他的主人公“懸崖勒馬”，最後聽從了朋友的建議，娶了後者買來的女人。

當然，與無生命人形的性愛並非隻受皮格馬利翁影響。從美國作家弗格森（Anthony Ferguson）的作品《性偶歷史》（2010）中可以讀到：在大航海時代，西班牙和法國的水手們不但在劈波斬浪中改變著世界的格局，也在船艙裡改寫了性愛的歷史。在長年累月的長途海上航行中，異性被禁止隨行，因為水手們認為女人會給航行帶來厄運。於是，他們用廢布等簡陋原料做成的“旅途的女人”（法語：dame de voyage），成了這段歷史的產物和現代性愛玩具的雛形。

來自威尼斯的冒險家和作家卡薩諾瓦（Giacomo Casanova）是歐洲近代史上最知名的采花大盜。在意大利電影《費裡尼的卡薩諾瓦》（1976）中，卡薩諾瓦與自動機械女人（即早期機器人）羅薩爾芭也有一段情事。從技術角度講，自動機械人在科技突飛猛進的18世紀後半葉裡並非天方夜譚。畢竟，卡薩諾瓦生活的年代也是人們對自動機械人最癡迷的時代。在與眾多女性有過風流韻事之後，卡薩諾瓦與羅薩爾芭在冰冷的大廳裡儀式感十足地起舞。他與她行床笫之事，之前還吟誦了文藝複興詩人彼特拉克《歌集》中的第292首：“我熱情歌頌的眼睛／手臂、玉足和姣容／把我的靈魂掠走，又使／我變成孑然一身，孤苦伶仃……”在德國學者德魯科斯（Rudolf Drux）看來，羅薩爾芭的機械性和沒有溫度的身體與卡薩諾瓦機械的、漸失情感的性愛異曲同工。

在對人的心理和性愛偏好還沒有深入研究的古代和近代早期，皮格馬利翁的後人或同好要麽被描述成了輕浮的青年或膽大的異教徒，或是大航海時代粗魯的水手，極端情況下還有卡薩諾瓦式的“性愛機器”。另外，還有可能是歐美近代文學作品中有藝術家氣質但卻經歷認知危機的年輕人：他喜歡人偶超過現實中的活人或無法認出自己的情人實為機器人。文學作品更能關懷人，會展現人更豐富的內心世界，而非直接蓋棺定論。在此，筆者先談談在歷史與現實、性病理學與婚戀倫理和法理中的非人之戀。

二、“皮格馬利翁情結”和世紀之交的性病理學

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心理學和性病理學開始強勢興起。喜歡雕塑、人偶、自動機械人或與之交媾的現象自然引起了性病理學家的注意。性學學科創始人之一、德國性病理學家布洛赫（Iwan Bloch）在著作《我們時代的性生活》（1908）裡提到了19世紀後半期法國妓院裡的奇聞：一個年邁的伯爵要求妓女扮演女神雕像，並在完成一定儀式之後，目睹它“活起來”，並從中得到快感和滿足。為此，客人要付出一百法郎的代價。另有一些教養不足的年輕人則在遊覽博物館和觀看赤裸雕塑時會產生興奮感。

受皮格馬利翁這個千年故事的啟發，布洛赫將上述行為稱為“皮格馬利翁情結”（德語：Pygmalionismus）。德國醫生邁茨巴赫（Georg Merzbach）則在其作品《性的病態表現》（1909）中將與人像（畫像、雕塑、“旅途的女/男人”和早期機器人等）性愛的所有症狀全部歸因為“皮格馬利翁情結”。性學中的“皮格馬利翁情結”實際上是一種應被診治、被社會所排斥的性心理錯位現象，與其在文學美學中迥異。在布洛赫和邁茨巴赫等人看來，這種現象與戀屍（猥褻屍體）等偏好有密切的關係。筆者認為，相比鞋、絲襪、毛發等物件，雕塑、人偶和早期機器人是對人體較完善的複製；如果說喜歡它們也算戀物，那人們並不需要嚴重的戀物情結就可以與這些“人造人”走到一起。

當時個別成年女性的“戀偶情結”（德語： Puppenfetischismus）同樣值得關注。19世紀後半期是布偶作為女孩玩具的黃金時代，在女孩心靈成長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其普及程度就像現在年輕人手裡的智能手機。在與布偶的角色遊戲中，女孩像小大人（母親、護工等）一樣預演著自己未來在社會和家庭中的角色。德國性病理學家施忒克爾（Wilhelm Stekel）和德國文化歷史學家伯恩（Max V. Boehn）分別在著作《戀物》（1923）和《人偶》（1929）中記載了“戀偶情結”的多種表征，以下是有代表性的一例：個別成年女性不能從這種童年的布偶遊戲中擺脫出來，在成年以後保持著童稚、與布偶愛撫以及搜集甚至偷布偶等習慣；在丈夫面前，她們卻很冷淡。

此時，醫學和心理學界對這種偏好的病態化處理與當代民間部分人的看法不謀而合。但在過去百餘年的西方社會和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三、去病態化的機器人性愛？

在其第一篇機器人小說《小機》（1942）中，“現代機器人故事之父”阿西莫夫曾寫道：“在2003年至2007年間，全世界大多數政府都禁止在地球上使用機器人，除非進行科學研究。”不過這一文學預言並未成真。隨著新世紀的到來，智能機器人不再是純粹的未來學想象。實際上，它們已在商場、臥室和養老院等不少生活太空找到用武之地。當它們不再囿於現實的工廠車間或科幻的未來“惡托邦”中，而是作為幫手或伴侶來到人的身邊時，標誌著人機構系新時代的到來。其中，性愛機器人就是“人機構系新時代”的排頭兵。

人機性愛問題在《機器管家》《機械姬》《真實的人類》以及《西部世界》等眾多知名影視科幻作品中已是常見話題。在瑞典科幻劇《真實的人類》（2012—2014）中，年輕人托比無法自拔地愛上了美麗、優雅而又神秘的機器人米蜜。在美國科幻劇《西部世界》中，部分機器人還扮演了妓女的角色。實際上，人偶／機器人妓院並非只是科幻想象。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等地，近兩年來都出現了性愛人偶妓院。德國人胡諾爾特（Günther Hunold）曾在他的《語言中的性：傷風敗俗詞匯百科》（1980）中寫道，妓女在德語中有時也被稱為“人偶”（德語：Puppe）。這是否屬實，難以查證，很多德國人也說不清楚。但在此，人偶的“職業”的確成了妓女，就像之前水手們的“旅途的女人”或法國情色小說中的“睡著的女人”（法語：la femme endormie）。《睡著的女人》（1899）中的男性角色認為，相比現實中的女人，高仿真人偶“睡著的女人”有多個優點：既任人裝扮，又不會出軌，還可以服務於多個男性。

當今，美國民間還出現了“戀偶文化”（Idollator Culture）。在“美國下層階級的桂冠詩人”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的短篇《十七塊五的愛情》（1973）中，主人公羅伯特對一個櫥窗模特一見鍾情，用十七塊五美金將其買下，並偷偷地與它親熱。後來，他的女友布倫達在櫥櫃裡發現了人偶，憤怒地將其毀壞，並留下羅伯特守著“情人”的碎片哭泣。如果說像他這樣的“戀偶人”（Idollator）以前還遮遮掩掩，那現在不少人則開始展現自我、組成團體、互通經驗。在人偶或機器人情人可以隨時工業複製和隨意設計裝扮的當代社會裡，“戀偶（機）人”也不再是皮格馬利翁或考考施卡式的獨行俠、創作者或藝術家，而是任意的某個用戶。

人偶（機）之戀不僅是一種性愛行為，也是當事人的自我導演、示演與實現。“戀偶（機）人”與人偶或初級機器人說話、攝影、散步、看電視、共進晚餐，並將自己的興趣、偏好和性情都投射到了後者身上。與“戀偶（機）人”的多數訪談顯示，很多人與人偶或機器人待在一起，是因為他們在現實中與女性的交往以失敗告終。從這個角度講，人偶（機）性愛不能僅被理解為革命性的性愛或者“性變態”，它其實也是補償性或替代性的性愛，一種逃離現狀、創傷轉移和自我實現的行為。

“性少數群體”的英文縮寫為“LGBTQIA+”，是女同性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雙性戀（Bisexual）、跨性別（Transgender）、酷兒（Queer/Questioning）、間性人（Intersex）、無性戀（Asexual）的英文首字母的組合。其中，“+”指其他非規範性的性取向和性別認同。而戀偶（機）就可以歸入“+”的範疇。同性、雙性是逐漸認可為部分人的天性，人們對同性戀、雙性戀等現象日益寬容，那對戀偶（機）呢？

一是現代人的孤獨、異化和焦慮，二是當代社會的多元化和寬容度，為人機性愛提供了溫床。近年來，《與機器人的愛與性》（2007）等著作見證了社會寬容度的提高。當今學界傾向於將其視為一種性偏離現象，而不是簡而化之地稱其為“性變態”。誠然，人機性愛有時會營造一種詭異的氛圍，讓人不安。但在當下多元社會裡，“變態”已不應再是一個隨時脫口而出的詞。

在人機性愛問題上，國外知識界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在《與機器人的愛與性》一書中，英國人工智能專家利維（David Levy）寫道，人類與機器人之間的性愛甚至婚姻關係即將實現、令人向往。對自由主義者來說，機器人性愛只要能給某些個體帶來快樂，為何不可呢？但倫理學家和女權主義者則會深究其背後的倫理和權利。機器人倫理學家理查德森（Kathleen Richardson）和比靈（Erik Billing）發起了“反性愛機器人運動”，呼籲政府禁止性愛機器人的研發和生產，以避免對女性和兒童的物化。意大利機器人學家維盧吉奧（Gianmarco Veruggio）和奧佩托（Fiorella Operto）在《機器人手冊》（2008）中則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我們應該考慮性愛機器人，這將是一個重要市場。在許多領域它們都被用來作為性伴侶……也可減少對婦女和兒童的性侵犯。”

雖然對女性物化的焦慮不可忽視，但另一方面，雕塑、人偶和機器人從來都不是“與生俱來”的男性專屬“玩具”。女性的應用雖相對較少，但並未被排除在外。筆者認為，和賽博格①時代可能為消除男女權利差異提供有利條件一樣，“人機共存時代”也能為女性伸張權利或爭取男女平等提供可能，至少是理論可能。在國外性愛人偶市場上，男性高仿真人偶並不少見。在遊戲《戀與製作人》中，女玩家可以同時和數個男角色交往。在《真實的人類》裡，在情緒不穩的常年伴侶羅格和風趣、善解人意的機器人裡克之間，中年女子特蕾瑟毅然選擇了後者，並為其補裝了性愛程式，堪稱女權的完勝。

刨除機器人性愛對部分人的好處，人們還會提出很多疑問：出於工業生產線的機器人能成為人類個性化的戀人嗎？人機情感的界限何在？性愛機器人可為感情空窗期的人提供替代方案，那它可以是婚戀雙方之間沒有獨立意識的第三者嗎？在後現代社會裡，完美的機器戀人會大幅改變人際交往的格局，甚至影響社會的公序良俗嗎？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因人而異。是否承認個體差異性和多元性愛倫理，是探討人機構系的核心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