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國當代著名現象學家、艾希施泰特-因戈爾施塔特大學哲學系教席教授瓦爾特·施瓦德勒（Walter Schweidler）應邀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辦講座，並接受了本報專訪。
原文 ：《“現象學能夠打開一個視域”——訪德國當代著名現象學家瓦爾特·施瓦德勒》
編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 錢立卿/博士
圖片 |網絡
學者簡介
瓦爾特·施瓦德勒（Walter Schweidler）：
德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施佩曼的重要弟子之一，德國當代著名現象學家瓦登菲爾斯哲學教席的接任者，德國政治哲學（裡德學派和“人的尊嚴”問題等）和現象學領域的專家。2000年-2009年，在德國波鴻大學哲學系任教席教授。2009年起至今在德國艾希施泰特-因戈爾施塔特大學哲學系任教席教授。他發表重要論文百餘篇，主要代表作有《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概念》（1983）、《精神力量與人權：人權的普遍性要求與第一哲學問題》（1994）、《好的國家：從柏拉圖到當代的政治倫理學》（2004）、《論人的尊嚴：人格的本源與生命與文化》（2012年，並於2017年在人民出版社中文出版）等。
現象學是哲學的一個本質特徵
《社會科學報》：
作為現象學家，您在多個哲學分支領域都有過研究，可否請您簡單地談一下您的研究生涯？
瓦爾特·施瓦德勒：
我當初只是以間接的方式進入現象學領域的。我在博士畢業論文（《克服形而上學》）中深入研究了海德格爾的著作，並且像他那樣把現象學視為一種方法，而不是哲學的原則。我認為，對海德格爾來講，描述現象的目的在於把人們的思想逼向極限，到達現象性的根源處，而這種根源本身並不是現象。在這方面，他和維特根斯坦很接近，後者在1930年代也有過一段“現象學時期”。博士畢業之後，我作為年輕的教授和助手，以某種方式跟隨了伯恩哈特·瓦登費爾斯的思想，深入研究了梅洛-龐蒂和利科，並在2000年接替了瓦登費爾斯的教席。
《社會科學報》：
在您看來，您這段研習現象學的經歷對於您的研究工作具有怎樣的意義？
瓦爾特·施瓦德勒：我現在深信，現象學能夠打開一個視域，使我們能夠以非形而上學的方式思考現象性的根源，這種根源本身不是現象，但只能通過現象來觸及。我們在時間哲學中找到了關於現象性的非形而上學思考的關鍵線索。關於時間的哲學有一個很大的論題域，比如人格（“敘事性的同一”）、歷史性的存在（“文化”）、人類身體的本體論意義（“肉身性”）以及藝術作品等。我目前正在寫一本書，是關於“另一種時間”的，比如神話的時間、詩人的時間、各種思想的時間、真理的時間等。我認為，在這“另一種時間”裡能夠發現現象性的根源。因此，作為一種方法的現象學是20世紀至今的哲學的一個本質特徵。然而，人們不該忽視，在如何思想的問題上，還有某些教條性的觀點也聲稱自己是“現象學”，從中產生了某種高度直覺性和神秘式的理解方式，這在倫理學和美學領域尤為突出。
施佩曼哲學的精髓
《社會科學報》：
近幾十年來，您關於人與人性的著作被視為繼承與發展了羅伯特·施佩曼的思想。您能否給我們解釋一下，在關於人類的思考方面，您和您的導師主要差別或不同的側重在哪裡？
瓦爾特·施瓦德勒：
我在1993年完成了教職資格論文之後，才開始真正明白施佩曼哲學的精髓。他在1996年發表了關於人格的偉大著作，這是我的入門之徑。施佩曼的偉大洞見涉及自然與理性的關係。自然不“是”任何東西，它是一切活物“具有”的東西，是在不同種類生物之間的差異性中顯示出自身的東西。所以，我們人類的自然，是在人和其他自然存在者的差別中顯示出來的，但這不是把人和這樣的自然割裂開來，更不是營造對立。因此，文化與歷史絕不是和自然相對的概念，而是體現了自然的真正內涵，正是自然一方面把人類和其他自然存在者區別開來，另一方面並沒有把人類徹底從其自身的自然條件中解放出去。然而，人類的自然有其獨特之處：我們既具有人性的自然，又超越了這種人性自然，也因此一般地超越了自然。通過思想、語言、邏輯、數學和藝術，我們超出了單純的自然。但儘管如此，我們的自然仍是所有這些能力的必要條件。這是我從施佩曼那裡繼承的最為重要的論題，最初體現在我2012年《論人類尊嚴》這本著作裡，然後出現在我關於“另一種時間”的研究裡，我希望這項研究成果可以在未來幾年裡出版。不過，施佩曼實質上對形而上學采取了肯定的態度，而我並不接受這一點，我認為，他的偉大洞見同樣可以對一個非形而上學的、探討時間和人的哲學來說富有成效。
《社會科學報》：
有人認為，按斯多亞主義和康德主義的看法，人類的尊嚴基礎在於人類的某些先天能力，它們不能從經驗性的角度來理解，在這個層面上也無所謂缺陷或不足。您如何看待這類觀點？考慮到人類與生俱來的某些非人性或非理性的方面對共同生活可能造成不良影響，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些方面？
瓦爾特·施瓦德勒：
我們必須要理解經驗和經驗科學的差別。人的本質以及人性的本質是不能夠通過經驗科學的方法來發現或解釋的，但它又毫無疑問植根於人類關於自我和他者的經驗。正如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所講的以及後來施佩曼在《幸福與友善》裡所進一步發揮的那樣，這類具體的經驗對於思考我們如何經驗到存在本身而言，具有范例性意義。我們知道什麽叫做“成為”自己、“成為”一個人、“成為”一隻蝙蝠等，而只有從這些基本經驗出發，我們才可能知道什麽叫“成為”一個約束變量的值。我們憑借語言、思想和想象，把關於我們自己的知識擴展為關於一切存在的知識。這些能力基於我們的自然或本性，但也取決於造成我們和所有其他自然存在者差別的東西，這就是主動去認識事物的自由意志，以及遵照我們必須歸於一切生物的權利來行事的自由意志。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夠自由地反其天性而行動、不拘泥於既成事實的存在者。自由意志使我們能夠尋找真理、表達真理，也能夠說謊和操縱事實。教育的任務就是喚醒和教化每個人對於自己和對於世間萬物的經驗與責任。
“任何發展都不能改變人的本質”
《社會科學報》：
恩斯特·卡西爾說過，不能僅僅把人類視為“理性的動物”，還應該把人類看作“符號性的動物”，我們是通過創造符號及其他文化產物而成為自由的人。您是如何看待這一觀點的？我們又該如何理解符號行為與實現人類尊嚴之間的關係？
瓦爾特·施瓦德勒：
卡西爾在關於語言、神話思想、科學與藝術是如何讓人進入存在一般的問題上，獲得了正確而天才的研究成果。只不過他的新康德主義預設讓他過高地估計了科學的目的論意義。在我看來，卡西爾的研究在列維-斯特勞斯的一系列著作中以決定性的方式得到了繼承和徹底的重新奠基，尤其表現在後者的《野性的思維》裡。對我而言，列維-斯特勞斯的一個洞見繼承了卡西爾的關鍵思想，也就是說，文化和社會奠基於從自然向文化結構的符號性變換，而符號交換正是語言實在和社會實在之間的關聯性特徵。我們不得不讚賞卡西爾的卓識，他在1944年左右寫的生前最後幾篇文章裡就已經認識到，關於符號動物理論的結構主義原則是很重要的。
《社會科學報》：
如今人工智能技術正在改變世界，而且人們把它視為新一輪技術革命。人工智能有可能在不久之後給我們帶來真正的突破性的成就，但其中的風險尚未可知。作為哲學家，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它們會不會在今後改變我們對人權和人類尊嚴的看法？
瓦爾特·施瓦德勒：
在人類歷史上，任何發展都不能改變人的本質。所有時代的所有人身上都體現出了人的本質。但是，對人性而言，“智能”機器人當然會帶來不可預見的新挑戰。這些挑戰出現之際，哲學必須有所反應。但預言這種挑戰並非是哲學的任務和能力所在，相比之下，藝術和文學是更合適的思想資源。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就是一個例子。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77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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