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哆啦A夢能紅半個世紀？

一年一度的《哆啦A夢》劇場版又來了。哆啦 A 夢，藤子·F·不二雄筆下最著名的漫畫形象，日本最大的動畫IP之一，在中國受到了一代代人的喜愛，成為了陪伴童年的標配式的存在。這些故事將觀眾帶入奇妙的、充滿想象力的奇幻世界，伴隨了數億人的成長。

自從《哆啦A夢：伴我同行》2015年在中國引發全民熱潮、創造5.3億票房後，接下去每年都能在院線，看到新鮮出爐的“藍胖子”。

今年的劇場版叫《哆啦A夢：大雄的金銀島》，靈感取材自英國作家羅伯特·史蒂文森的長篇冒險小說《金銀島》，一個英國少年智鬥海盜，平息叛變並取得寶藏的故事。《金銀島》曾被改編為各路影視作品，並常被致敬，《大雄的金銀島》便以此為創作基點，再度創造出了一個具有夢幻色彩的世界。

這一次，大雄和他的夥伴們在哆啦A夢的秘密道具“金銀島地圖”中，開始了前途未卜的尋寶之旅。這個尋寶地圖道具在太平洋中心發現了一座新的島嶼，大家乘坐著巨船朝著目的地出發。

然而，他們遇到的海盜們擁有的科技設備比哆啦A夢還要先進，靜香卻在混亂中被對方擄走。由此，新一輪的冒險征程被正式開啟。

不得不說，這部劇場版是近三年來“哆啦A夢劇場版”中最好的一部。之前在日本國內上映時，它就已將口碑與票房都刷出新高，同時還創下系列的最高觀影人數。

筆者自己的觀影體驗也非常不錯，情節緊湊、製作精細、情懷足量，其中還貼切地加入從友情跨越到親情的情感內核。毋庸置疑，它就是領跑這個六一檔合家歡的不二觀影選擇。

那麽，為何是哆啦A夢，陪伴了中國一代又一代？

它又憑借什麽，在1969年問世後，紅過了將近半個世紀？

“哆啦A夢之父”藤子·F·不二雄，曾經在採訪中說“自己便是大雄”。他如此描述自己的童年：“用一句話概括，我就是個毫不起眼的孩子。性格內向，也不敢在大家面前大聲說話，喜歡在角落裡呆呆地沉浸在幻想中。”

顯然，不二雄把自己對孤獨童年的理解真切地融入了《哆啦A夢》中，哆啦A夢拯救了大雄的童年，也拯救了數不清的孩子的童年。看似奇幻的題材，卻來自於對自我生活的體察。這種表面歡騰熱鬧，實則包裹了對孤獨的治愈內核，才是其能在日本與中國都引發廣泛共鳴的原因。

巧合的是，在八十年代，也就是“獨生子女的時代”，這股哆啦A夢的浪潮正式開始席卷中國。

據研究顯示，哆啦 A 夢出現在中國，最早能追溯到1987年，中國的幾個出版社在盜版的情況下先後出版了漫畫。當時的譯名五花八門，分別為“機器貓”、“小叮當”、“叮當機器貓”等幾種，也造成了日後傳播的混亂。

在1991年中央電視台把《哆啦A夢》引進前，在中國能看到的日本卡通片只有《鐵臂阿童木》、《聰明的一休》等寥寥幾部，觀眾無法得到滿足。此時，恰逢“哆啦A夢”以漫畫、卡通片、玩具等多種形式進入中國，使得IP影響力在當時擴大到全國範圍。

《鐵臂阿童木》

於是乎，70後、80後，就成了當時看著《哆啦A夢》長大的一批人。當時處在童年的，如今都已經奔四、奔五。由於計劃生育獨生子女與爸媽雙雙工作等社會影響，這一代人注定是期盼陪伴的一代。大多數孩子希望和大雄一樣，擁有哆啦A夢的陪伴，能夠在繽紛的時空中進行冒險。對這代人而言，《哆啦A夢》IP能夠立足的原因之一，便是同類認同心理的影響。

讓我們再將目光拉回到近幾年。當年看動畫的小孩現在已經緩緩步向了中年，奔四、奔五，經歷職場歷練之後，心態雖不再年輕，但看著曾經的感動與純真，依舊會在這些光影記憶中得到溫暖與潤澤。

從這個層面上思考，《哆啦A夢》不僅僅是一個系列動畫，更是一個能夠被人的記憶輕易解碼的文化符號。劇場版能接連在中國票房大賣、口碑優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能召喚那個時代的共鳴，也就是所謂的流行文化抵達群眾心理意識的互通性。

和我們在四月進電影院看到《頭號玩家》時的激動所相仿的是——許多觀眾對於曾經喜愛的東西，情感的積攢在進入電影院之前便已經完成，接下去僅需“喚起”就能被釋放。

與其說我們喜歡常常做錯事的大雄，不如說是我們想起了，自己也曾是大雄，一樣馬虎，一樣單純。與其說我們喜歡無所不能的哆啦A夢，不如說是我們在情懷上懷念那些小時候從未在現實中得到，卻在午夜夢回時會期望度過的，沒有孤獨感的童年。

此外，身為大人，在兒童節檔期必須帶著孩子進入影院，選擇一部電影進行觀看時，比起選擇某些劣質動畫，《哆啦A夢》劇場版無論在製作品質，還是趣味性上都處於很高的水準。而這顯然是家長與孩子雙方都能夠接受並各取所需的最佳方案。

日本是典型的動漫強國，其動漫發展的模式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不失其創新力和吸引力。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被稱為日本動漫的“空氣時代”，動漫在當時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日本動漫“空氣時代”登場的哆啦A夢，至今仍舊延續著巨大的IP神話，其產業化的成功是難以想象卻又擺在眼前的。

回到前面的問題。哆啦A夢究竟憑借什麽紅過了將近半個世紀？

其中不少原因無法被總結與套用，而可以歸納出的原因，無非是其取材來源於生活體驗從而引發觀眾的共情，同時故事的想象力結合了社會文化基礎，奇觀化體驗有根基，觀眾更容易接受，抱有期待。

另一個角度，《哆啦A夢》這麽多年來閱聽人群覆蓋面廣，能給予不同階段的觀眾以各自的慰藉。

而這些，正是我們當代的中國動畫需要學習的。時光流走之間，當年人盡皆知的作品，離我們現在的時代已經有些不小的距離。如何傳承與創新，繼而不斷地推出屬於我們的國民動畫IP形象？這顯然是個值得被關注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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