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與央行的15年“情緣”
記者 付碧蓮
東方IC 圖
2018年全國兩會期間，被外界視為釋放年度貨幣政策信號的央行記者見面會在3月9日上午如期舉行。雖然這已是一年一度的規定動作，不過這一次因周小川這位已“超長服役”的央行行長卸任在即，令這場見面會的熱度進一步升溫。
素有“中國的格林斯潘”之稱的周小川今年已70歲，連任三屆央行行長之職令其成為迄今為止在任時間最長的中國央行行長。過去15年間，周小川帶領下的央行走過不凡的歷程。
貨幣政策篇
非典、金融危機，“穩健”應對
過去15年間，整個國際經濟環境以及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說是又一番“滄海桑田”。而作為貨幣政策主導者的中國央行始終應巨集觀經濟環境與市場客觀規律之需，切實踐行著“穩健”二字，為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保駕護航。
穩健當頭 趕走“非典”陰霾
2002年12月，周小川正式出任中國央行行長。在剛上任後，中國貨幣政策就可謂“好戲”連台。從年初開始鬧得沸沸揚揚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到年中掀起軒然大波的“121”房貸政策，然後再到下半年出人意料地如驚雷般的準備金率調整，最後在年底又悄然推動利率市場化。
2003年2月25日，公開市場業務交易日由每周二一個交易日調整為每周二、周四兩個交易日。同時，建立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流動性日報制度。
2003年6月5日，《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121號文）印發。
2003年8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從2003年9月21日起，將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由原來的6%調高至7%，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暫時執行6%的存款準備金率不變。
2003年12月21日，下調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金融機構在人民銀行的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由現行年利率1.89%下調到1.62%，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維持1.89%不變。
2003年12月27日，原《中國人民銀行法》第十二條增加了一款“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應當在國家巨集觀調控、貨幣政策制定和調整中，發揮重要作用。”第一次在法律層面明確貨幣政策委員會在國家巨集觀調控、貨幣政策制定和調整中發揮作用。
在2003年央行的穩健貨幣政策下，中國經濟逐步走出“非典”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周小川於2008年回顧過去5年的貨幣政策時曾表示，5年間，貨幣政策在科學性和前瞻性方面有不少的進步。比如，2003年，公眾都擔心“非典”會不會把經濟拖下去。但從那時，國務院、央行和國家主管部門就開始研究中國雙順差問題，同時開始設計和推行一系列回收流動性或調控流動性的措施。“現在想起來，我們現在執行的措施基本上都是2003年設計並開始試行的，說明還是非常注意科學性和前瞻性的”。
靈活多變 應對全球金融危機
在周小川第一次連任之時，恰逢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都被擺到了放大鏡之下，牽一發而動全身。當時，中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被視為經濟的“穩定器”，起著救市的作用。這對於中國央行以及剛剛連任的周小川來說，無疑都是巨大的壓力。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從2008年上半年的適度從緊到下半年的適度寬鬆，出現明顯變化。從2008年初開始，為防止經濟過熱，央行半年內五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然而，隨著國際金融危機效應的蔓延，中國GDP增速連續5個季度出現回落，經濟下行趨勢及壓力加大，通貨膨脹的風險一下子轉成了通貨緊縮。於是，央行快速調整貨幣政策，開始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2008年1月16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08年1月25日起提高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執行15%的存款準備金率。之後，在3月18日、4月16日、5月12日、6月7日又連續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
而進入下半年，央行的貨幣政策開始180度轉變。2008年9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從2008年9月25日起，除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郵政儲蓄銀行暫不下調外，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下調1個百分點，汶川地震重災區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下調2個百分點；9月16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27個百分點，由7.47%下調至7.2%，其他各等級貸款基準利率相應調整。
緊接著，當年10月9日、10月30日、11月27日、12月23日，央行又接連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
周小川曾在“博鼇亞洲論壇2014年會”上表示，中國經濟處於轉型期，必須動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
也是在2008年這一年，大家發現此前一直以一頭黑發示人的周小川突然間滿頭白發。
職能轉變 從行政化到市場化
在不少人看來，周小川在2008年的第一次連任相當程度上可能是出於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這一非常時期的非常選擇。到了2013年，周小川以超齡之姿再度連任中國央行行長一職。
2013年3月13日，在是否連任的問題上，周小川的回答是：“不管我本人是否連任，所謂實踐檢驗真理、實踐檢驗政策，做得對的東西肯定會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而就在幾天之後（3月1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國務院各組成機構負責人，周小川成為首位“三連任”的央行行長。
只是，如同5年前一般，當下擺在周小川面前的依舊是巨大的挑戰。2013年初，關於“貨幣是否超發”的問題引起一系列討論。於是，央行采取穩中偏緊的貨幣政策。2013年6月的那場“錢荒”到如今回想起來依舊心有余悸。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流動性緊張也帶來了正能量，央行的調控手段更新，機構和市場的抗壓能力也得到相應提升。這一年，無論是央行重啟正回購、重啟3個月央票以及3年期央票，還是6月份貨幣市場利率大幅波動時央行進行非公開的常備借貸便利（SLF）操作，以及7月份公開市場上的“放短鎖長”操作，都凸顯出在貨幣政策維持中性背景下，央行管理流動性的思路——維持銀行體系流動性的穩定和適度，引導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平穩增長。與此同時，央行金融調控更加注重“用好增量、盤活存量”的金融調控，旨在減少貨幣信用創造，推進金融脫媒化進程。
金融改革篇
參與金融改革，“很有幸”
正是在“錢荒”這一概念開始衝擊市場的2013年，中國的金融改革進入波瀾壯闊的一年。在金融去杠杆的大基調下，無論是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還是資金利率，都以加速態勢在全球金融市場掀起一場風起雲湧。
利率市場化 取得決定性進展
利率市場化改革是中國金融改革的根本。2013年7月19日，央行決定，自7月20日起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由金融機構根據商業原則自主確定貸款利率水準。9月下旬，央行繼續穩步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工作：建立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推動開展貸款基礎利率報價工作；推進同業存單發行與交易，為穩妥有序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創造條件。
其實，2012年底，周小川已明確表示，近期，著力健全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提高金融機構自主定價能力；做好貸款基礎利率報價工作，為信貸產品定價提供參考；推進同業存單發行與交易，逐步擴大金融機構負債產品市場化定價範圍。近中期，注重培育形成較為完善的市場利率體系，完善央行利率調控框架和利率傳導機制。中期，全面實現利率市場化，健全市場化利率巨集觀調控機制。
由此可見，央行的利率市場化的規劃圖譜已非常明晰。
周小川在2016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發表演講時表示，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應該說在去年底之前基本上就已完成，金融機構都有自主決定利率的權力。當然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應該說利率市場化已有決定性的進展。
銀行業改革 實現“涅槃重生”
而利率市場化改革推進的前提之一就是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在周小川15年的央行行長任期內，中國銀行業可以說是經歷了脫胎換骨的涅槃重生。
在周小川上任央行行長之初，恰逢中國銀行業陷入嚴重的困局，改革迫在眉睫。2003年，大型商業銀行報告的不良資產率是25%，市場的估計基本在35%至40%。
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國家決定啟動大型商業銀行股份製改革。
2003年12月30日，國家開始啟動對國有商業銀行注資。通過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向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分別注資225億美元。
2005年6月17日，建行與美洲銀行簽署戰略投資合作協定。這是四大國有銀行首次引入海外戰略投資者。
2005年10月27日，建設銀行率先在香港H股上市。2006年6月1日，中國銀行在香港H股上市。
2006年7月5日，中國銀行回歸A股，創下當時A股IPO數項記錄。2006年10月27日，工行在香港和內地同時掛牌，成為全球最大的IPO。2007年9月25日，建設銀行回歸A股，工、中、建三大行在A股“會師”。2010年7月15日，農行內地掛牌，並將於翌日在香港掛牌。至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均順利完成上市。
2009年，我國金融管理機構代表中國正式加入了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
2011年11月，金融穩定理事會宣布，全球首批29家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名單，中國銀行成為中國乃至新興經濟體國家和地區惟一入選銀行。
至此，中國大型商業銀行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截至2011年末，我國銀行業總資產達到111.5兆元，是2003年改革前的4倍多；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餘額和比率實現持續“雙降”，不良貸款比率從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2011年末的1.8%。
然而，正如周小川在2012年初所言，已完成的商業銀行改革重點解決了資本充足水準和品質等問題，“但我國大型商業銀行改革的路線仍沒有走完，有必要進一步深化商業銀行改革”。
堅定匯改 人民幣走向國際化
過去的15年間，作為中國金融改革重要組成部分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可以說是成績斐然，而作為中國央行掌舵者的周小川更是被外界稱為“人民幣先生”。
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批準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幣成為繼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之後，加入SDR貨幣籃子的第五種貨幣，人民幣成為第一個被納入SDR籃子的新興市場國家貨幣。
時任IMF副總裁朱民在當時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政府提出人民幣“入籃”時，由於不可兌換等原因，人民幣不符合IMF的要求。因此，圍繞人民幣如何能滿足SDR運營要求的標準，雙方擬定了一個方案，央行需要完成一系列改革。“我們給央行的長官很高的讚譽，因為他們有勇氣來推行這個改革，來爭取這個地位。特別是行長周小川，推行這個改革一步步往前走”。
人民幣匯率改革一步步走來，頂著西方國家的各種質疑、頂著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的風險、頂著各種做空基金的惡意狙擊，可謂是“殺出了一條血路”。
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改正式啟動，啟動浮動匯率制度。對此，周小川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說：“固定匯率好像打仗時手裡拿的盾牌，無論你如何打來，我都堅持不動；如果我堅持不住，衝擊就會造成影響。浮動匯率則像海綿墊子，你要打進來我就給你一個軟的，進來就進來，我不讓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時候，我還夾你一下，讓你脫一層皮再走。”
2007年5月21日，央行決定，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0.3%擴大至0.5%。
到2008年4月10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7.0關口，匯改以來人民幣升值幅度達近20%。但受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人民幣停止升值走勢；同時，在危機爆發後，人民幣開始緊盯美元。不過，在兩年之後的2010年6月人民幣匯改再度啟動。當年6月19日，央行宣布重啟自金融危機以來凍結的匯率制度，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2012年4月14日，央行決定自4月16日起，銀行間即期外匯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0.5%大至1%，為5年來首次。2014年3月17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1%擴大至2%，外匯指定銀行為客戶提供當日美元最高現匯賣出價與最低現匯買入價之差不得超過當日匯率中間價的幅度由2%擴大至3%。
2014年7月2日，取消銀行對客戶美元掛牌買賣價差管理，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更大作用，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匯率預期分化，中央銀行基本退出常態外匯乾預。
周小川在2018年3月9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對於人民幣國際化，應該說主要的政策該頒布的都已頒布。另外，中國是穩步地、漸進地逐步推進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可兌換以後，還存在著一些個別方面的限制，這些限制也會逐步、穩步地放開，放開以後，人民幣國際化還能夠進一步地向前邁進。
面對“漫長職業生涯中有哪些難忘和遺憾的事情”這一問題，周小川說：“事情太多了，很難挑出來。有幸和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開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進。”
責任編輯：馬龍 SF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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